第二个原因,许多人认为格律是束缚、是累赘,格律是影响诗词写作的拦路虎,其实恰恰相反,格律是写诗、特别是写出好诗的助产士。闻一多曾经把写格律诗比作“带着镣铐跳舞”,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跳得好才算有本事。其实一定的形式限制对做任何事都是有益的。譬如写文章,我们可能常有这样的体会,头脑里有很多想法,思绪万千,但一拿起笔,就不知从何写起。因为写文章也有“形式”要求: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哪个要详写,哪个可略写,这个论点放哪里,那个例子怎么显示,都要认真考虑甚至事先想好,甚至具体到每一句话;还要受语法和逻辑的限制,动宾要搭配,关联词语要配合。我们总不能拿起笔来就写吧?作诗就是高一层次的写文章,有比一般写文章更高要求的限制。格律诗的要求就更高了,某处非得押韵,某处非得要用平声或仄声,某处最好要对仗,你更得想方设法去满足:替换某些字,调整某种句式或语序。很多情况下,在调整过程中会发现比原来所用的要好得多的字或词句,有时更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实在是写诗过程中的一乐。比如王安石的《桂枝香 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并不善词,他留下来的词中最有名的也就这一首。前人评价这首词,特别赞赏这个“矗”字。这字在古代是个冷门字,其字义本来是挺拔地“直立”,与“斜”插的酒旗也不甚吻合,但正因为用得不合常理,才受到人们的赞叹。而据我看,这个字就是为了凑韵,无意中找出来的,恰好成就了这首词。我甚至怀疑词中的“簇”字也是这样来的,不用这个韵,一般人是想不到用这个字的。
当然,格律的限制也确实会带来无奈。我们读前人的作品,有时会发现某处或某个字用得不好,很可能是因为格律限制造成的。例如毛泽东诗《送瘟神二首之二》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按时代顺序及重要程度,明明应该是“尧舜”呀,说成“舜尧”,就是为了要押韵的缘故。至于古诗词或古文里,因为字数限制,把司马迁说成“马迁”,把诸葛亮说成“葛亮”,削足适履,那就更是无奈的事了。也有的诗人不愿受格律的束缚,故意违律,从而造成某种“拗体诗”的产生。但违律的前提是懂律,你懂得它的格律,故意去违背,那就是创新。历史上拗体诗写得最好的是杜甫,而格律诗写得最严格的也是杜甫,这就可见其中的关系了。而我们现在有些人根本不懂格律,而美其名曰“创新”,曰“不受限制”,那就有点闭着眼睛说瞎话了。就好像“五四”时期批判传统文化、批判文言文的,都是一些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饱学之士,他们的批判是事出有因。而后来、包括现在的人,古书也没读过几本,古诗文也写不通,却跟在后面批判,就只能说是“瞎起哄”了。
格律形成经历了2000多年,新诗才100来年。不薄古人爱今人。生命向前。
古诗未成格律时,有篇无句浑融一体。到唐诗,有句无篇。到宋,有字无句。绿、簇就是例子。式微是生命之必然归宿。爱可以,叫魂不必。否则,是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