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讲｜鹅湖，南宋思想者的约会（下）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冬君。很高兴有机会在喜马拉雅与你们交流我和刘刚在《文化的江山》这套书中提出的一些历史观点，与你们共同分享我们在研究历史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上一讲我们讲到，朱熹和陆九渊作为北宋的两位思想家，一个理学家，一个心学家，两人各自发光，彼此遥望，他们儿时提出的问题“天何所附”，是他们一直追问的问题。发生在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就是为他们两人准备的，他们带着各自的答案来碰头了。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答案。

朱熹带来了“理”和“气”，这对古典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就是他找到的“天何所附”的答案，他认为天附于理和气上。可陆九渊则不以为然，他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出发，主张天附于“我心”，就在我心中。据说，陆九渊少年时读古书，读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时大彻大悟：空间是宇，时间是宙。时空就是宇宙，宇宙无边无际，只能在我心中。同时他还认为，宇宙之内的事就是我分内的事，所以他在鹅湖之会上提出了“我心即是宇宙”的说法。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话也是陆九渊少年时说的。他还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普世价值。这些话竟出自一位乳臭未干的少年。

陆九渊和朱熹不同。朱熹首先是个读书人，然后才是个学者型的思想家；而陆九渊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是个思想家，然后才是读书人，他天生就是一位思想家。

朱熹要“我注六经”，这是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意思是学习过程是在为六经作注疏，边作注疏边学习，不敢超越六经，而陆九渊则要“六经注我”，要六经为他的学问做论证。

陆九渊好大的口气。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口气？因为陆九渊没有师承，不被一家一派所束缚，他是天生的思想家，因而他没有学术门第，也不需要遵循什么家法和师法，他效法的是自然。朱熹是“二程”，也就是程颢和程颐门下的弟子，他的学问以伊川之学为根本，所以后人就把理学称作“程朱理学”。但是陆九渊生来就和理学不对路。据说他幼年时听到有人诵读伊川之学的文章，竟然浑身不舒服，以至于后来他读书的时候尽给伊川之学的言论找碴，他曾问：伊川之学的言论为什么和孔子、孟子说的话不一样？就这么个思想的刺头，来鹅湖会讲，要与朱熹辩论一番。

陆氏兄弟到了鹅湖寺，吕祖谦来问：“子寿别后有何新功？”吕祖谦是南宋理学家，人称东莱先生。这次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发起的，他要调和朱熹的理学和陆氏的心学。子寿是陆九渊的哥哥陆九龄的字。吕祖谦就问陆九龄，说，自上次一别之后，你有什么新建树吗？于是，陆九龄吟诵了《鹅湖示同志》这首诗：“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於今。”这首诗的意思是，古圣先贤代代相传的道心，是人从孩提时代就具备的良善之心,是先天就有的，所以他强调要发现本心，内在的自我才是根本，如果忽视了这个基础，单纯把精力放在古人的说教上，从外在的说教上教化人心，刻意追求，反而因失去了真趣味而变得虚伪。

陆九龄刚一吟诵完，朱熹就说，看来子寿早就上了子静的船了。

子静，就是陆九渊。陆九渊说，我在路上和了一首诗，现在我来朗诵：“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九渊说，人们见到墓地就涌起悲哀之心，见到宗庙则心生恭敬，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想要下学上达，就得醒悟出本心才是正途的道理。本心都有了，不必外求。尽管涓涓细流可以汇聚成大河，小石子也能垒得像泰山、华山那样高，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在点点滴滴的小节上，忽视了宏大的事物，就会沉溺于细枝末节，这就陷入了“伪学”之流。

两首诗一出口，就显现出陆氏兄弟和朱熹思想上的分歧。陆九龄诗中说“古圣相传只此心”，这在朱熹那里就是禅宗的“以心传心”，可是陆九龄认为，要是没有此心，“天理人欲”都往哪儿搁呢？这就是陆九龄要强调的“大抵有基方筑室”。他以“地基”和“房子”来比喻心与物，没有地基怎么盖房子？此心未明，何以格物？本心都没有发明出来，用什么格物？书自然也读不通。陆九渊说得就更加直接了，他自诩“易简工夫终久大”，而批评朱熹注疏六经之学，是“支离事业竟浮沉”。

当时，朱熹还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没有应和他们的诗。三年以后，陆九龄又去鹅湖寺拜访朱熹，重叙离别之情。朱熹便作了一首《鹅湖寺和陆子寿》诗。这首诗说：“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朱熹在这首诗里说的是，旧学问经过探讨更加缜密，新知识经过切磋更加深邃。当讨论到非常精深的地方时,我们难道不是和古人贯通起来了吗？说今人和古人有区别,我是不相信的,这真是叫人欢喜得发愁了。经过三年的思考，朱熹自认为已经将“朱陆异同”的问题，也就是理学和心学的问题给解决了。

朱熹是怎样解决的呢？首先，他认为，心心相映比思想分歧更重要，虽说“心之官则思”，心是思维的器官，但心里面还有情义，情义是道德本体，也是学术根基。他与陆氏兄弟情义相通，就说明他们在大本大原上相同。对于分歧，朱熹也有解决方案，即“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旧学”要“商量”，应在原典上商量；“新知”待“培养”，当在人心上培养。

朱熹的这几句话一说出口，陆氏兄弟便服气了。思想家最能惺惺相惜，多元共存。不过，朱熹还是有个担忧，这个担忧是要他和陆氏兄弟一起来承担的，那就是诗的最后两句：“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那“无言处”，也就是人的本原处，那里，没有古今，不仅他集注的《四书》不存在，连汉人编纂的《五经》也不存在，大道无言，只有心在。

如果没有古今，治学从哪儿说起呢？这是朱熹担忧的地方。南宋时期有三个学派。在浙江，以陈亮、叶適等为代表的浙学，注重史学，强调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而江西之学，也就是赣学，比如陆氏三杰，他们强调通古今，但是不变，只在本原上下功夫，关键他们认为经学并不是本体，可以质疑，还要商榷，史学里就有更多的疑问了，应当重新估量其价值。朱熹也批评浙学，他说，读史有什么好的？无非记载了一堆打打杀杀的事情，把人心都读坏了。对于赣学，他说恐怕这是脱离文本，“直趋本根”，从而落于禅学的缺陷。朱熹又说，经典，是文字的最高形式，本心借以生发，天理赖以开显。所以说，天理人伦，是自然之物，不依赖文字存在，然而，古圣先贤想把这个道理给天下人说明白说透，不通过文字就不能代代传承。

这样说的话，陆氏兄弟自然不会反对，于是思想的分歧就被溶解了。原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从根本上来说，是可以相通的。其句式与“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竟然如出一辙，以此来看，所谓“朱陆异同”，其实应该是“朱陆互补”，就像一体两面，双方各有其侧重面。

原来，思想的动力，既来自“发明本心”，也来自不断地诠释经典。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两讲我们一起观摩了南宋这场思想家的盛会——鹅湖之会，下一讲，我们随着朱熹去领略南宋大思想家的魅力。下一讲，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