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情礼冲突 | 从成礼到越礼：是放浪形骸，还是全身远祸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强。欢迎收听《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第10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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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课我们说到，酒对于阮籍有全身远祸、保全性命的作用。魏晋时期的名士们任达放诞，而统治者们却标榜着“以孝义治天下”，这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冲突。

那么，阮籍究竟是怎样激烈而大胆地对礼教作出反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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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的一天，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府邸，正有一场大型的宴会。到会的客人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当时的司隶校尉何曾，另一个就是当时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的阮籍。宴会上，何曾一开始看见阮籍，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阮籍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按照儒家丧礼，他应该守孝三年（一般25个月），根本就不该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出现。

何曾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第一，何曾所任的司隶校尉一职本来就是监察官，京城所有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看阮籍不顺眼，其实也是职责所在，本能反应。第二，何曾本人是一个以礼法自居的人，当时被称作“礼法之士”，也就是“道德先生”。用今天的眼光看，此人多少是有些迂腐刻板的，类似于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那位“套中人”！

估计阮籍也看到何曾那阴云密布的脸了，但他假装没看见。一开宴，他就大吃大喝，旁若无人。这下何曾更是怒不可遏。因为按照丧礼，孝子服丧期间是不能饮酒吃肉的，阮籍这么做显然是没把孝道和丧葬之礼放在眼里，或者说，是没把何曾这个“风化警察”“道德模范”放在眼里。于是何曾就气呼呼地对司马昭举报，说：“眼下明公您正在以孝治天下，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而且喝酒吃肉，如此居丧无礼，应该处以流刑，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以弘名教！”

从维护纲常礼教的角度看，何曾说的也没错。汉代以来，统治者无不标举“以孝治天下”，不孝之罪，在当时重则杀头，轻则流放，都有先例可循。当时在座的宾客想必都为阮籍捏着一把汗。司马昭看了阮籍一眼，对何曾说：“嗣宗因为丧母之痛已经不像个人样儿了，你不能为其分忧倒也罢了，为何还要这样说呢？况且，人在服丧时因为有疾病而饮酒食肉，本来也是符合丧礼的。”

司马昭说阮籍有疾病，并非空穴来风。阮籍到底生了什么病呢？有两种可能：

其一，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阮籍很可能是服用五石散的，而我们知道，吃了五石散必须要饮热酒，多吃冷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服药之人当然就可以视为有病之人。有病之人居丧期间饮酒食肉是符合礼教规定的，因为儒家丧礼不赞成“灭性之孝”，灭性就是把自己弄得要死要活，你如果因为悲痛，竟然把自己给“消灭”了，那是一种更大的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其二，在母亲去世这件事上，阮籍虽然无视礼法，事实上也是极其痛苦的，他得的是“废顿”之病，废顿就是因为过度悲痛，身体垮掉了，以至于僵卧不起。阮籍三岁就失去父亲，母亲守寡、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母子情深，自不待言。有记载说：阮籍母亲将要死去的时候，他还在和人下围棋，对方知道这情况后，要求停止下棋，阮籍不肯，非要下完不可。这似乎是有些铁石心肠，但他下完棋后又饮酒三斗，放声号哭，吐了好几升鲜血，精神萎顿了好久。

还有一个记载说，阮籍的母亲将要安葬的时候，阮籍竟然蒸了一头小猪，就着猪肉喝起酒来，而喝酒吃肉都是违礼的行为。这次阮籍只喝了二斗，就去和母亲的遗体做最后诀别，那一刻，阮籍万念俱灰，嘴里只说了一声“穷矣”（犹言“完了”），就嚎啕大哭，刚号了一声，又吐出几口鲜血来，再次瘫倒在地。这都说明母亲的死让阮籍悲痛欲绝。

司马昭说阮籍有病，大概因为他知道阮籍在母亲的丧礼中，曾两次吐血，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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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补充一个信息。就是阮籍年轻时本来不是这么狂放任性的一个人，甚至在司马昭的心目中，天下最谨慎的人非阮籍莫属。

那么，居丧无礼的阮籍到底算不算是个孝子呢？要我说，阮籍不仅是个大孝子，而且是个不可多得的性情中人。在阮籍看来，亲情乃是人伦至情，本乎自然，根本不须繁文缛节来证明，居丧无礼，不等于不孝；反过来说，礼数周到，面面俱到，也未必就是真孝。阮籍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礼义廉耻早被当权者抛在脑后了，而他们却在宣扬什么礼法名教，不过是为了瞒天过海，欺世盗名。慧眼卓识的阮籍看透了这一点，既然礼已崩，乐已坏，我何必要做那帮窃国大盗的应声虫呢？

所以，酒对于阮籍来说，只是一个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是全身远祸、保全性命的工具，也是反抗礼教、张扬自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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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不仅“居丧无礼”，还对“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礼教发起大胆挑战。

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就去和嫂子道别。这事儿放在今天再正常不过了，可在当时，就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因为儒家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礼记·曲礼》甚至说：“男女不杂坐”。但阮籍可不管这些。他隔壁邻居有一位少妇长得很漂亮，开了一家酒馆，自己当垆卖酒。阮籍就经常和王戎一起去喝酒。阮籍一喝醉，就躺在老板娘的身边呼呼大睡。这自然引起老板娘丈夫的怀疑，于是就在一边严密监视，可到后来，他发现阮籍真是睡着了，并无非分之想，于是也就释然。阮籍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男女不杂坐”的礼法束缚。

《礼记·曲礼》对叔嫂之间也有规定，就是“叔嫂不通问”。这样的伦理规定在战国时代就受到过质疑，比如《孟子》一书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

有个叫淳于髡的人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回答：“当然是礼了。”淳于髡马上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如果嫂子溺水了，又不会游泳，小叔子要不要伸手救她呢？这问题今天有人爱问一个男士：如果你的母亲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你到底先救谁一样，是个两难选择。要我说，这样问问题的人一般都心术不正，他就是给你挖了坑让你跳，就是一个语言和道义的陷阱，你怎么回答他都说你错！

就拿这个嫂子溺水的故事来说，淳于髡也是挖了一个坑让孟子跳——你伸手拉嫂子吧，就违背了礼；见死不救吧，就违背了基本的人性。怎么办呢？

孟子果然是圣贤，回答得非常干脆：“嫂溺不援，豺狼也！”言下之意，见死不救，你连人都不是了，还谈什么人之礼呢？这句话先声夺人，首先表明必须要救的立场。接着又晓之以理，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必须要注意这个“权”字，权的本义就是秤锤，秤砣，以前没有电子秤，我小时候见过的秤，是有秤杆、秤砣、秤盘的，秤量物品的时候，随着秤盘上添加物品的重量去移动秤锤，确定秤杆上的刻度，这个过程就叫做“权”。所以权在这里是个动词。孟子言下之意：男女授受不亲，固然是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该遵守；但如果发生嫂子溺水的特殊情况，那就必须“援之以手”（伸出救援之手），这是合理的权宜变通之计。也就是说，礼固然是礼，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碰到救死扶伤的事情，是可以变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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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像孔子、孟子这样通达的圣人不能永远活着，他们死后，理论的解释权便被历代统治者垄断了，被改造的儒家礼教渐渐变得僵化、迂腐、甚至缺乏人性。所以，对于“竹林七贤”这样的乱世精英来讲，他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拨乱反正，这也就是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名教礼法的局限性，听凭自然本性和内心情感的召唤。

“阮籍别嫂”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礼”和“情”的张力和冲突。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他偏要去道个别，这事传出去后，就有人讥讽他违背礼法。这个时候，阮籍开始发飙了，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7）——礼法这玩意儿，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设计的吗？这话是很自信也很自傲的，其潜台词大概有两个：第一，礼法从来就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设计的，他们要别人遵守，自已却往往逍遥法外。解释权永远在他们那里，还不许你质疑。说穿了，这是骗子统治哑子！第二，礼法这劳什子压根儿“忽悠”不了我这样重情重义、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所以你用你法，我行我素，咱们两不相干！

这句话可以说是魏晋名士最具个性解放精神的自我宣言，充满了先知先觉者的大智和大勇。“礼岂为我辈设”这几句话，等于告诉我们，礼法之内找不到“我辈”，一个人要想活出自我，只能超越各种世俗的匡范和拘囿——这叫“礼外求我”。

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反礼教的“钉子户”，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对于那些不符合人性的礼法教条和强奸民意的“霸王条款”，每个有尊严、有人格的人，都有大胆说“不”的权利！所以，阮籍虽然经常喝醉，却有一份常人没有的清醒。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酒”：

“酒，这水与火的综合物，当它倾泻在杯中的时候，它是五谷之水，当它顺着咽喉奔腾到胃肠的时候，它就是生命之火！酒，它是‘存在’，而酣畅之后，酒，更指向‘虚无’！喝酒、醉酒的整个过程，人生的各种况味仿佛都一一尝尽了。有人说，麻将如人生，其实，麻将桌上，机心重重，红眼相看，从来到不了精神的极峰。倒是酒桌上，杯盏间，千古悲欢，一己怅恨，都可一饮而尽，回味无穷！”（《世说三昧》）

我还写过自己的喝酒心得：

“我爱酒，真的不是爱它带来的麻醉，而是爱它能够增强我对于平凡生活中那些美好瞬间的记忆。想想啊，人们吃饭是为了果腹，但喝酒却不是，酒虽是物质化的东西，却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可以让你在短时间里做‘神超形越’之想。如果你和朋友喝了酒，那次吃饭才不仅只是吃饭，而具有了不同的内涵。”（《惊艳台湾》）

那么，为什么魏晋名士喝酒能喝出如此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深度？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奥秘呢？我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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