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有多远——读余自华的诗集《行走录》有感（刘兴祥）

    （注：此文写于2008年11月，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师生交往的故事。真人、真事、真情，有立体感、画面感，故事叙述了山里孩子走出大山的痕迹、轨迹，还有心路历程。）

    2008年的某天，余自华将他新近出版的诗集《行走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送了10余本给我，我又分送了一些文友，文友们读了以后，都大吃一惊，觉得他年纪轻轻，就有“立言”的成果问世，且里边的很多首诗稿，从语言的运用、内容的丰富到情感的充沛，均超过二十多岁年轻人所该有的。再后来，文友们都说：“你应该给他的诗文写一点评论。”可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没有动笔，原因主要有一：我认为，余自华其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只不过，通过十多年的苦读、父母的期待、老师的教育，从一个农村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所以，除适当的鼓励、鞭策，决不能给他过多或过高的吹捧，更多的是要锤打和磨砺。突然有一天晚上，余自华来到我家，告诉我他要到省城工作，希望我为他的诗集《行走录》写点文字。我当时的心情，高兴与伤感并存，高兴的是：到省城某重要单位工作，真正印证了“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堂”那句谚语——农家孩子要改变命运，唯有读书、唯有不停地奋斗；伤感的是：我女儿对他的感情很深，经常闹着，要我领她去找他，如今要离开楚雄，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更不要说有事无事，他来我家，或我带着女儿去找他玩。

    午夜都过了，他还离开了我家。在斑驳的灯光下，我穿着睡衣送他走。回到家，在淡黄的灯光下，想起他走时说的话，我就余自华其人、其家、其家乡以及一些关于他的诗文，谈谈他的诗集《行走录》。

一

    认识余自华实属偶然。他与我一同进校，只不过身份不同：我是语文老师，他是初一学生。那一年，我被分回双柏县独田中学，记得进学校的第一个星期，都没有上课，就是领着学生们挖路；进独田乡中学的第一个学期，下午的大部分课，就是领着学生们在满是树林的小山包上，一锄一锄地开挖操场。在众多的学生身影中，有余自华的影子。在他们班，他长得最为矮小，但干起劳动，很是卖力，特别是农家孩子干劳动，是把劳动当成一种乐趣来享受，无论是挖路，还是开挖操场，我们都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再后来，我在校内办起手抄、油印、四开、半月版的《校园文化报》，登载教师的教学心得、教学杂感，以及学生的一些优秀作文和一些习作，其目的和主旨是培养山区学生学习和热爱语文的兴趣，给山里学校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同时，我还在校园内定期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讲座，讲学生懵懵懂懂的“文学”“诗歌”，有时，对古代、现当代的一些著名诗人，我也以讲座的形式，不管学生听得懂还是听不懂，都灌输给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好在山区的孩子，纯粹是一张白纸，他们都在等待你精心、细心地勾画。他们有着对知识的渴求、特别对文学（主要是文化的单调）热爱，渴望用知识改变农家孩子“身份” 的急迫的心情，还有希望走出大山，对大山外面有十分强烈的憧憬和向往。所以，教他们什么，他们接受什么，现在我还自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加班加点地多教他们一些知识。

    在办《校园文化报》的过程中，余自华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他能写一手很漂亮的行书。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收到的稿子，经我修改和审定后，认认真真地抄写在划好的版面上，充当抄写员的角色。所以，每一期的《校园文化报》，既有他的汗水（抄写的辛苦），也有他的习作问世。特别是他的一些习作，内容广泛、思维活跃，虽然从没有到过县城，但从他的作品上看，就像去过很多地方的孩子，无需太多的修改，即可登载在“校报”上。另外，在我定期不定期举办的讲座中，也有他活跃的影子。

    初中三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后来，他考取了州民族中学、考取云南大学中文系。在他读高中、大学的七年间，我与他交往不多，只是断断续续地有一些交往。记忆最深的有一次，大概是他读大二时，与我在独田的月光下有一次谈话，作为老师的我，竟然受到了他作为学生的表扬，说：“与老师你还基本算谈得来。”我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一方面说明我的知识老化得严重，我必须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另一方面说明这小子一是有思想，二是有点狂，同时我也是悲喜交加，看到作为学生的成长和进步，那也是我所希望的。但作为老师的我，对他一直有着父母一样的情怀和心情——希望他有一碗饭、希望他有一个媳妇、希望他有一个家。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放弃了在高校教书的工作，我是扼腕叹息；听到他考硕士研究生，本专业不考，而是去考法学专业，结果以四分之差败北，我骂他“好高骛远”；特别是在组织部门工作，我怕有领导说他“不务正业”，我不准他写诗稿，他竟背着我写了几百首的诗稿；但他在2006年中共楚雄州委组织部面向全州招考干部、2008年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面向全省招考干部，两次成绩，无论笔试、还是综合考核，两次均名列第一。每每面对这些，我尴尬、无奈、欣喜、期待……什么样的心情都有。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我知道“儿大不由娘”的道理，我只能是宽容、勉励，还有不时地“修改”他。这就是我生活里余自华，我眼睛里的余自华：一个普普通通农家孩子、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如果不读书，在他的家乡小岔河村，也许，他连媳妇都娶不上，更不要说是有诗稿问世。

二

    严格意义上讲，余自华还没有家。他到过皇城北京、走过大半个中国，虽然现在在省城工作，但在省城昆明，他也没有家：从个体上说，他只是一个游子、一个过客、一个歌者、一个行者：如果哪里是他家，在我认为，尽管他心漂万里，但他的家，永远是从小成长、出发的哀牢大山里的双柏县独田乡小岔河村。因为，那里，有他的父母、有他崇拜的爷爷，有看着他成长的父老乡亲，有与他一同成长相伴的兄弟姊妹；那里，贫穷与善良、落后与愚昧并存，同时还是一个地基不稳，极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方，但又是他梦开始和回归的地方。我想，他现在生活、活动、思维以及写作，还是以小岔河村为圆心的，只不过，他活动的半径愈来愈大，他的思维空间，愈来愈广阔。他在《行走录》的《跋》里写道：“感谢父母，哀牢山深处的他们，一辈子以土地为宣纸、以脊梁为画笔、以汗水为墨彩，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读过什么书，几乎不识几个字，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就是他们的儿子。”

    我第一次接触他家，是他登载在我办的《校园文化报》上的文章，题目是《我和我家》，当时他的岁数不超过14岁，但是他把 “现在我贫穷的家”描摹得非常温暖和温馨，把二十年后的“我家”，勾画得让人心动、让人期待，颇有小平同志“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当时我吓了一跳，决定到他家走走，看看他的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家。

    从中学到他家，一路上满是秋叶，溪水到处流，小鸟也来做伴，不时有野兔、麂子从我们身旁闯过。由于有他姐姐带路（他姐姐也是我的学生），二十四五华里的山路，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他家——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散居在四、五个错落的山坡上，四周都是层层相叠的坡地和水田，村脚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村后也有条永不会干涸的小溪。余自华的家，给我记忆最深的两点：一是院墙外就有些木瓜树。我到他家的时候，正是深秋，树上的木瓜金黄，当我伸手想摘时，他父亲不准我吃（在他们认为，那是猪吃的，给老师吃不礼貌）；二是他的家人。他的爷爷，年轻时与当地的风云人物刘德礼走南闯北，颇有见识；他的父亲，一个被乡邻称之为“手艺人”的豪爽人物，从早到晚都可以喝酒，特别是烹调手艺，更是一绝，他可以把一头牛，烹成几十种味道各异的菜肴。余自华的爷爷和父亲，是小山村的灵魂，但父子二人，又有点“敌人”的味道，一辈子磕磕碰碰，你不服气我，我也不服气你，经常相互赌气，但还是可以平安相处。还有一个就是给余自华影响最深的母亲，一个典型的山村妇女。他母亲话语不多，成天只会操持家务，孝敬老人，服伺丈夫，守望儿女（多年了，我一直认为，在余自华身上，他有他爷爷 “横” 的影子，他有他父亲 “犟” 的脾气，也有他母亲善良和逆来顺受的一面）。

    余自华初中毕业后，我也就到乡政府工作了，经常下村，有时要路过他所在的小村子，到江边的毛铺子村进行蹲点。路过他们村，有事无事，也会到他家坐坐，喝点茶水。记得1996年8月的一天，我正巧下村在他家喝水，得知他没有被师范学校录取，他的父母十分难过（在山里，读一个师范，有一个“铁饭碗”，是好多父母梦寐以求的），可我十分高兴。记得当时，我一边宽慰他父母，一边与他父亲打赌：读高中上大学要比上师范有前途，要他父亲下定决心，多栽几亩烤烟、多养几头牛，好好准备儿子读书的钱。山区的农民最相信我们教师的话——从他父亲那微笑的神态中，我知道他相信了我的话。后来，余自华读了州民族中学、读了大学。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他还领着学艺术的漂亮的女大学生，翻山越岭回到家（虽然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走在一起让人留有遗憾），确实让家人非常高兴，也让小山村的乡亲们开了眼界。

三

    要全面地读好余自华的《行走录》，不了解他的家乡、不到他的家乡走走，只能是一叶障目，无法了解的。余自华的家乡，在哀牢大山深处，是楚雄州人口最少的乡，全乡只辖两个村委会，人口4000多一点。那里，山高万丈、箐深百尺，三面被江水环绕，特别是那里的雾，作家卡罗去了几次，都不敢动笔（怕写不好）。“听得见、看得见，但走得病”“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都是他们家乡地理状况的真实写照。他在《题双柏独田》的一副对联中写道：“山乡瘠陲，天圆地方，含仁隐智邀君再来；长风舒卷，鹤立哀牢，地灵人杰喜看来朝。”所以余自华要走出家乡、走出大山，付出的艰辛，不仅要有毅力、而且还要有会做梦的父母、还要遇到好老师。所有的这些，也许是上苍的眷顾，在余自华身上，他都拥有。

首先看毅力。从上学开始，余自华就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背着十多斤重的柴米、走十多里的山路，到学校生火做饭吃，有时还要被大同学欺负。再看他父母。在农村，望子成龙、成才、或是成人，是父母的最大希望，父母也是在望子成龙、成才、或是成人中慢慢变老、走向衰老、直至走向山后的孤野。从我对他父母的了解，他是他父母的心灵寄托，特别是他的母亲，做梦都在想他——有这样的父母，他没有理由不去跋涉、奋斗和抗争。最后看他所遇到的老师。山区很多老师，都是“代课”、“临时”或是“民办”教师，在黑板上写粉笔字，语法错误连篇，错字都要学生们纠正，更不要说“传道、授业、解惑”，好在余自华自上小学起，遇到的，都是些优秀的老师，很多老师还给他的性格、治学带来深远的影响，如小学时的班主任普云岚，半辈子扎根余自华的家乡从事小学数学教育，因成绩突出，曾受到省政协的表彰奖励；初中时的班主任普文生，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质朴善良的品质，对性格、品质初步形成的初中阶段的孩子，有着重要的影响；还有初中时的英语老师张俊华，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从一个乡村教师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的人生奋斗历程，也激励着如余自华一样的一批学生（那时山里的学生最缺身边的榜样）。特别小学、初中的两位对他影响较大、带他走向文学之路的老师尹辅军、杨祖宏，两位都是楚雄著名的乡村诗人，他在《乡村诗人》一诗中写道：“花蕾满枝的时节/饱满多情的诗歌/在乡村小学的瓦砾上/伶俐穿行/孩子们读着他透亮的诗歌/纷纷做梦。”杨祖宏后来还成了他的表姐夫，他在《再致杨祖宏》一诗中写道：“深山锁佳年，景况逐飘零。卅年勤躬耕，有发微染霜。”

    我对余自华家乡的了解，还有更深、更全、更理性的一面。在我认为，双柏县独田乡，是哀牢大山里的一叶绿舟，如一绺荷叶横亘在昆明、楚雄至普洱的交通要冲上，自古是楚雄至普洱、走向缅甸的茶马古道，特别是离独田街六十里的白鹤箐村对面的石羊，明、清时是云南境内著名的四大银矿（其他三大银矿分别是文山的开化、墨江的他郎、双柏的马龙）。咸丰年间，为争夺石羊银矿的开采权，竟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波及大半个云南，死伤人口数万，但这样大的事件，在独田的史志上未有半笔记载，离百合箐四、五公里的荒野里，有上千座荒坟，若问起附近的村民，都是摇头不知；还有从马龙河至礼舍江，140多华里的路程，全是上千年的茶马古道，一路上马蹄斑斑，一路上有好多处是古战壕，但历史的烟尘，竟埋没很多动人的、或者是让人失魄的故事，我想把一些发生在那段路的故事，以史诗、小说、或者是故事的方式记述下来，可除了路边的几首山歌（如，赶马哥哥你莫狂，家里老婆守空房）外，找不到半点上千年茶马古道的信息。还有独田的教育，起步很晚，1989年才正式成立独田中学，从前都是在独田小学的基础上附设初中，余自华1993年开始上初中时，独田中学才办到第四班。所以，我与一些独田籍的领导、同事交谈，说独田是一块“文化沙漠”，他们都不赞同我的观点，还抬出已去世的前昆明市书法协会主席段雪峰（独田人，自小求学在外，一生磨难，成名在外）作例子。好在余自华赞同我的观点，并表示，今生今世，不管身漂何方，他都会在那块家乡的“文化沙漠”上努力耕耘，所以才有了《行走录》的出世。那是我很欣慰的。

四

    说了这么多，读者大概清楚了我要表达的意思，那就是“文如其人”。一个人的创作，虽然是个体的社会劳动行为，但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作家的出现与成长，离不开一个很广阔的社会背景。因为文学是生活的积累，艺术的再现；诗歌是“符号”（语言）艺术的串垫，是情感跌宕起伏的跳跃；诗歌是艺术美、生活美（虽然很多生活是痛苦的，但在诗人世界里，又是另一番的“美”，如“国家不幸诗家幸”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情感美、思想美的高度统一；诗歌是“爱”与“美”的选择。若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广泛地阅读、心灵的感触与煎熬，要有诗作问世，要有能感动自己、打动他人的诗作产生，是不可能的。而余自华以他二十多年的物质之躯，就有200多首诗的《行走录》（一部分是现代诗、一部分是古体诗）出世，他用他的方式，丰富着他的另一种人生。

    通读《行走录》全部诗歌，我可以用三点来总结和概括：

    首先，诗人是勤奋的。俗话说：“早也三分迟也三分。”成功的人，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要比旁人多用功，而且长期坚持。在这方面，余自华与同时代人相比，是同时代人的典范：在勤学苦读上，一方面他阅读广泛，每月花在买书方面的钱，均在200元以上，有时还来“偷”老师（笔者）的书，特别在2008年，他还考取了MPA公共管理硕士；另一方面，仅从“量”上看，从2004年以来，在完成大量的工作文稿之余，余自华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同时创作了300多首现代诗、古体诗和律诗（入选《行走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近百篇散文。2008年起，他又在“人民网”开设个人博客，撰写了上百篇政论文章。

    其次，诗人是敏感的。诗人与生俱来的敏感，缘自农家孩子自身的矛盾成长：少小离家求学，理想与梦想、实现与破灭、自尊与自卑、自谦与自负、拥有与失去、现实与想象中的反差，期盼融入城市生活又本能地排斥城市或被城市排斥，等等，在很多城市孩子无法想象、无法拥有，而在余自华身上，都挥之不去；很多时候，他是城市的一个看客、一个过客，匆匆独行于城市街头……“诗是我遮风避雨的小房子”（席慕蓉语），于是，很多时候，他拾起了手中的笔，用文字、用情感、用诗歌来抚慰那颗夜晚无法入睡的、敏感的心，他在《孤独的马》一诗中写道：“端祥的我是时间的奴隶/是阳光里孤独的孩子/正为语言艰难地活着/想象邂逅雪样坚白的人生。”

    第三，诗人是怀着梦想生活的。诗美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向往，由此而在于人的心灵的燧石中激发出闪光的火花。在《行走录》的大部分诗歌中，诗人是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朴实的生活。如，写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姊妹、他的舅舅、他的老师、他儿时的伙伴、他的师兄难弟。只不过，要把朴实与平凡的生活写成诗，要达到“百味皆可入诗”的境地，没有脚踏实地的日常生活、没有梦想、没有火热的感情，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任何时候，无论有多大的痛苦，或是有多大的挫折，都永远充满梦想。在这方面，余自华是很明显的。我希望，余自华的梦想，永远在劳动中去创造去实现，特别是用诗歌的形式来实现一种精神的永久向往。

    十年前，读了作家铁凝的小说《永远有多远》，十年了，我还是无法忘记。今天，还是用这篇小说的题目来做我的结束语，并相赠余自华及《行走录》：人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中，太短暂 、太渺小了，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走得更远些？另外，我与余自华，相识相知近二十载，集师生、朋友于一身，我们的关系，又能走多远，这也是我所忧虑的；还有，余自华其本人，从人品到才华，从仕途到工作，愈来愈好，但能“敲打”他的人，且愈来愈少，而他的创作才刚刚起步、他的人生刚刚起航——永远有多远？我祈求上苍，永远地眷顾他，让他有更多的《行走录》问世，让他个体与躯体的生命，永远与人世间同行！

语音分享 / 尤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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