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 二十三岁

1月28日　致信萧子升，请帮助借《甲寅》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1]。二月十九日，再次去信借这两期杂志。

2月29日　致信萧子升，列出七十七种书目。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至于萧愿意赠书和赠钱问题，则予以婉言谢绝。

3月22日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5月29日　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下，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任都督。

6月24日　致信萧子升，诉说因汤芗铭军队骚扰不能回家探母的心情，“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6月26日　离长沙回韶山，路过银田寺，宿一友人家中。当晚，写信给萧子升，告以途中所见陆荣廷的桂军和讨袁的护国军扰乱群众的情形：“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信中还描述了沿途的秀丽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7月4日　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驱逐，从长沙逃走。

7月9日　由韶山动身返长沙。十二日在湘潭、十八日在长沙一师，连续致信在乡间的萧子升，谈对湖南时局的看法。在十八日的信中，对各派军阀乘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机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为害湖南，甚为愤慨。但又说：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驱逐“颇为冤之”，是“湘之大不幸”。“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自己对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7月25日　再次致信萧子升，谈湖南问题及国际局势。关于湖南问题，仍持前信看法，说汤芗铭去后，暴徒横行捕人杀人，“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信中谈到日俄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密约，提出要认真对付日本的侵略，注意“东事”。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暑假　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很大的兴趣浏览杨昌济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从杨昌济谈话中得知，离板仓四十多里的高桥塘冲，有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随后便专程访问。称赞柳午亭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开学后　国文课讲授文字源流。毛泽东对《文字源流》一书，读得十分精心，写批注，作注音，还改正一些错字。

秋　一师奉令实施“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全校编为一个营。毛泽东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训外，还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连一切文牍事务。

12月9日　致信黎锦熙。说接到来信后，知去年十一月九日信中劝黎锦熙不要在袁世凯政府做官的意见不当，黎的任职不过是编书，仍是“书生事业”，并不是做官。信中说，对黎锦熙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的意见，不尽以为然。信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现在认识到体魄和精神不能两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心身可以并完”。说自己身体不强，近因运动之故，受益颇多，“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十分重视锻炼身体，依季节的变化，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体操、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认为这些方法，既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他曾在日记本上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甲寅》月刊，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该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协助编辑，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第11、第12期并未出版，毛泽东当时尚不知道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