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烟雨》之江南贡院 文/王法胜 播读/茉清

《秦淮烟雨》之江南贡院 文/王法胜 播读/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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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世间的一切都是在这不断的轮回之中被推向反复。秦淮河在经历了大唐的萧条之后,终于在大宋的曙光中迎来了属于它的再一次辉煌。

那是宋乾道四年,也就是公元1168年的春天,建康知府史正志奉旨开始建造建康府贡院。这是一次高起点的轮回,它摆脱了刀光剑影的兵营,撇开了铜臭弥漫的商贾,也远离了酒肉与权谋共栖的朱门,迎来的是久违了的一场文化盛宴。

其实,这场盛宴的前奏早在几百年前的隋朝时就已经开始了,提议组织这场文化派对  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对于这位皇帝的功过是非我们不做过多的评论,单就他凭着不受世俗约束的性格,还真干成了几件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事儿。开凿京杭大运河,那是贯通了地理上的中国;而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替代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分封、世袭、察举、征辟等官员选拔制度,那是贯通了思想和人文意义上的中国。这样看来,这位被后世定义为“昏君”的隋炀帝也做了几件能够彪炳千秋的好事,其也功莫大焉。翻开典籍,我们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治世明君虽然名留青史,但却少有传著后世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往往是那些被人们唾骂或指责的所谓昏君,千百年后人们却发现他也为后人留下了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符号。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也是一个例子。

也许是隋朝的立国时间太短,也许是开科取士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在隋至唐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种制度一直处在发育期,直到大唐盛世的来临,科举制度才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共识,实现了其文化意义上的身份确立,而成为一种国家行为。

贡院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最初的建康府贡院只是一个地方性质的考试机构,它和全国各地众多的贡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更显现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只因为它坐落在一条流淌着历史与文化香馨的小河旁,只因为它的前世今生勾连了太多岁月的记忆,只因为它承载了无数卑贱与高贵的生命在灵魂深处的碰撞故事,才得以从世俗的平庸,走向高贵的历史文化殿堂。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这样悄悄地出发了,没有大呼小叫的喧嚣,没有高谈阔论的秀场,更没有浓妆艳抹的修饰,一切都静静地栖居在士子们的笔尖上。多少人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里,多少代君王把选才用人的希望寄托在这里,国家和个人的梦想同时聚焦在了这里。那么,还能安静得下去吗?恐怕是不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伴随着大明王朝定都南京的谕令,秦淮河畔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了。本来只是一座乡试的考场,在帝都入驻的背景下,一下子成为了会试的殿堂。高矮胖瘦,贫富贱贵,智庸忠奸,各色人等蜂拥而至。他们是来报国的,是来投机的,是来建造自己的黄金屋的,是来寻找梦中的颜如玉的。怎么还能安静得下来,举国的目光凝视着这条小河,从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开始,直到慈禧老佛爷废除科举制度的懿旨结束,秦淮河就再也没有安安静静的时光了。

第一个吵醒这安静时光的不是饱读诗书的文人,而恰恰是那个著名的乞丐皇帝朱元璋。

那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暮春的一天,江南贡院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随着一阵鞭炮声响过,会试放榜的时间到了。辕门外的金榜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双眼睛在搜寻着自己或亲友的名字,中榜者喜笑颜开的得意之情和落榜者愁眉不展的凄苦之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绝美的世俗图画。

本来高中者的得意和落榜者的失意,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人生却是一场无法预料结局的故事,这场科举考试的结局突然随着一个士子的一声疑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事情是随着一个不知姓氏名谁的士子,发现52位贡士都是南方人这个秘密开始的。这个疑问很快在坊间传的沸沸扬扬,“难道北方人连一个合格的也没有?”这时又有人发现了第二个秘密,就是主考官刘三吾和副主考官白信蹈以及各房考官都是南方人,他们这是有意压制北方士子,搞文化分裂。这两个秘密的发现,不亚于平湖投石,立刻激起了落榜士子的情绪,他们高呼着口号在街巷间游行,更有甚者还用鸡蛋和黄泥掷污了黄榜。事情就这样被闹大,直到惊动了各级衙门和万乘之君的皇帝。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什么作弊行为的出现,因为他对刘三吾的人品是极其相信和认可的。但看到事态的发展逐渐失控,刚刚从元朝统治下回归的人心又要失去,便不得不下旨召见刘三吾,希望能有一个补救调和的办法。哪知这个刘三吾是个不懂政治的书呆子,丝毫不理会皇帝的良苦用心。他坚持只凭试卷文章取舍人才,一点也不给北方士子留几个名额,照顾一下情绪和大局。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忍痛割爱,把刘三吾下狱,并派平日里和他有隙的张信复查试卷。皇帝本指望这个张信能领会其意图,没想到的是张信也是一个书呆子,不但没查出问题,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替刘三吾喊冤。

“这还了得!”朱元璋真是气急败坏。气的是这些大臣不理解他的真实意图,急的是北方士子的人心怎么收复。无奈之下,他只得把张信也打入大牢,一并交刑部问罪。

刑部这些官员可不是书呆子,他们虽然没能在科举考试中找到什么毛病,但却以“蓝党”罪判刘三吾充军流放,以“胡党”罪判张信与同科试官20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原榜所录贡生,全部罢黜,由皇帝亲自圈定新榜名单。

然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由朱元璋亲自圈定的新榜名单中,61人全部是北方士子,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都是皇帝惹的祸。但是,人们仔细考量一下这个结局,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没有文化的皇帝,却干了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至于个人,至于国家,孰轻孰重他掂得最清。

贡院作为国家的考试机构,本来只是一个笼络人才,发现人才的地方,与国家的日常管理没有大的瓜葛。然而,科举制度的形式与内涵,无形中却使这里成了人生的角斗场,正应了江南乡下的一句俗语:“种田的怕拉草,读书的怕赶考。”因为赶考就是人生的一次命运抉择,金榜题名,等同于鲤鱼跃龙门;名落孙山,十年寒窗苦读付诸东流;若命运不佳,再遇上个科场案,弄不好还会人头落地。贡院虽小,实则是展现国家政治的大舞台。

不信你看!

仅有清一朝,就科考案不断,仅把发生在江南贡院的这几起梳理一下,就足以窥得其中的玄机,让人唏嘘不已了。

那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冬天,北京中南海瀛台,几十名衣衫单薄,蓬头垢面,身带镣铐的人整齐地跪在地上,当朝皇上顺治爷正在亲自给他们训话。只见一些官员拿来笔墨,发给这些跪在地上的囚犯。凛冽的寒风中,这些人握着颤抖的笔,在战战兢兢中书写着决定自己命运的文字。

他们是些什么人?是罪犯吗?是。也不是。

这是一场亘古未闻的科举考试。身带镣铐的应试者,满腹心事的官员和一脸严肃的皇上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这画面上每个人表情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放到今天,用相机拍照下来,一定能获得个什么国际大奖。

要解开这个谜底,还得从这年八月的江南乡试说起。

事情是从乡试放榜后,落第士子们的抗议开始的。一些落第士子编辑了一本名为《万金记》的小册子,列举出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收受贿赂的种种罪状,并聚集在江南贡院前进行抗议。

得知此事的顺治皇帝龙颜大怒,下旨将方犹、钱开宗等同考官员俱着革职,押解来京,严刑详审。为了鉴别真假,还决定亲自在北京主持复试。

这就是前面故事的背景资料。

复试的结果是,88人参加复试,74人通过,未获通过的14人革去举人功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复试的结果是相当可以的了。要知道,这样的通过率是在什么样的考试环境下取得的。参加复试的士子,背负着身体和人格的双重压力,他们的表现实在是值得赞树。

然而,最值得人们记住的并不是这个群体,而是一个叫吴兆骞的考生。据说,当军士们押着身带刑具的考生进入考场后,吴兆骞实在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人格侮辱。他将笔一扔,拒绝参加这样的考试。他这么做,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吴兆骞虽然失去了考取功名的资格,却赢得了一个做人的资格。就在他掷笔于地的一瞬间,一个封建官僚的人格永远地死去了,而作为一个正气凛然的文化人的人格却轰然崛起。

至于他的大不敬,朝廷对其的惩罚是充军宁古塔。这对吴兆骞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中国文化却是大幸之事。从此中国历史上,不仅少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多了一个没有功名的江南才子。而且彪炳千秋的,是永远写在史册上的那个大写的人字。

这是透过科举案,对中国文化人人格的一场考试,谁榜上有名?谁名落孙山?我不说,你不说,历史一定会说。

别以为科场案考验的对象只有这些未经世事的士子,对于已经成为官僚的那些人来说更是一场行走在刀锋上的游戏。

不信你看。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江南贡院乡试放榜。细心的人发现,榜上有名者除去13名苏州士子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而这些人里所混杂的仅粗通文墨者被一一指出,考试的结果显然是受到了人为的操纵。愤怒的江南士子不满情绪高涨,有人悄悄地将江南贡院匾额上的“贡院”两字涂改成了“卖完”。于此同时,苏州生员一千多人在玄妙观集会,他们将财神像抬入府学,江宁城里的考生也将财神像抬进夫子庙,目的是讽刺科举考试已经被金钱所左右。

闻得此讯的康熙急忙派户部尚书张鹏翮(he和)会同两江总督噶(ga)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设堂详审。这么强大的官员阵容,在康熙看来案子一定会很快水落石出的。没想到的是,虽然张伯行很快发现了科场案的幕后黑手就是噶礼,但噶礼联合同党杀人灭口,并上折诬陷张伯行有“七大罪状”。其他参与审理及未参与审理的官员也纷纷上折,不是密报就是建议,生生把个皇帝弄得云里雾里不知所措。

无奈之下,康熙只得下令,把此案卷宗调来北京御览,再交刑部会审。

这下可就更热闹了!当经刑部会同六部、九卿会审后的结果交到皇帝手上后,康熙的脸色由黄变白,再有白变青,直气得他差点没背过气去。

因为他看到的结论是:关键证人因为狱卒酒后看管不严而自缢身亡;另一证人在押解途中染病身亡;因此参折中的罪状均查无实据;判科场舞弊人员或斩或绞,由皇帝定夺;负有管理责任的噶礼和张伯行,因督抚互参,一并革职。

康熙皇帝不禁仰天长叹:“荒唐!荒唐!”

他召集满朝文武说:这个案子大张旗鼓 地审了一年,结果却是这个样子。台阁重臣害怕贪官污吏,六部言官庇护钦差大臣,导致忠良含冤,奸臣狞笑。噶礼总督两江多年,飞扬跋扈,今天参这个,明天告那个,全是无中生有,难道你们就没有耳闻吗?张伯行在江南清廉忠正,深得民心,此番为民请命,披肝沥胆,不顾个人安危,四次上本伸张正义,这样的清官为什么还要受到惩处?抓贼的哪有与做贼的一起遭处的道理?这个案子三上三下,竟理不出个头绪,怎服天下民心?

朝堂之上暴怒的皇帝,感叹国家法度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万乘之君也左右不了区区九卿。面对这样的结论,皇帝又能怎样呢?面对噶礼身后那些掌握着大清经济命脉的两淮盐商,他又能怎样呢?只能是不了了之。是的,也只有不了了之,才是上上策!

这就是秦淮河一个轮回后的景象,文化被嗜血的权力所左右。几百年的时光里,在奋力地挣扎中文化从庸俗一步步走向高尚,江南贡院和它身边的这条秦淮河一样,无怨无悔地承载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所以故事。

近日,看到报上有消息说江南贡院大门前的甬道上多了几尊人物铜像,据说一位是吴敬梓,另一位是郑板桥,其余两位分别是张謇和陈独秀。把他们四人作为代表立像于门前,是有一定道理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家喻户晓;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之首名冠中华;张謇作为著名的实业家,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奠基者;而陈独秀则是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作为文化旅游景区,弄几个历史文化名人招揽生意这也无可厚非,但细数和江南贡院有点关系的文化名人可不仅仅只有他们四位。你像大名鼎鼎的唐伯虎,就是江南贡院开放出的一朵奇葩。

唐伯虎出生在明成化六年的苏州,16岁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29岁到应天府参加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一位将被民间野史不断演绎的文化名人,就这样从江南贡院中悄悄地走来了。

但是,这位从江南贡院中走来的文化人,并没有像朝廷希望的那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而是在无意之中翻转成了一朵历史的奇葩,成为后世文人的史料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是弘治十二年,三十岁的唐伯虎进京参加会试。与他结伴一同进京赶考的是一个叫徐经的江阴富商子弟。由于唐伯虎在乡试时表现出色,主考官梁储对其十分欣赏。出于爱才之心,梁储拿着唐伯虎的文章给礼部侍郎程敏政欣赏,也受到赞赏。然而,事有巧合,在朝廷举行会试时的主考官恰恰就是程敏政。更巧的是,会试前,唐伯虎和徐经两人还多次到程敏政家中拜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徐经借到程敏政家拜访的机会,收买了其府上的家童,考试之前知道了会试的题目。被蒙在鼓里的唐伯虎,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面对会试上那道虽然冷僻的题目,但满腹诗书的唐伯虎却是一气呵成,观点、论据样样妥帖。而早有准备的徐经,也是一挥而就地交上了一张完美的答卷。

看似一场完美的考试落幕了,可谁知一场预料不到的人生戏剧才刚刚开始。谁知事与愿违,天机被泄露,卷入科考案的唐伯虎自然劫数难逃。还好,朝廷没有治他们重罪。唐伯虎被“贬为小吏,不得为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奇大怪的文化大侠闪亮登场了。这才有了后来书画俱佳的“吴门才子”;才有了游历名山大川,放浪形骸的唐寅;才有了“三笑点秋香”的传说。而那位徐经回到老家江阴后,便亦商亦读,并且告诉子孙,书要读,但别太在意所谓的功名。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孙中还真出了一位不爱功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

其实,那四位被立像于门前的先贤与江南贡院的关系,细说起来也是各有不同。

对于吴敬梓来说,江南贡院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屡试不第,后来索性变卖了老家的财产,在金陵秦淮河边的贡院街上购地置屋。他面对魂牵梦绕的江南贡院,不再复习备考,不再空梦金榜题名,而是潜心写起了那部让后人仰视的《儒林外史》。也正是因为这部鸿篇巨著,才把名落孙山的吴敬梓与江南贡院永远地联系到了一起,成为后人说不尽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

至于张謇和郑板桥,那才是江南贡院的宠儿。他们一试即中,不但举人的功名轻易入囊,而且还都考中了进士。尤其是张謇,还是进士中的第一名,得了个状元。而陈独秀跟吴敬梓就差不了多少了,几经拼搏也未考中举人,最终也只能顶着秀才的头衔到社会上去拼搏。

还好,其实命运至于他们几个人是公平的。他们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哪个方面走进历史的,都与贡院和科举没有本质上的联系。支撑他们完成宏图大业的,只能是骨子里浸润的学识和胆略。对于十年寒窗的学子来说,贡院只是一个考试机构罢了,无论考取与否,教育从来都与其毫不相干。

然而,是书院和贡院这两个有形的载体,把科举考试这个无形的文化现像留存了下来。这里有士子们一年年的期盼,人生的哪一座驿站都没有这里让人心恸。无怪乎有人说,秦淮河水一半是士子们的墨汁,一半是幸福与悲伤的眼泪。

秦淮烟雨,伴着士子们的笔墨一路走来,成为永远栖息在人们心底的一缕月光。

从秦时利斧断垅为渎,到魏晋乌衣文脉渐开,秦淮河两岸渐成繁华之地。直至明清督抚天下江南,秦淮河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汇聚官、商、学、妓,拨弄政坛风雨,讲述才子佳人故事的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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