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二）

1938年12月3日，周恩来等经衡阳到达桂林后，对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12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还在桂林联名致电各地中共党组织：“周、叶已抵桂，南方局暂设此，特此通知。”而且电文中的标题就是“南方局在桂林成立”。（馆藏资料，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及基本陈列展示内容）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示南方局组织机构正式建立。后因考虑到国民政府陪都在重庆，故当月16日南方局报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所以，桂林办事处既为公开的八路军设在桂林的办事处，对内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构。同时还兼有新四军驻桂通讯处的任务（采访资料《殷承祯同志回忆录》，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设立不仅仅是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历史产物，也是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执行具体领导任务的办事处机构。由于抗战时期的重庆地处西南一隅，交通并不十分方便，在长江水路被日军封锁、切断之后，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自然条件下，不能十分方便、快速、有效地统一指挥整个中国的抗战，尤其是对中国南部地区。虽然中共南方局机关最后决定由桂林改设重庆，那只是因为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定都重庆，目的是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机构对等，方便与国民党商讨、协调抗日工作而已。

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重庆虽然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但由于地理条件和政治环境的限制，在广大的中国南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我党的独立领导作用，并产生积极的引导与影响作用，真正能够使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抗日方针政策、指示精神得到贯彻落实，还必须依靠桂林这个特殊政治环境和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传播与辐射，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尤其对新四军地区和南方各地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与联络作用，就只有充分发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特殊功能，在行使和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具体领导职能方面，也就基本上由桂林“八办”及所属地下党组织来代为完成了。从实际作用来讲，桂林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亚于重庆所发挥的作用，一定时段内桂林“八办”是南方局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办事机构和派出机关，甚至说在“皖南事变”前，是南方局的“化身”，“替身”也不过分。因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6月的短短半年时间内，周恩来就曾连续三次来到桂林。1939年上半年叶剑英也先后在桂林住了半年多时间，李克农则直接坐镇桂林指挥具体作战方针的实施等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桂林办事处的设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有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为有效领导南方各地抗日斗争，关心新四军的领导组织建设，以及解决党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军需给养困难问题，周恩来同志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间，曾三次来到桂林“八办”亲自部署和指导工作，适时在党内传达党中央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在桂系上下和文化人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为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造一个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更好地指引南方的抗日游击斗争，叶剑英同志也曾多次来到桂林“八办”直接指导工作，并利用受桂系邀请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极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老革命家徐特立、博古、李达、叶挺、郭沫若以及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等，也先后到办事处从事革命工作。“办事处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既公开又秘密的，并集领导、办事职能于一身的组织机构，负有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使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序第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广州、武汉沦陷后，这时的桂林已是全国仅有的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这里西可通滇、贵、川、陕，东达湘、赣、浙、皖，又是南方新四军地区的重要通道。在中国大陆对外联系的水陆交通断绝后，桂林便成了由海外沟通国内运输线，从越南海防入口，经镇南关进入广西这条通道的必经之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战争环境中，利用桂林的地理优势，发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特殊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出处：《桂林抗战史料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