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小弟公开叫板苏联，中国为何被迫站队？

我们上次谈到了南斯拉夫与苏联的恩恩怨怨，还有中苏关系的恩恩怨怨，而这两者又是参合在一起的。1985年11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的首任大使伍修权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驻京记者，地点是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俱乐部。我担任翻译。大家知道，伍修权是一位老资格革命家和外交家，当时已经77岁，已退了下来，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这个人物，他最为人知的经历是在红军井冈山反围剿时期，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他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又在苏联步兵学校学习，之后又留在苏联工作，在苏联呆了五六年，掌握了俄语，1933年秋，他但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当时共产国际的话几乎就是圣旨，他的翻译就显得特别重要。大概是近距离接触李德多了，他太了解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1935年他列席遵义会议，他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会议，他始终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他认真准确地翻译与会同志的发言，为会议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解放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着伍修权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据他回忆，后来彭德怀对李德瞎指挥，造成红军这么多根据地的丢失，这么多人的牺牲，他指着李德的鼻子骂“崽卖爷田心不痛”! 他该是湖南的俗语，也就是你这个崽子把爷爷的田产卖掉了，自己一点都不心疼。伍修权有点犹豫，没敢直接译出来，彭德怀坚持你就这样翻译，一个字都不要漏，武修权还在犹豫时，在场的另一位懂俄语的老革命杨尚昆把它翻译成了俄文。李德听后咆哮起来大喊：封建！封建！彭德怀回骂李德：下流无耻。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那天，他和南斯拉夫记者谈的比较轻松愉快，《信使报》的记者提前给了他一个长长的问题清单，他让秘书提前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今天还保留着：第一个问题是：从斯大林去世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你现在能否毫不拘束第谈谈你对那个时期的一些印象，例如，你当时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会谈翻译，你能否谈谈你对他们两个人的印象，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何和他们是如何相处的？但那天的见面很愉快，武修权上来就说，我们不必按这个单子问答，我们就随便聊聊吧。上次回忆与思考我们已经提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从二次大战期间就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有矛盾，铁托和斯大林这两个领袖人物无论是个性还是理念，差别都很大，这也是矛盾的主要原因，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动联系铁托，希望能够改善两国的关系，他亲自前往贝尔格莱德访问，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南斯拉夫也接连向中国发来不少信息，希望利用这个转机，南斯拉夫与中国可以建交，中国政府也认为这是一个时机，同意了南方的建议。所以1955年，中国和南斯拉夫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伍修权成为中国驻南斯拉夫的第一任大使，也是我们新中国的有一位将军大使。但1956年苏共20大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苏南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伍修权1956年抵达南斯拉夫后，他就开始做调研。伍修权亲身经历过过去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瞎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他比较实事求是，他通过与铁托本人的交谈，通过自己与南斯拉夫各界人士的接触，认为南共是根据本国特点和需要，制定了独立的方针政策，探索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不机械地搬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也不是机械地照抄外国经验。他认为南共坚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这种精神是可取的，在南斯拉夫国内的实践中也是有成效的。不过，伍修权在和记者的交谈中承认：中南关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苏南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南关系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相反却发生了急剧的逆转。他碰到的具体事件是1958 年初，南共召开南共联盟的七大，提出了新的“南共纲领”。他接到国内指示，要求使馆把这个纲领的全文报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最考验人的地方，如何对正在发生的大事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和预测。伍修权说，我们组织使馆人员，比较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九条共同标准，和南斯拉夫纲领，一条一条进行对比。《莫斯科宣言》是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后引起了国际共运中的思想混乱，为了克服分歧重新凝聚共识，经过磋商，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12个国家的共产党表团，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通过了这个宣言。

但当时南共认为，这项宣言中的一系列观点和评价与南共盟的立场截然不同，南斯拉夫拒绝在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反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和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强调苏联和苏共在共运中不能成为“思想、组织和其它问题的仲裁者”。1958年南共盟召开了自己的七大，通过了《南共联盟纲领》，武修权认为南共纲领中至少有6 条是符合这些莫斯科宣言中提到的共同规律，但也有不符合的，特别是有一条，他认为苏共是肯定不会接受的： 那就是“南共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任何一国的党搞垄断和霸权。这一条，与中国共产党的当时公开的主张也不一致。当时中共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客观存在，必须维护这个阵营的团结一致。这个阵营必须有个头，这就是苏联。

为此，苏共号召公开抵制“南共七大”，要求各国共产党只派观察员参加，不派正式代表团参加。在1958年的南共七大结束后，伍修权接到国内指示回国述职，实际上就是不辞而别，等于是离任了。不久，南斯拉夫也召回了驻华大使。这场原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影响到外交关系，两国虽未正式宣布，但实际上已把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外交关系。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问武修权，据说你回国后，特别是文革中，因为你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收到了迫害，据说你被关了八年，你当时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伍修权笑了，我经历过很多风浪，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只要国家一天天好起来，我就高兴，我们一起向前看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革命者胸襟和情怀，当时才20多岁的 我听到还是很感动的，这些经历过长征，经历过千难万险的革命者，境界之高令人务必钦佩，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干部太少了。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