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问路12《离乡二百里》

离乡二百里

这是一个尴尬的题目。也是一段尴尬的距离。我确乎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离乡”二字，该以怎样的心情数量这二百里的旅程。也真的说不清自己究竟算故乡人，还是异乡人。是游子，还是土著。然而，我的确是离乡二百里，并且，这二百里的旅程用去了我三十多年的光阴。

一

出走、离开、向远方等意识的觉醒，似乎是生命必绽的萌芽。它的到来好像比青春期还要早些。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应该始于第一个梦醒来之后。

确切的说，是在我七岁或者八岁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家里来了三个女人。大的或者较老的四十岁上下。比母亲大些。母亲让我叫她“圈”娘。这样的称呼我懂是啥意思。“圈”是我称为娘的男人。这个“娘”定是“圈”的媳妇了。只是这个我该称之为“伯”的“圈”，我不知是何许人也，我从未见过他。

中间那个女的十七八岁。跟我的小姑岁数相仿。只是比我的小姑长的脸要白，眉要秀，眼要俏。总之，加在一起比我小姑好看。我长到七、八岁，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的。然而，比她更好看的还有，就是三个女人中最小的那个。她跟我岁数一般大小，却要高出我半头。她叫玲玲，大我一岁，我该叫她姐姐。

玲玲是跟着母亲和姐姐从天津来的。她的姐姐叫秀清，初中毕业后，本该去东北建设兵团做一名知青。但她不愿意，说那里冷，还有吃人的熊瞎子。在家磨蹭了一年，还是脱不过，无奈之际，“圈”娘听老家的人说，“圈”的一个远方弟弟当了公社书记，就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权宜之策，于是“圈”娘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老家，找到她这位没见过面的小叔子，说要把女儿秀清送回村来当一名光荣的回乡知青，求她这位当了公社书记的小叔子多给点关照。她这位当了公社书记的小叔子就是我的父亲。

虽说“圈”伯人在天津，且已故去，但村上还有两间土坯房归他所有。那是祖上留下的产业。在父亲的张罗下，当家族门出了几个年轻人，把两间虽显破败但尚可住人的老房子收拾修缮一番。“圈”娘母女三人在到村后的第三天就住了进去。那两天，我也跟着大人们一块忙活。不离玲玲左右。除了长的好看至极，玲玲说话的声音也好听。水水的，嫩嫩的。那声腔，那语调，我闻所未闻。以至她每跟我说一句话，我的心就忽悠一下。就象远方吹来的春风，轻轻摇动野地里的柳丝。懵懵懂懂的幸福与兴奋，那是生命莫可名状地在悸动，在喜悦!是将要醒来的征兆。

因了父亲的关照，村上干部把秀清安排到村小学做了音乐、美术老师。看看女儿的处境还好，“圈”娘便在几天后假装放心地回了天津。而玲玲却被暂时留了下来。一来是正值暑假，可以多陪姐姐几天；二来玲玲也愿意在村里住上一些日子，她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三来是有虔诚的祷告，尽管那祷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确是虔诚的，是从未有过的虔诚！那祷告很简单——“别让玲玲走，让她在陪我玩儿几天”！

我七岁、或者八岁的那个夏天，是一个孤单的夏天。因为那个夏天，我只有一个玩伴。从早晨到黄昏，形单影只的我身边只有一个人。我俩或在广袤的田野上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或在悠长的胡同里躲躲藏藏，窃窃私语。那个夏天又是我最充实的，最快乐的，最令我怀想的夏天！以至许多年后，还能想起那凉凉的，带着嫩叶香的柳条帽，那钓鱼的玻璃罐头瓶，那村边老井水面的倒影；还有那澄澈美丽的双眸，甜甜的笑，柔柔好听的声音；还有她说起的那坐城市，城市里到处乱跑的汽车、高楼……而这些城市、汽车、高楼，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对我这个七、八岁的孩子而言，是遥远的，飘渺的，不真实的。只有眼前这个仙子一般的女孩儿是真切的，可感的。于是，我挽着她的手说“我能去那里找你吗？”，女孩儿笑着点点头。

夏天很快过去了，玲玲走了。从此，城市、汽车、高楼、好吃的糖果，还有那纯纯的笑，澄澈的眼眸，时常在梦里出现。从此，心开始随梦一起出走。

二

出走、离开、向远方的意识一旦觉醒，心就不再那么安分守己。他总会被一种诱惑骚扰、引诱，终日不得安宁。然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毕竟太幼小了。他还不具备追梦的资格和能力，就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只好将对天空的无限向往偷偷藏在心里，然后，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在凄风苦雨的考验下一点点悄悄长大。

随着时光的流逝，童年的那个梦也一点点由清晰、具体变得遥远、缥缈了。时光的鼠标删去了梦中的某些细节，留下的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那梦的目的地也不再是某一个具体的城市。但是，醒来的意识不会因梦的远去而重新睡去。它已经变成一个时隐时现的声音，不时召唤我向着一个方向眺望。

十五岁那年冬天，我第一次离开那个偏远、闭塞的小村，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县城的中学。

走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我一会儿回头看看渐行渐远的小村，目光中又是依恋，又是决绝；一会儿望望缥缈、寂寥的远方，目光中又是茫然，又是憧憬。一颗年少的心，仿佛飘在半空中的风筝，既渴望飞得再高一点，又怕那细细的线突然断了。不知不觉中，泪光让眼前一片模糊。

如果说童年的梦是一株嫩芽，那么，青春期的梦就是一枚青果了。淡淡的苦涩中注满了躁动与饥渴。少年的梦时而如水中月，镜中花，时而如天上云，海中帆，他的心是带着镣铐的舞者，飞翔的欲望与种种无奈组合成冰与火的炼狱，考验着他的意志与耐性。好在他还有一个出口，他可以透过这个出口，相信着一份渺茫的期冀与希望。这出口不是别的，就是远方和未来。他可以透过这个出口不时向外偷窥一眼。尽管他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有着怎样的风景，也不知道未来在何处，但是，他知道未来有希望，远方有风景，甚至他的爱情也在远方某一个地方等着他。

两年高中所学的课程大都忘了，只有在同学中偷偷传看的一本小说至今记忆犹新。那本小说的名字叫《第二次握手》。如果问我那时最羡慕谁或者最嫉妒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就是《第二次握手》中那个叫苏冠兰的男人。而丁洁琼这个名字也成了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梦。那时的我不知道这梦是否可以成真，但我知道这梦不在眼下，它应该在远方。所以，我要做的一切，就是要继续出走，继续向远方。

三

三年后，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的出走变得冠冕堂皇，有恃无恐。其情状有如一个负气出走的浪子，在一夜暴富后衣锦还乡。所不同的事，我在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决绝而去。

其实，我还可以早一点出走(我们那时的高中还是两年制)，但当时我只拿到一个中专录取通知书，那所中专就在我所属的那个地区专署所在地。那是一个比我所在县城大不了多少的城市，且离家只有二百里。这对一个自认是鸿鹄而非燕雀的狂妄少年而言，那个城市的天空太窄、太小了。我对它不感兴趣。我要去更远、更高的地方。

十八岁那年秋天，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远行。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装，到千里之外的塞外古城宣化求学。从冀中平原我的家乡到塞外古城。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然而，我却从夏末走到了深秋。

坐落在洋河岸边的校园与附近村落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连我们学习、生活都被安排在几处相隔有几里路的地方。我们分别叫他们“文史村”(中文系、历史系)、“数外村”(数学系、外语系)、“理化村”(物理系、化学系)等。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将这几个“村落”连在一起。小路的两边以及四周的旷野上有一些诸如柳、杨、榆等北方常见的树种。但都不茂盛，再加上已是草木凋零，落叶萧萧的时节，看上去很有一些凄凄惨惨的形状。大概因了校园的缘故，极目望去，居然看不到一株庄家。更没有家乡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起起伏伏的地貌上只有蹙蹙荒草在飒飒秋风中瑟瑟摇摆着瘦弱枯黄的生命。仿佛像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学子们诉说着春天的短暂、美丽，夏天的热烈、奔放。还有此时的感伤与落寞以及对那最后一把野火的渴望!寂寥的天空偶尔有一两只麻雀孤独地飞过，凄凉的叫声仿佛抒发着无法逃离的哀伤。早已退化的翅膀已无力载着它在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飞离这荒寒之地了!

置身于这样一个与生命季节很不相称的所在，不由发出一声常常的叹息——我还不想成熟，秋天怎么就来了!现在想想，大概就是从那一时刻起，一种叫做荒寒感或者叫做荒寒的意识被悄悄唤醒了。那荒野上孤独的枯柳，随风飘转的败叶，寂寥的夜空里惨淡的月光，还有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悠悠的，苍凉如大漠孤烟的萧声，无不与生命中那些叫做孤独、怅惘、迷茫、彷徨的情绪一一对应。于是，青春的颜色开始凝重;青春的步履不再轻狂;青春的眼眸开始有雾气弥漫;青春的梦想添了几许淡淡的乡愁!于是，在塞北早来的第一场风雪中，我写下了十八岁那年的第一首诗行——天苍苍，野茫茫，北风寒身雪花凉。孤身贫居幽燕地，何日归故乡!

四

随着荒寒意识的觉醒，还有那淡淡的乡愁，我不由发出了第一声令我自己都大感意外而又惶惶然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追问犹如一声炸雷，令我心魂震荡。我睁大双眼，茫然四顾，希望能有人给我一个答案。然而，我发现，我自己竟站在茫茫旷野之上。四周除了空寂还是空寂，一切仿佛沉陷于没有方向，没有重量，没有声音的空虚与渺茫之中。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出走。这出走是逃离，逃离这无边的空虚与渺茫;这出走也是找寻，找寻那炸雷的缘起。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一个凭证。既然来了，总要有个名分的。总该把一些事情说个清楚的。如果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如果连“我从哪里来”都说不清楚。如果连“我要到哪里去”都弄不明白，这生命岂不成了无根无据、无来无由、无名无份的非法存在！

如果说十八岁以前的出走仅仅是空间上的愿望达成。那么，十八岁之后的出走或者离开就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了。在向往远方风景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心魂的出走与离开。那情形犹如站在空旷的原野，仰望无边寂寥的夜空。出走已不再仅限于迈动的双腿，恰恰相反，沉重的肉身有时竟成了心魂出走的负累与桎梏。是故，摆脱的欲望便更加强烈。

一个周末的下午，百无聊赖的我走进文史村的图书阅览室。这是我入学后第一次来到这里。不是不想早点来，而是迟迟没拿到阅览证。

这里的书架是对学生开放的。走进密如丛林的书架，一下子被那么多的书震住了。一向自负的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变小了，变矮了，变得啥都不是了。想不到一册册单薄的书组合在一起竟有如此大的震慑力。存在的虚无与空淼仿佛被这由书籍组成的森林压缩成一片薄薄的叶子。是的，一片叶子。一片羞涩、仓惶的叶子。

我怯生生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了一下书和作者的名字，都很陌生。随手翻开书页——酒神精神；强力意志；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这些话我闻所未闻，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被这些话弄得惊恐不安，我合上书本，闭起眼睛，我想逃，却又有些不舍。那情状俨然一个青春萌动的孩子，无意间窥望到一个出浴的少女，紧张、惊恐、激动、不知所措又不由自主。那美丽的胴体是一个炸雷，也是一个魔咒，我不敢正视，又无法逃离。于是，曾经的空虚与苦闷被无意间的发现引上迷途。我成了树上的一片叶子，尽情吸吮着来自大地的养分和来自天空的阳光。树成了我的依靠，它为我输送了养分，强健着我的筋脉；我也用自己的嫩绿与活力装点着树的风姿与茂盛。我在以自己的方式与八面来风对话，跟浩渺的星空呢喃。十八岁的生命开始用另一个姿态，面对世界；十八岁的生命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十八岁的生命又一次整装待发，登程上路了。

此后的日子，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我在密如丛林的书架间徜徉、驻足、彷徨、犹豫。置身这寂静无声的丛林，生命存在的感觉处于一种强烈的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仿佛脚下有无数条路，又好像从来就没有路。寻寻觅觅中我把自己迷失于混沌与虚无。然后又在山重水复时豁然开朗。更多的时候还是在给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寻找根据。在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讨一个说法。我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又一本书，我似乎找出了答案，然而，那答案又让我陷入更深的困惑——八十年代，我的青春岁月恰恰遇到了那样一个时代，走进了那样一个地方，并在那样一种情境下挥霍着我的大学时代——激情似火又心性浮躁，崇尚理想又困惑迷茫。

五

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除了一纸文凭，还有两块伤疤为我的生命旅程作证。这两块伤疤一块是有形的，在我的左小腿下端；另一块是无形的，在我的心上。

大一第二个学期，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上完两节课，我和同宿舍的s君回宿舍。那天，我心情很好。心情很好的原因是收到一封信，一个高中女同学写给我的。这女同学很漂亮。是真的很漂亮。无论身段，还是眉眼，无论肤色，还是声音，仿佛就是那个天津女孩的放大版。更令我难以企及的还是她的身份，人家是非农业，家住县城。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仅就这一点而言，我跟她之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中间那道鸿沟不仅难以逾越，而且是一个敏感少年梦的边界。那边界连梦都是不敢逾越的。于是，我只好暗地里跟自己较劲儿，拼命地学。貌似心无旁骛，实则杂念丛生。十个月的在校复读，只有我自己明白那股劲儿到底缘何而来。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居然成了那年的全县文科状元。

成绩出来后的第二天，我去学校填报志愿，不想跟她偶遇，在校门口，我进门，她出门，躲不过了，也不想躲了，就鼓足勇气，跟她打招呼。她好像也希望我这样，浅浅的笑着，一排玉齿轻咬下唇，矜持而娇美，末了，她问我能否把高中笔记借她一用？她说她落榜了，尽管不愁工作，她说她还是想考大学。

梦的界限终于被我打破了。然而，梦依然飘忽不定。尤其是一个人在那样一个荒寒之地，写信与等待回信成了生活中一件诗情画意的事。写给她的信虽没有半字的卿卿我我，然而却是我梦的隐喻言说。她的回信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都是我曾经死记硬背过的高考试题。淡淡的失望之余，还是有淡淡的喜悦。尤其是今天这封信，她居然在一连串的问题之后加了一句“等你放暑假回来，我的高考也结束了，到时我一定请你吃饭……”此前，在她写给我的信里，从没用过这个妙不可言的“……”符号！今天，她用了。而且用在了请我吃饭的后面！

就这样，我怀着很好的心情，跟s君一路说说笑笑地走着。路过食堂西面的一排平房，s君问我：“看你今天春风得意的小样儿，说说有啥好事？”，还没等我把深沉的模样做到位，一条狗从平房里窜将出来，迅捷又悄无声息地朝我的后小腿猛咬一口。带我惊愕中转过身来，那狗又迅捷无比、悄无声息地跑了。S君撩起我的裤腿，就在左脚后跟上端，小腿肚子的下端，留下了狗嘴的吻痕，并且有殷红的血一点点从那吻痕处渗出来。

那狗是一条笨狗，个头不大，长得很丑。说不清它的皮毛是啥颜色了。不是多年之后的记忆出了问题，而是当时就没注意。这件事跟时间没关系。其实，颜色该是狗的主要标志之一，应该是第一眼就该记住的，但我就是没注意，好在我还看清了它是一条狗。

那狗是学生食堂管理员养的。S君扶着我找到他，告诉他，他养的狗咬了我。他说“你一定是招惹它了，不然，它怎么会咬你。”我说“我没招惹它”，他不信，一口咬定是我招惹了他的狗。那口气比那狗嘴还硬。S君气坏了，就说“如此不讲理，我们就打死那狗”。他听s君这样说，就圆睁那对母狗眼，咬牙说道“你敢！打死我的狗，我就打死人”。他把人命同狗命拉平了。我就火了，我说“你等着，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就让你的狗上西天”。

我和s君回到宿舍。他劝我先去学校医院治狗伤，我说先打狗。于是，我从床下拿出一支哑铃，s君从门后抄起一柄我们用来铲煤的铁锨。

我俩来到那管理员家门口，发现连家门带狗门都上了锁。我用哑铃砸开狗窝的门，不见那条老狗，却见五六只尚未长毛的狗崽子拥作一团，滋滋作响。正待我举起哑铃向那人住的房门砸去的时候，s君拦住了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狗窝的门砸的，人屋的门杂不得。那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和s君找到学生会主席，跟他说了狗咬人的事，告诉他狗主人说打死狗就打死人。这学生会主席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他比我们老道，说的话让我们不得要领。到底也不知道他是个啥态度？我拉着s君往外走，心里涌起一股浊浪，品品那滋味，酸中有苦，苦中有涩，涩中有辣，辣中有……

午饭的时候到了。班里的几个同学陪我来到食堂，我站到一个水泥做成的饭桌上，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讲就这样开始了。我向来食堂买饭的学生们说“我被食堂的狗咬了。我没招惹它，这一点有s君为我作证。可狗主人，也就是咱这食堂的管理员非说我招惹了他的狗，我挨狗咬是活该” 刚进食堂的同学围了上来，我继续说“狗把我咬了，狗主人还不讲理，他说谁要打死他的狗，他就打死谁。亲爱的同学们，难道我们的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命吗”！已经买好饭的同学不吃了，他们也围了上来。我就大声宣布“从现在起，我开始绝食。在我没得到一个说法之前，在我没把那狗弄死之前，我决不去治疗伤口，如果因此出了问题，一切都要那个管理员负责……”。几百名同学愤怒了，怒吼声在诺大的食堂汹涌滚动。

接下去，就来了一个官模官样的人，他站到另一张水泥做成的饭桌上，拉着长声说“同学们，不要激动，要冷静，不要聚众闹事”。我冲着他大声说道“我们没有闹事，我们只想得到最起码的人身安全，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求学，难道我们的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命吗”？我话音未落，一位同学就跳上那张桌子，他一把将那人推下桌子，然后大声说道“少在这儿大话欺人，那狗早就该死，一年前，它就咬过我。走，咱们打狗去”。就这样，几百名同学涌出食堂，朝那狗窝冲去。

下午一点多，狗被从那管理员的房子里弄了出来。没等我上手，就被众人打死了。后来，又被人挂上篮球架子，浇上汽油，烧了。而它撇下的那五六只狗崽究竟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激愤往往让我们不顾一切；正义的火也会以正义的名誉殃及无辜。但愿那几只狗崽子能活下来。只是别跟他们的狗娘学！

六

这场打狗风波导致三个后果。一是我结交了一位新朋友，就是同样被那狗咬过的同学。他姓彭，中文系的。读大三，是一位爱写诗的才子。毕业后，他去了新疆。我眼睛失明后，他送我一首小诗——太阳落山了，请你不要悲哀，凉夜仍有繁星，看你如何安排“！

二是我和那狗被载入班史，二十年后，同学聚会，在《历史系80级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条：——81年春，食堂管理员家的狗无故将我班同学咬伤，并大放厥词“打死狗就打死人”，引起众怒，遂将那狗打死。是为轰动一时的“打狗风波”。

三是关于我的爱情问题。这最后一点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因为这真是一个问题。

狗被打死之后，学校派车送我去一家部队医院治疗狗伤。班长和另一位女同学陪我去的。打过破伤风针后，医生说不用住院，回去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此后两天，那位女同学对我特别好。帮我打饭，给我买麦乳精、鸡蛋等。我估计那鸡蛋是她用饭票换的。“文史村”附近的老乡每天都提着鸡蛋篮子，装豆腐的水桶到我们的宿舍区叫卖。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用手中的饭票跟老乡兑换鸡蛋或者豆腐。尤其是女同学，饭量小，手中剩余的饭票多，老乡用这些饭票到食堂买馒头，比市场上要便宜许多。没课的时候，她就到我宿舍来陪我。直弄得我宿舍的哥们儿醋意大发。说我要感谢那狗，不然，哪来的这艳福！

说实话，我这女同学挺漂亮的。可那时的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女孩子。也就只好假装不解风情了。好在没过两天，我就上课了。只是经常在阅览室跟那女同学不期而遇。

暑假到了，我在第一时间赶回家。然后，就见到了她。她真的请我吃饭了。她说高考感觉不错，应该没问题。她还是那样矜持，习惯性一排玉齿轻咬下唇。头微微低着，长长的秀发散发出淡淡幽香。梦一般飘渺、迷离。

暑假结束前两周，她接到了一所大学的通知书。这所学校在天津，颇有些知名度。比我那所大学要强上许多。她终没成为我的师妹。淡淡的失望之余，也为她高兴。

开学以后，班里那位同学找到我。那是一个晚上，学校阅览室关门之后，我们相跟着出门，在一棵很粗的老柳树下，她叫住了我。“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是真的吗？”她问的直截了当，我问她听谁说的？她说是我一个哥们儿。返校时，他和她在同一列火车上巧遇。既然如此，我就如实相告了。她低下头，朦朦胧胧的灯光里，或者月光下，我分明看见，她也是一排玉齿咬着下唇，只是咬得很用劲儿。最后，她啥都没说，转身就走了。

这个学期结束后，我们的学校就迁往省城了。到省城后不久，我这位女同学跟我哥们儿的恋爱关系就公开化了。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真傻！真的真傻！

此后不久，我接到一封寄自天津某名牌大学的一封信，信中言辞之果决，态度之明确，跟她展现在我面前的羞涩与矜持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从此，我就有了两块伤疤。一块是有形的，在我左小腿的下端；一块是无形的，在我的心上。

七

如果说塞外的荒寒与苍凉给我的青春岁月染上了凝重的色调，那么，后两年省城的繁华与时髦则让我离那个子牙河畔的小村越来越远。有如从蝌蚪到青蛙的转化。身后那条尾巴是在拒斥与反抗中无可奈何的消失于无形之中。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皆缘自情感上的认同与理性上的否定。对故乡的感情变得复杂了，有依恋，又不想靠近；有思念，又心存隔膜。这一切都跟我进入城市有关。还可能跟从前那个叫玲玲的天津女孩有关。或者跟那两块伤疤有关。总之，在经历了那些震荡与冲撞之后，我学会了内敛与控制。投向远方的目光一点点收回来，我更加关注脚下的路。对梦想的追求和未来的生活向往似乎不再那么抽象与飘渺，目标越来越具体。方向越来越明确。非功利性的思考与求索逐渐被目的性十足的雄心壮志所取代。不知不觉中，我把大学校园当成了一个基点，一个出发地。我清楚，今后的出走、离开，将不再具有哲学的价值和诗性的浪漫，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舞台。我要在那舞台上好好表演一番。然后再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

毕业了，需要填很多的表格。大都装入个人档案。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档案里都装了些什么？只记得在一张表格里有一栏叫“个人工作志向”，我填的是服从分配。看上去有点冠冕堂皇，有点言不由衷。“服从分配”的意思就是没有个人想法，去哪儿，干什么，都由组织说了算。这不免有点造作，多少还有一点悲哀的意味。但那时的我们一旦上了大学，就是公家人了。学费，食宿基本都是国家提供，学成了，自然要听从国家的召唤，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亮。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态度问题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然而，在态度后面，还是隐藏着一点私心的。希望组织看在我态度端正的份上，将我分配到一个有希望的单位。我想去一个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好像离家越远，我就更有前途。然而，拿到派遣证，我看到上面的报到单位居然是某某地区教育局。而这个教育局所在地就是我曾经考上的那所中专的所在地。那城市离我家乡九十八公里，倘加上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到县城的距离，整整二百里。

八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差四个月不到二十三岁，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比二十三岁大两个月。我的意思是说，命运和上帝只给了我六个月的时间在舞台上表演。这六个月的表演我的确做的不错。预想中的效果都出来了。赞许的目光，鼓励的掌声，领导的器重。所有迹象仿佛都在预示我将有一个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前程。

正当我在日记里悄悄赞叹“生活真好！每一天的太阳仿佛都是为我升起的”时候，命运和上帝相互对视一眼，然后轻轻点一下头，心领神会又谈笑风声地开始了对我人生轨迹的彻底颠覆和重新设计。此前，所有的一切努力与想往都在这彻底颠覆与重新设计中变得毫无意义。

我先是感到头痛，虽不剧烈，却闷钝难当，年轻气盛的我没太在意，依然在我行我素地表演。接下来就是周身不适，头疼加重，我依然不知醒悟，错把警告当成普通的感冒。直至几天后我开始喷射性呕吐，才被单位的车送进医院。直到这时，我依然保持着对自身生命力量的信任，我请年轻的同事把我和书还有几页没写完的诗笺一同送进了医院。

在那个离乡二百里的城市，在那家条件设施算得上一流的医院，我开始了跟死神的厮守与较量。厮守是无奈的面对，较量则是为了摆脱与逃离。没有多少情感与理智的介入，仅仅是求生的本能使然。无辜的生命想摆脱死亡的纠缠，想离他远一点，再远一点。

如果说出走意识的觉醒是在第一个梦醒来之后，那么，我对死亡的恐惧也始自那个年龄。甚至比出走一时的觉醒还要早一个季节。

九

我七岁或者八岁那年春天，村里那棵老槐树开的花格外多，格外香。

老槐树长在一个姓李的家门前。姓李的叫李恩元，是我没出五福的大伯。六十多岁，身材不高，背微驼，肤色黑黄，颧骨凸出，面皮下好像埋着两个枣核钉。上推三代都是赤贫。皆沾了穷的光，从土改到文革前期，曾担任过贫协委员，仓库保管、村长等职。父母及弟妹在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中病、饿而死。

也是因了那穷，李恩元娶了邻村一位有痴呆病史的女子。先后为他生了一男二女，分别起名灵宝、金镯、玉镯，名字虽然都很金贵，人却一个比一个傻。老大灵宝都十几岁了，还在地上捡羊粪蛋吃（兴许是饿的），嘴里还不时咕哝一句：“真香，不给我爹吃”

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和两个傻的连他都敢骂的丫头，李恩元的心情和日子可想而知。加上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文革”一开始，就向造反派交了权，躲回他那三间破的漏天的土屋里领着老婆孩子弄日子去了。渐渐地他成了村里最边缘的人，跟那老槐树一样悄无声息、似有若无地生活着，存在着。

头年冬天，村里住进一伙人。说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斗、批、改运动。至于斗谁，批谁，改什么，那时我还小，搞不明白。只记得每天晚上去大队院子里看批斗会。有时也跟着大人们举起胳膊，高呼一些似懂非懂的革命口号。年幼的我，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只是觉得那里热闹，那样好玩。但是我想，有我那想法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只是他们在那想法的背后还藏着另一个或者另几个想法。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恩元这么一个大可忽略不计的人，居然在这场斗、批、改运动中火了一把。起因是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当干部期间跟人说过解放前给马财主家扛活，曾吃过白面馒头，其神情大有渴望再给马财主家扛一次活儿之态。这不是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又是什么？六十七岁的李恩元弯腰躬背反绑双臂，头戴纸糊的高帽，站到了批斗会最高的凳子上。

几天后，李恩元又被押送到公社接受更大规模，更加热闹的批斗。李恩元哪里见过这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到公社后的第二天他就疯了。

大伯被吓疯的头两天，大娘还在家守着他，后来，见他除了白天不敢见人，晚上不让开灯，既不打人，也不疯跑，就下地干活去了。那年月，工分要紧得很，关系到一年的口粮，无论如何是多耽搁不起的。

灵宝虽傻却有一手绝活。每年春天，他就用一根细长的秫秸杆到老槐树下摘槐花吃。他将秫秸杆顶端劈一道缝，中间横夹一细棍儿，如张开的嘴，灵宝就用这张开嘴的秫秸杆去拧摘槐树上的那一朵朵槐花，其准确度与成功率非村里任何人能比。

那天上午，我在灵宝家门前看他拧槐花吃。每拧下一朵，灵宝就边往嘴里塞着，边咕哝着“真香，不给我爹吃”……

快到晌午的时候，我有点渴了，就跑到他家喝水。推开那扇破旧的屋门，我一下子惊呆了，腿像是中了魔法，动弹不得。我看到的是怎样一幕骇人的情景！就在离我不到两步的地上，横躺着大伯的尸体。但见他头朝外，脚朝里，脸朝上，一双死灰的眼睛直瞪着被灶烟熏黑的屋顶，哽嗓处仍有大股大股的血往外涌着，成群的苍蝇绕着他飞来飞去，血污已浸透他身上的蓝粗布夹袄。他一条腿挺直，另一条腿弯曲着，脚下有一条蹬踢出的土白色沟痕。右手还紧攥着一把闪着幽幽蓝光的剃头刀……

大伯活活被吓死了，他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也被锯倒了，老槐树变成了一口薄皮棺材，老槐树和大伯一起，被深深埋入了地下。

从那时起，我开始惧怕死亡。现在想想，令我恐惧，害怕的根源大概不在死亡本身，而是那样一种亲眼目睹过的，具体而真切的死亡形式。

或许缘于这种恐惧，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仰仗着年轻，试图拉开与死亡的距离。如同受了惊吓的孩子，紧闭双眼，被子蒙头，以为那样就安全了，就躲离了险境。其实，在偶然的生与必然的死之间，隔着的不是年轻，而是无限的可能。不测风云、旦夕祸福、喜从天降、乐极生悲、长命百岁、寿夭早亡、平步青云、命运多舛……一切皆有可能，一旦发生，便成事实。面对事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假如可以选择，那也是在接受之后，我们还能否做些什么。

诚然，所有的可能与发生都在那个“必然”到来之前，在那个“必然”到来之前，所有的“可能”与“发生”混杂在一起，裹狭着生命寂寞又热闹地跟着时光一起梦想着，希望着，寻觅着。这梦想、这希望、这寻觅的过程便是出走与离开，也是投奔与皈依……

十

我在医院的抢救室迎来了1985年的除夕之夜。医院把第一张病危通知书交到了父亲的手里。两个多月后，一辆救护车带着我离开那个城市，到北京一家部队医院接受抢救性治疗。先前那家医院的大夫说我换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脑膜炎。他说自打有了这家医院，还没见过我这样的病人。没有任何治疗经验可资借鉴。无奈。我只好告别这个刚刚有了一点感觉的城市，再一次出走、上路了。

最初几天，我辗转于北京几家大型医院。那是一种别样的漂泊，是羸弱的身体带着游丝般的生命在到处流浪，像夏日骄阳旷野上絮状的线，灰白的颜色有如蒸发掉所有水分后的枯槁，茫茫无际天地间，只有化作热浪的风拖着生命到处飘荡。还好，几天后，我终于被这家部队医院收留下来。在这里，继续着生死间的转换并目送太阳一点点沉落进记忆的深处，跟所有的光做最后的告别。

住进这家医院后的第三天，几位专家对我的病进行会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活命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即便侥幸得活，也会留下严重的意识障碍。言外之意就是我极有可能会死掉，即便不死，也将成为呆傻之人。他们问我可否玩过鸽子？专家说我这病跟鸽子有关，他们说鸽子身上有那种病菌。我无力地冲他们摇摇头。不是不想说话，实在是没有了说话的气力。其实，我当时很想对他们说：我很喜欢鸽子，从小就喜欢。只可惜我从未养过它们。我不清楚那罕见的病菌是怎么进到我体内的。我更搞不清楚，有那么多人玩鸽子，他们享受了鸽子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他们都好好的。我一点也没享受过鸽子们的可爱，却让我的病跟它们有了瓜葛。世间的事，竟是如此无理可讲。无理可讲也没有办法。就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除了无理可讲，这世上的“好”似乎总是站在少数那边。在学校，好学生从来都是少数；毕业了，好的工作岗位更是把众多求职者挡在门外，只有极少数人成为那幸运者；买彩票，能中大奖者何止万里有一；多少痴男怨女的眼里、心上满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不二选择；一个大财团，员工数以万计，老板却只有一个……为了这难得之“好”，人们努力着，奋斗着，拼搏着，忍耐着，梦想着，追求着，谋划着……

较之于死亡，呆傻地活着，大概算的上是“好”了。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好”，我用了整整十八个月的时间坚持着，承受着，忍耐着，挣扎着，两吨多的药液通过那细小的针孔一点一滴地滴进我的血管，帮着我跟那些病菌争夺着那百分之一的“好”。

印象里，那十八个月，我一直没离开那罩着白布单的铁架床。一天到晚，床前床后，都是挂着的吊瓶。逢上每周一次的腰穿刺检查，我还要一动不动地平躺上六七个小时。不能枕枕头，不能曲腿，更不能翻身。就那么僵尸一样平躺着。甚至有一段时间，每天要做一次鞘内注射治疗。就是将针头从我脊柱骨的缝隙内扎进脊髓管直接把药液注入其中。每做一次这样的治疗，我都要平躺上三四个小时——舒服莫如躺着。于我而言，却是一种刑法。加之那昏天黑地的头痛，有时真希望自己的脑袋是一只充气过足的气球，宁愿在突然的毁灭中享受那瞬间的轻松与摆脱。有人自杀，定是无法承受那比死更苦的活。还好，我的脑袋没有成为爆裂的气球。年轻的生命有着太多的留恋，太多的不舍，太多的不甘心。譬如亲情、爱情、还有窗外那依稀的风景。

每天清晨，医生都要给我输上一瓶甘露醇。这样可以帮助我暂时降低一下颅内的压力，让我如蛇蝎啃咬般的头痛拥有一两个小时的缓解。那些日子里，清晨成了我的最爱。那一两个小时的光阴，竟是如此弥足珍贵，没有别的原因，只因那一两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压力不再那么大，蛇蝎们暂停了它们的啃咬，让我疲惫以及的生命得以片刻的歇息。

那个清晨，输完一瓶甘露醇，我感觉格外的轻松，有了一点精神，于是，我让父亲扶我坐起来，我想看看窗外的风景，我已经很久没看到窗外的风景了。我的病房在六楼，病床挨着一扇很大的窗。

看到我又有了看风景的闲心，父亲很高兴，他扶我从床上慢慢坐起来，用被子和枕头垫住我的后背，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我朝外面的世界慢慢望过去，朦朦胧胧中，我看到一轮红日蓬勃升起，视线虽很模糊，但我还是看到了红红的太阳下面飘着淡淡的，薄薄的，轻纱一样的雾，如烟似梦的雾笼罩着一片葱茏的绿。那是一种怎样的绿啊！绿的令我心旌摇荡、如梦似幻。那绿化作丝丝甜意，一点点沁入我心脾。

在那绿的边缘，仿佛有隐约的白，很有些害羞、伤感的意思。我认出了那白就是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去年冬天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我住进了医院。

在那白的雪和绿的麦田相交的边缘，好像有一条田间小路，应该是有一条路的，不然，我如何看到一个红衣女孩朝我款款走来！女孩怀里有一束美丽的花，是粉红的玫瑰，不，是金黄的秋菊；再看，又好像素雅的康乃馨。红衣女孩含着笑意，袅袅娜娜地走近我，然后，我们手牵手走进了春的怀抱。

迷离恍惚间，身后床头想起吱嘎声，艰难地转过头来，那个文静秀美的小护士正含笑看着我，缓缓摇转手中的把柄，三分之一的床面一点点被她轻轻摇起。她说“想看外面的风景时就可以把这床摇起来……”，我冲小护士笑笑，目光朦胧中，小护士竟是如此沉静，如此美丽，宝石般水汪汪一双明眸轻轻眨动，婀娜的身姿如风摆杨柳。她真的是一位天使呢！

“来，把手给我，我给你输液……”，小护士语音甜美，自然柔和，下意识把手伸给她，轻轻地疼让我醒过神来，出走的心魂又一次被刺进血管的针叫了回来。

十一

五年前，一群颇具专业水准的播音朗诵爱好者要给我在网上搞一个作品专场朗诵会。我把十几篇散文提供给他们。大都是精短文章。只有一篇比较长，五千多字。题目叫《母亲的泪水是条河》。很快，主持人告诉我，除了《母亲的泪水是条河》，其他作品都被朗诵者选走了，只有这篇作品无人朗诵。理由只有一个，稿子太长，他们担心拿不起。我说：这篇作品必须有人朗诵，否则，我宁可这场朗诵会泡汤。理由也只有一个——我要把这场朗诵会献给母亲。见我如此固执，主持人沉吟片刻，笑着对我说“看来我只好冒这个险了！”

那晚的朗诵会很成功。《母亲的泪水是条河》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听众。于我而言，最大的欣慰还是让母亲亲耳听到了这篇早就该听到的文字。我终于没像史铁生那样，因了那些说不清的情绪让自己永远陷入不可弥补的愧悔内疚之中——“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史铁生&《我与地坛》）

这稿子写于十多年前，是我送给母亲六十岁生日礼物。曾发在《北京青年报》，后被多家刊物转载。倘使母亲认字，我也许会把稿子拿给她看，然而母亲不识字。我也可以读给母亲听，尽管我能把那稿子全部背诵出来，还是没有。总觉得开不了口。我可以跟朋友说母亲，可以让别人因了我的讲述眼泪汪汪。就是不好意思跟母亲说出我心中对她有着怎样的感恩与依恋，诚然，还有深深地自责与愧疚。

也曾跟史铁生一样，只沉溺于自己的苦，对母亲心中的苦却视而不见，总以为自己才是这世上最不幸、最无辜的苦孩子，殊不知儿子的苦到了母亲那里会变成加倍的苦。母亲的生命因了那母爱的酵母作用会让她苦上加苦。同时，也让他的生命承受着来自儿子对她无所顾忌的伤害，甚至蹂躏。

病床上十八个月死去活来之后，我虽没变成呆傻之人，一双好端端的眼睛却被病魔拿走了。这代价实在太大了。撕不开，挥不去的黑暗让我恐惧，让我绝望，也让我愤怒，让我发狂。光！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何抛下我独自走了？除了你，什么都可以躲进黑暗之中，然而你是可以把黑暗照亮的啊，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没有了光，我还如何看书认字，如何辨别行走的方向，如何看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如何在不经意间欣喜地发现那个瘦弱胆小的小姑娘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明眸皓齿的如花少女，如何在四季轮回中感受颜色变换的节律，我二十三岁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下去……。

最初那段时间，母亲如同做了错事的孩子，面对我的恐惧和绝望，愤怒与疯狂，她大气不敢出，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守着我，陪着我，她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她要帮我穿衣，帮我吃饭，接受我对她无端的刁难与发泄。我想，她那时一定用这样的话提醒自己——“我的儿太苦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守着他，陪着他，他想冲我发火就发吧，发出来他心里会好受一点，比憋在心里好，我是他母亲，就该跟他在一起，死也好，活也好，反正我要跟他在一起……”。

那段日子里，吃饭成了一个问题。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小声问我想吃点什么，问了几遍，我不作答，母亲再问，我就火了，冲她大声叫喊“吃饭，吃饭，还有别的事不？我不想吃”，半晌，母亲又小声劝我“吃一点吧，不吃饭身体会顶不住的”，母亲的语调几近央求。我恼怒不堪，既为自己对母亲的无端伤害，也为那非吃不可的饭。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对黑暗之外的一切都想发火。其实，母亲哪里在黑暗之外！儿子没有了光明，母亲的光明又能在哪里呢！光明对她又有何意义呢！当黑暗降临时，谁都可能袖手旁观，母亲却不会的，她会义无返顾地跟她的儿子站在一起，即便不能把光明留住，也可以给儿子一分抵御黑暗与寒冷的温暖。即便连温暖也不能给予，即便儿子不领她的情，她也要跟我站在一起。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实话实说，母亲做的饭算不上好吃。盐放的多，口特别重。每顿饭花样不多，量却特别大。然而我知道，所以如此，都是过去那些年月把母亲饿怕了。

母亲嫁到李家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俗称“瓜菜代”的年月。母亲嫁过来后，只吃了三天饱饭，之后便是糠菜掺草籽弄成的饼子，外加马齿苋，杨棚菜等熬成的稀汤。父亲家人多，老少八口，每顿饭都是一大铁锅糠菜饼子外加一大锅菜汤。作为新媳妇，母亲都是做在前，吃在后，往往是等她端起饭碗时，已经没啥吃的了。从那时起，饿怕了的母亲做饭时总担心不够吃的，直到现在，母亲做饭总是往多里弄。口重的习惯也是在那个年月养成的。油水寡淡，有一点青菜，也到不了母亲的碗里，咸菜疙瘩或者盐水泡饭是母亲经年累月的食物。直到现在，母亲饭前必问的一句话就是“今儿的菜咸吗？

如果说一日三餐我让母亲为难，那么，我长久的沉默和阴郁就更让母亲揪心了。她不知道我在黑暗中都想些什么，但她知道，无论我想什么，都是一种苦。她多么希望能替我承受那苦，多么希望我不再一个人默默地想，她多么希望我跟她说说话，哪怕我跟她叫喊，使性子，只要我能开口，她就觉得替我承受了。可那时的我中了邪，总跟母亲较劲儿，她越是想让我开口，我越是不说话，终日里，或躺或坐，就是一言不发。任母亲如何心焦，如何忧虑。

我虽看不到母亲的表情，但我想母亲的眼神一定是看着我的。我的每一个细小动作甚至表情都没躲过她的目光，她能从我的动作和神情变化里看出我的情绪是哀伤还是焦躁，是沉浸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还是碎裂在当下的绝望中，如果我侧身左转，她会马上把一杯水端到我面前，病床的左边是床头柜，我转向那个方向，她便知道我想喝水了；如果我从床上坐起来，她就会马上问我：是不是想去厕所？如果我不作答，她就不再问了，然后，坐到我身后，轻轻为我揉搓后背。母亲的手很有力气，掌心粗糙，无论是给我磋磨后背，还是揉捏我萎缩的小腿，都令我倍感舒服、熨帖。

那是一个飘着细雨的暮春之夜，病房里很静，母亲小声对我说：“你要是难受就抽支烟吧。这是我下午从医院小卖部给你买来的，是你从前爱抽的‘大前门’牌，护士查过房了，不会有人来了。”她的话怯生生的，如胆小的孩子。

黑暗中，我下意识伸出手，她竟看见了，忙把一支烟放到我手中，然后又急急忙忙地找火柴，“来，妈给你点上！”好像受到大人鼓励的孩子，她惊喜的有些手足无措了。

深吸一口久违的香烟，许久才伴着一声重重的叹息吐出浓浓的烟雾。母亲又小心翼翼地开口了，“妈知道你心里难受，这么年轻眼睛就没了，谁也受不了，可咱总还得活下去！”“活，像我这样活着有啥用？”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顺着母亲的话茬答言。像是受到更大的鼓励，母亲不加思考，脱口而出“咋没用，只要你还活着，只要我和你爹下地回来能看到炕上坐着俺们的儿子，俺们心里就踏实，就有奔头……。”母亲的话必是早就想好了，只是我一直没给她说的机会。

窗外的雨大了，落在长出新芽的树上，沙沙作响。忽觉得脸上痒痒的，用手去摸，是泪。母亲坐到我床头，“孩子你放心，只要还有我和你爹在，就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咱还要好好过，好好活！”脸上又有了泪，是我和母亲的，这次我没去擦它，任它纵情地流着，淌着……

七年前，母亲突发心肌梗死。医生说要做支架，打听一下价钱，要十几万。起初母亲坚决不做，那时，乡下人还没有医保，看病花钱都要自己负担。母亲知道我没那么多钱。她怕我为难，我就跟她说“钱儿子可以去借，妈我可借不来”母亲就含泪笑道“其实，我真不想走，我想多跟你几年……”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我，尽管她知道，我不再惧怕黑暗，一条路正在我脚下，朝着黑暗之外的领域延展过去，她也知道我有了自己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儿子，但她更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安分之徒，他的心魂会不时的出走，涉险，钻牛角尖，他总是会触碰一些莫名奇妙的东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她不清楚我为何如此，但她愿意陪着我，多走一程。

在一个小型聚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对我说“几年前我就认识您”，我问“是吗？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女孩说“这不奇怪，因为我没跟您说过话”，我问“在哪儿见过我”，女孩说“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见您，傍晚时分，您挽着母亲的手，在校园的路上散步，有时，您手里还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想必那是您的儿子。晚霞余晖里，您一手挽着母亲，一手牵着儿子，真是一道风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