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辛弃疾:苦心南渡却落得半生失意

30.辛弃疾:苦心南渡却落得半生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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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案·元夕》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这熙熙攘攘的赏灯人群里,不知道是谁引起了他的注意。灯光太闪烁,人群太稠密,稍不留意便失去了那人的踪影。他苦苦地在人海中找寻,向人潮最汹涌处找寻,向花灯最璀璨处找寻。当焦躁已难抑制的时候,蓦然回首,不经意间却在黯淡的灯火下,清冷的人流处,看到寻找已久的佳人正亭亭地站在那里。


撷取三位词人的词句,以赋诗断章与创作集句的手法重新组合,以阐述崭新的内涵,这也算是中国诗词传统的一种妙趣了。这种对诗歌正统的解读方式,早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年间便流行于贵族社会了,尤其是在外交场合里。


《左传·文公十三年》有这样一段故事:

这一年的冬天,鲁文公去晋国朝见。晋国是当时的强国,小国、弱国必须和它搞好关系才行。鲁文公一路西行,在经过卫国的时候,卫国国君卫成公请鲁文公帮忙,拜托他顺便代为调解一下卫国和晋国的关系。鲁文公到晋国搞完了外交,在回国的路上,郑国国君郑穆公也来拜托鲁文公,请他代为调解郑国和晋国的关系。那么,郑国是怎样发出请求的,鲁国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左传》的记载极其简要:在那次国宴上,郑国大夫子家赋《鸿雁》一诗的首章,鲁国大夫季文子答道:“我们的国君也不免于此啊。”随后赋了《四月》一诗的首章。子家又赋《载驰》一诗的第四章,季文子赋了《采薇》的第四章作为回答。郑穆公拜谢,鲁文公答拜还礼。


双方你来我往,分别赋诗两次,事情就这么谈成了。对于今天那些从不曾读熟过《诗经》的读者来说,看这样的场面简直就像在看黑社会在对江湖切口。事实上,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意义上说,先秦贵族的赋诗外交与黑社会的江湖切口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一种圈内语言。


所谓“子家赋《鸿雁》”,首章的具体内容是: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诗歌以飞翔的大雁起兴,感叹在外服役之人的辛苦疲惫,最后仿佛带着哭腔在说:“想想这个可怜人吧!同情一下这个鳏寡之人吧!”郑国大夫子家赋这一章诗,分明是在鲁文公面前扮可怜,希望赢得鲁文公的同情,由鲁文公出面代郑国向晋国去疏通关系。这些话用诗歌语言诵读出来,当真文雅得紧,又是截取现成的诗句为我所用,更显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派头,虽然是自诉可怜来求人帮忙,但话里话外一点也不带穷酸相,不伤自尊。试想同样的内容如果换成大白话说出来,的确有点让人张不开口。


鲁国大夫季文子听出了子家的意思,答了一句“我们的国君也不免于此啊”。意思是说:你别只觉得就你们郑国国君可怜,其实我们鲁国国君也一样可怜,你还是去求一个不那么可怜的人来帮你吧,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啊!季文子感叹过后,也赋诗作答,所赋的《四月》首章是: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这四句的大意是说:“四月就入夏了,到了六月已经是暑气难挨,我的祖先啊,你们就不会可怜可怜我吗!”季文子引这一段诗,是在暗示子家:我们国君刚刚从晋国回来,如果答应你们的要求,就还得返回再去晋国一趟,这样的旅途奔波也未免过分了吧。


这一番言辞往来,子家恳求,季文子推托,好比两个酒肉朋友在讨论借钱的事情,想借钱的人在哭诉可怜以博取同情,被借钱的人说:“我也不比你更宽裕啊,实在拿不出钱来帮你啊!张三李四他们哪个不比我混得好,你为什么偏偏找我借钱啊!”


季文子虽然一力推托,子家却并不放弃,接着赋出了《载驰》的第四章: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的大意是说:“我走在原野上,看见麦子正长得茂盛。我要去求大国帮忙,可我能信靠谁呢?又有谁能够急我所急呢?各位大夫,各位君子,你们不要责备我这样做不对,你们纵然有上百种好的主意,也不如我亲身去跑一趟。”这几句正好回答了季文子赋出的《四月》首章,言下之意是:奔波确实很辛苦,但还有什么办法呢?坐而论道管什么用呢?要想取得大国的援助,还是免不得劳动贵国国君亲自去跑一趟。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鲁国君臣看来也不好意思继续推托下去了,于是季文子赋了《采薇》第四章: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诗句是说:“那盛开的是什么花?是棠棣之花。那辆车是谁的车?是君子的车。战车已经备好,拉车的四匹马又高又壮,怎敢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呢?一个月里打了三次仗。”《采薇》是写征战之事的,季文子这里引用出来,只是告诉郑国君臣:那我们就为贵国跑一跑腿好了,你们就等候好消息吧。


郑穆公听懂了季文子的意思,所以才会行礼拜谢,然后鲁文公答拜还礼。国家外交就是这样靠着赋诗顺利进行下来,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的辞令,无论是恳求还是拒绝,无论是被求还是被拒,一切的沟通与交锋都是在富于审美情调的诗句里,在诗句的言外之意里平滑进行的,全然不会伤了自己或对方的面子。


当时的贵族们不需要自己会作诗,只需要能背诗、会用诗也就够了。当然,这个标准也绝对不算很低。从背诗的角度来看,《诗经》收诗三百零五篇,春秋时代贵族们需要掌握的诗歌应该比这稍微多些,在那个文字传写极不发达的时代,要背熟这么多内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背熟之外,还需要“正确”理解诗歌的含义,这就更不容易了。


在王国维的晚年,对“三种境界”说有过自己的一番阐释。事情载于蒲菁的《人间词话补笺》:吴芳吉曾受蒲菁的请托,专程拜访王国维请教“三种境界”的含义,王国维答道:“第一境即所谓世无明王,栖栖遑遑者;第二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第三境非归与!归与!之叹与?”


在这样的解释里,三境皆与孔子的遭际有关。“世无明王,栖栖遑遑”,是说天下没有明君,试图恢复礼乐之治的孔子无限焦灼地奔走于列国之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在处处碰壁之后仍然固守的一种坚持,明知道正确的主张不为混乱的现实世界所容,但依然无怨无悔。“归与!归与!”这是孔子晚年的感叹,是当他在中原诸国受尽了磨折之后蓦然看到的一点希望:其实家乡后生大有可造之材,自己又何必离乡背井呢?


王国维对自己当初的“三种境界”之说提出这样一种解读,不知道掺杂了何等复杂的晚年心境。就是在这同一年,在为吴芳吉做出“归与!归与!”的新释之后不久,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不再辱”这一份令人费尽猜详的遗书,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谁也不知道他在“蓦然回首”之际究竟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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