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④:执着的人最悲凉,清醒的人最荒唐

《孔乙己》④:执着的人最悲凉,清醒的人最荒唐

00:00
09:41


小说开头以全景式的镜头展示了酒店的环境,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们都知道,环境是小说的基本要素。对很多小说而言,环境就只是小说事件发生的自然环境。



汪曾祺曾说: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很优美。但那是屠格涅夫式的风景,屠格涅夫眼中的风景,不是人物所感受到的风景。



屠格涅夫所写的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他们的感觉和屠格涅夫有相通之处,所以把这些人物放在屠格涅夫式的风景之中还不“硌生”。



写现代人,现代的中国人,就不能用这种写景方式,不能脱离人物来写景。小说中的景最好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至少景与人要协调。现代小说写景,只要是:“天黑下来了……”,“雾很大……”,“树叶都落光了……”,就够了。






在《孔乙己》中,鲁镇的咸亨酒店这个环境主要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一个阶层界限清晰的社交环境。



鲁迅寥寥几笔,就将咸亨酒店的阶级空间勾勒得一清二楚。



对于现代小说来说,十八、十九世纪欧美长篇小说那种大段的环境描写已经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是一个必须被舍弃的因素。



鲁镇的咸亨酒店没有成为汪曾祺先生所说的“脱离了人物的景”,而是营造了一种人情社会的“氛围感”。






《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鲁镇里的咸亨酒店。《呐喊》里的《明天》也发生在鲁镇,小说中的人物(群众)常去喝酒的地方也叫咸亨酒店。



另外《风波》也有鲁镇和咸亨酒店,不过这里的鲁镇是个水乡,而酒店却在城里。



鲁镇在鲁迅小说中,就像以其他地名出现的背景如《故乡》中的故乡、《阿Q正传》的未庄、《长明灯》的吉光屯、《在酒楼上》的S城等等。



这些地方都是象征旧中国社会,鲁镇也好,故乡也好,只是一个大背景,鲁迅喜欢把旧中国的社会及其群众浓缩成一间酒店,在《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中这意象叫作咸亨,在《长明灯》和《药》里只称作茶馆。



咸亨酒店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冷酷无情,孔乙己身上所带有的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双层悲剧,这些或许也是当时中国“病态社会”及其“不幸的人们”的象征?



正因为鲁迅把旧中国缩小成一个鲁镇,又把焦点放在咸亨酒店,旧社会的各种症结都立体通过酒店这个象征表现出来。




如果说环境是一种空间氛围,而时间在小说中呈现为伸缩自如的机制,这是小说短却能精确并真实地塑造人物的关键。



我们可以先一起品味以下段落: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


小说开头通过小伙计的回忆视角,便点明了“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在刻画孔乙己形象的过程中,“一到店”“背地里谈论”“有一回”“有几回”“有一天”,又形成一种“一般时”的模式,将经常发生的事情折叠成一回或者几回,选取典型性的场景刻画人物。



这篇小说短,但内涵却丰富,其精妙之处就在于通过“一般时”的缩略叙述,包含了丰富信息。



《孔乙己》虽属于小说体裁,不同于古典小说按照时间线的推进,它不以情节为重,而是以场景为重。



折叠的时间中,恰恰是鲁迅为鲁镇留下的空白,他的留白,不止是空白,而旨在引发读者的想象。






正如第一天共读最后,我们曾产生的疑惑,鲁迅并没有进入孔乙己的内心,也没有将孔乙己全部的悲惨经历写在明面上,为什么孔乙己还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呢?



关键在于鲁迅将孔乙己在小说中的遭遇“常态化”了。



孔乙己到店时,大家取笑他,不在店时,大家议论他,而出了店,还有邻居家的孩子围着向他要豆吃。可谓没有一句对话、一个场景是多余。



钱理群先生分析《孔乙己》时指出:鲁迅从来不孤立地观察、描写“人”、而是把“人”置于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思想关系”)中来观察与表现。



在对这种“关系”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以小伙计的视角讲述着孔乙己的故事。这与孔乙己自己讲述经历有着很大的不同。






鲁迅在刻画革命知识分子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时,常构成一种“两人模式”,叙述者是“我”,叙述的是发生在二者之间的故事。



这是一种更深入内心的、更个性化的描写。



而《孔乙己》中的视角选择,实则呈现了与《孤独者》《在酒楼上》不同的叙述方式。



那么,鲁迅为何要采取这样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来刻画孔乙己呢?在明天的共读中,我们一起来谈论这个问题。
以上内容来自专辑
用户评论

    还没有评论,快来发表第一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