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11国美争斗终落帷幕中国经济得到突破

在这期间，双方各自拉帮结派。陈晓宣布和海尔达成三年总采购金额50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他还飞赴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进行了长达20天的路演，希望赢得更多国际投资人的支持。而黄光裕夫妇则得到了潮汕帮商人的力挺，他们的支持手段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捧着现金去香港联交所，大量购入奄奄一息的国美股票。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双方关系彻底破裂。黄光裕在狱中发布声明要求罢免陈晓，理由是“陈晓乘人之危，阴谋窃取国美人共同的历史成果和未来的事业发展平台”。紧接着，国美董事会宣布起诉黄光裕，指控他在一笔涉及24亿港元金额的回购股份行为中，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剑拔弩张之间，冲突愈演愈烈。

9月28日，双方把命运交给了全体股东，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相关决议公开投票表决。结果，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撤换董事局主席陈晓的动议未获通过，黄家推荐的替代人选也未能进入董事会。但超半数股东支持黄光裕提出的取消董事会增发授权之动议。股东的心理天平倾向于悲情的黄氏家族。

国美之争落幕于2010年11月10日，国美突然发出公告称，双方已达成和解。黄家代表顺利进入国美董事会。三个月后，陈晓辞职，在一份国美内部材料中有这样的语句：“陈晓先生以私人理由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也是国美股东的共同选择，只可惜走得太晚了……”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引起了企业界广泛的关注，它遭到了多重的解读。有人将之看成是传统家族企业与公众公司治理制度的角斗，也有人视之为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分配分歧，还有人则聚焦于战略投资人应如何扮演权衡的角色。应该肯定的是，这场权力争夺战始终没有超出法治的范畴，这应该感谢香港资本市场的透明和中立立场。

在经历了两年的痛苦调整之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然而，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海啸效应并没有停止，它从新大陆迅速地向“老欧洲”蔓延。在今年，一个只在历史读本中经常出现的国家——希腊，突然频繁地登上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

如今的希腊，只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风光妍丽的小国，以旅游和港口为主要收入，全球萧条彻底摧毁了它的经济体系，青年人的失业率居然超过50%。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集体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更是直接下调4级，将其定为“垃圾级”。希腊总理只剩下“耍无赖”的本领，他公开表示，完全没有能力偿付欠债，如果得不到援助，希腊即将破产。

2010年5月3日“欧洲大哥”德国内阁紧急批准了224亿欧元的援希计划，一周后，欧盟批准了7500亿欧元的援助希腊计划。

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是一个缩影。在欧洲，与它处境相似的国家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据巴克莱资本的计算，仅美国银行业在这五个国家的风险敞口就达1760亿美元，它们被统称为“欧猪五国”。

欧洲的衰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名词了。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是一个糟糕的发明，它的取消只是时间问题。而有些国家——譬如海峡彼岸的英国，则开始讨论是否还要留在千疮百孔的欧盟大家庭。

与愁云密布的“老欧洲”相比，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是让人羡慕的。

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创下10.6%的峰值，总量达到41.30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生出一个长长的浩叹。

这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历史性超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两个东方国家几乎同时开始现代化改造，一个徘徊纠结，一个“脱亚入欧”，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战胜老大帝国，导致东亚政治局势的全面改观。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仇恨的泪水和鲜血填满了整条日本海峡。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战败，两国貌似又重新回到了相同的起跑线。在1956年，中日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同，可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一个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斗，一个全速发展经济，竟然又拉大了距离。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对日本模式的追慕，甚至连“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在参观日本公司后，才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现代化”。自1968年以来，日本坚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长达42年之久。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对日本的超越，如同去年汽车产销量对美国的超越，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性现象，在全球媒体界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中国崛起，日本衰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消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对美国来说，日本在某些方面是经济对手，但同时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是同盟，中国却在各方面都是潜在的挑战者”。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也描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北京的65岁退休公务员郑茂华对该报记者说：“可能有人对此感到激动，但我不是其中之一。这种GDP的成就无法反映这个社会国富民穷的实情。”

在日本，反应则相对的多元和复杂。著名电视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对日经新闻说：“日本人过年，嘴巴里含着生鱼片也在议论中国经济，中国的每一个举动都牵动着日本人的神经。”经济学者伊藤隆敏说：“我们一些人很怀念日本遭受抨击的那个时代，我们当时很不满，但被忽略比被抨击还要糟糕。”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是著名的鹰派人物、超级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此刻很是伤感：“考虑到中国不断膨胀的GDP和较大的人口规模，日本自然是会被取代的。日本衰退的其他各种迹象在这种背景下太过突出。”

态度较为乐观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毕竟在人均GDP的意义上，中国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在大公司的技术竞争力上，日本仍然有显著的先发优势。有学者认为：“GDP犹如一本存折。存款的加减本身并无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国民能否安居乐业。”

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有20个国家的元首到场，246个世博展馆，在6个月内，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杰弗瑞·沃瑟斯多姆出版了新书《全球化的上海，1850—2010》（Global Shanghai，1850—2010），他写道：“很多大国的兴起，都会完成这样两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次的上海世博会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步。同时这也代表着上海的新生与复兴。”

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却如一个没落的东方贵族，即便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仍然步履艰难。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它迅速地恢复了自己的活力。到2010年，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地，上海港的集装箱吨位数超过新加坡，跃居为世界第一大港。上海以占全国不到2%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八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在世博园的中国国家馆内，有一幅高科技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5.28米长、0.24米宽的北宋名画，被放大到长128米、高6.5米的立体转折造型银幕上，原作中587个人物也被增加到1068个，现代投影和电子动画技术让11世纪汴梁的繁华生活复原再现：摇橹声、喊船声、叫卖声和驼铃声，把人们拉进了时光的千年隧道。

对日本的超越和世博会的举办，都为今年的中国经济涂抹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光彩。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却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它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对于中国经济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逆势表现，即便在国内的经济学界和产业界，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尖锐的批评是，万亿资金都给了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80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说，四万亿经济振兴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他引用调查数据说，70%以上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它们信心”。

在吴敬琏看来，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几乎颗粒无收。

在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到底有多少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部门，一直是一个谜。有人猜测是95%，有人说是八成，这大概是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数字，但是民企集团的被边缘化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集体心理。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发言中坦言：“这块蛋糕民企没有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我们民企根本没有打算拿这钱。”

在本部企业史上，2010年是民企心态的转折之年。沮丧和不满渐渐发酵成整个阶层的不安全感，对实体产业的投资热情开始下降，身份和财富转移渐成活跃的暗流。自此之后，民企业者聚会，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讨论两个私密话题：孩子去哪里留学？自己往哪里移民？而这在之前是并不常见的情况。根据胡润的富豪报告显示，财富阶层的大规模移民正是从2010年开始的，其中很多人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投奔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10年有772人移民美国，2011年猛增为2408人，2012年为6124人，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倍和2.5倍。2015年，美国政府共签发9764张EB-5（投资移民）签证，其中，中国大陆8157张，占比高达83%。

很显然，中央政府也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动态。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内容共计36条，因为在此前的2005年也发布过几乎相同的36条鼓励和引导意见，于是后者被称为“新36条”。与五年前相比，“新36条”对非公有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和参股等方式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领域。

但是，政府的善意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响应，相反，倒是引起了更大的不满和讨论。人们发现，五年前的“36条”几乎没有一条得到了确凿的落实，而“新36条”则更像是一根聊以安慰的棒棒糖。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欧阳君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新36条’极有可能像五年前的‘老36条’一样，口惠而实不至，最后也流于以文件落实文件。很简单，基本面的力量支撑不足。除非国有资本能适时退出，或者非经济因素更少地干预市场，民营资本才会真正迎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