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心要》连载-第二章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有书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也有书作‘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此为第二章之首句。《中庸》首段乃述圣孔伋直呈境界之言，述圣孔伋如实汇报其亲证大圆满圣境之生命觉醒（亦曰“道德觉醒”或“心性觉醒”）后，不可思议之状态。述圣孔伋的真传弟子亚圣孟子将至圣孔子和述圣孔伋等的圆融圣境（中和之境）概括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心性之内涵与属性是唯一真实，是至真、至善、至美，除此之外，皆为先天秉持之气偏质碍和后天所染之种种习气引发出来的虚妄不实之假象、异象与幻象。以现代语言之，即意识形态引起的种种偏见与顽固，也即让佛陀感到十分无奈的“业障（所知障与烦恼障）”者是。儒家圣贤们经过切实的德化人生之历练，践行仁义，彰显良知，化去种种习气，朗现心性，回归达道之中和境界。但此至真、至善、至美的中和境界（圣境），从小人（凡夫）角度视之，“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不可知之”者，圣境不可思议，难以言述；“之谓神”者，圣境十分神奇，超出所有平庸者之构思与想象。不仅儒家强调（或曰抱怨）圣境难思难议、神奇莫测，道家和佛家亦复如是。佛家再三地抱怨说：佛境实不可思议，般若非凡夫可测。禅宗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虽然佛境不可思议，佛陀依然用了四十九年的时间四处讲法，努力地阐述那不可思议的佛境。尽管“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作为“天下之大本也”的“中”，作为“天下之达道也”的“和”，十分难以阐述，但还是要勉为其难地讲说之、形容之、比喻之、引导之，因为这是圣者之仁心之不容己也，智者之良知之不得已也。但至圣孔子提醒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用禅师们的话说就是行者“不可拘泥于文字，死于句下”，不可“为文所缚”。文乃标月之指，应得月而忘指也。同理，《中庸》首段，乃至整部《中庸》，皆不是仅仅通过字面上的意思，就可得入其中三昧的，必须将其教导句句落实于身心言行之中，切实践行一番，方可体味出其中真意之一二。

述圣孔伋率性直呈之后，为了让我们后学晚辈更好地理解和了悟圣贤们的中和圣境，开启了苦口婆心模式，旁征博引“六经”和他的爷爷等圣贤们的教导，以启迪我们。

相传至圣孔子的母亲在怀孔子期间，仍然在田地里劳动，感觉腹痛欲生时，匆忙自田地里返回，未及到家，腹痛加剧，不能行走，见山丘边有一仅够容身之洞穴，遂躲进洞穴里将孔子生下。因孔子生于尼丘山（又名“尼山”），故其名曰“丘”。因此山丘曰“尼山”，复因孔子有一个哥哥，故孔子在家排行第二，第二曰“仲”，合而为字曰“仲尼”。以现代语释之，即“我家二儿子生于尼山”。

古代人需有姓、有名、有字，三者不可缺一。“姓”者，家族之谓也，血统之谓也，放于全名之首，以示出身，更示尊重。“名”者，自称（亦含谦称）之谓也。名只能被父母、师长称呼和作为自谦之用。“字”者，他人之称也，尊称也。平辈、晚辈和朋友等，只能称对方之字，不可呼名。在古代，直呼对方之名，为大不敬。孔伋为孔子之嫡孙，幼年亲炙于爷爷，故孔子既为其师，更为其长。从孔伋角度，他断不可直呼“孔丘”，必须敬称其字曰“仲尼”。为何孔伋于此处称“仲尼曰”，而不是“我爷爷曰”？爷孙是血脉关系，是私人关系，“爷爷”宜于在家庭内称呼。此处是讲道论学，学统和道统皆为天下之公器，非某人之私物，不可将纯私人关系移于此处使用。故述圣于此处写作“仲尼曰”。

下文中述圣多处摘引《诗经》等其它书籍经典，但其将引述至圣之言置于首位，以示所言其来有自，源于至圣孔子，源于千百年来圣圣之心传，非其私意自用。在整个东方传统里，无论是中国文化圈，还是印度文化圈，都有一个共同点：把“学统和道统乃天下之公器”发挥到极致，无论是为学还是修道，身心内外的每一步成长与变化，全部要咨询于古圣先贤，参照于经论典籍，不敢私心自用，更不可自以为是。简言之，无论是为学还是修道，皆能高度尊重圣贤和经典之权威，不敢对其轻视，将其视作明镜以鉴照自己。不似现在为学或修道之人，处处沾沾自喜，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轻视圣贤之教导，藐视经论之言语。呜呼，不胜可怜而可悲！圣言可畏，不仅在过去如此，在现在和未来，须同样如此。“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此处述圣摘引至圣孔子之言，以及后文中援引《诗经》等经文，证明述圣尊重传统，敬畏传承，撰文著述，字字句句皆有出处，皆有来源，绝非私意独断、自以为是之言。

虽然孔子十分强调“中庸”，将“中庸”作为君子、大人、圣贤之最高境界来赞美与追求，但就字面而言，孔子论“中庸”之言语并不多，其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句可有两重释义：其一是但凡有知识者、有学问者、有修养者、有见识者、有理想者、有探索精神者、追求身心成长者、有道德渴望者，这样的人，必然将“中庸（心性、天命、天性、道心、中和、良知、道德）”自觉地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作为身心的最高追求；其二是君子（圣贤、大人）之所以是君子，那是因为他们业已达道，与“中庸”打成一片、化为一体，故他们已达生命圆满之了悟、道德彻底之觉醒，故尔为君子。与君子相对之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正是因为他们远离中庸，藐视中庸，背叛中庸，甚至仇恨中庸，随着自己的习气和本能（佛言“业力”或“业障”）向下滚动，胶着于患得患失、蝇营狗苟之琐细之中不能自拔，终生为习气之奴、本能之奴、自我之奴。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之中庸也”，孔子自问曰：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觉知、渴望成长的智者、德者、学者、行者，他们与中庸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他们与中庸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理想、最正确、最恰当的呢？“君子而时中”。“时”者，时时义，时常义，始终义，一贯义，不离义，合一义。孔子自问后随即自答曰：作为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智者、德者、学者、行者，或作为一位修学有成的圣贤，他们与中庸的关系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他们时刻与中庸（中和、心性、仁义、良知）打成一片、化为一体，他们始终认心性为我（无我之我），始终认天道为己（如上帝那样自视），以良知自居。但小人（凡夫）完全相反，他们甘为自我之奴，认习气为我，以五毒自居。小人们放弃理想和追求，整个人生都在去崇高化、去价值化和去意义化，越来越沉溺于感觉与生物本能中不能自拔，越来越反人性化与反德性（佛性）化，即越来越兽性（生物性）化。正因为小人们越来越兽性化，越来越本能化，越来越像个披着人皮的动物（除了外具人形，一切言行皆为十足的动物），“小人而无忌惮也”。“忌惮”，即顾忌和敬畏之义。小人们为了顺利地实现其生物性的本能欲望，为了实现其五毒和自我，任由各种非理性与情绪化泛滥，必然肆无忌惮（厚颜无耻、无法无天）地反抗一切高尚和敬畏，必然反抗一切道德与法则。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因为高尚，所以高尚；因为卑鄙，所以卑鄙。高尚者以高尚为荣，卑鄙者不以卑鄙为耻（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的确是一个千古难题，迄今为止，人类尚无有效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故而引发孔子千古一叹“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且是如此肆无忌惮地反中庸，自绝前程，自断归途。

历史地看，切实践行儒佛道诸圣之教导者寥若晨星，绝大多数人终生都在用种种借口推托，拒绝践行中庸，拒绝成长，拒绝觉醒，束于自我，甘为五毒之奴，沉沦于兽性与本能之中不亦乐乎，全然不知青春已过，全然无视八苦迫近，殊可浩叹，着实可怜，但又如之奈何？古今圣贤无不为此心如刀绞，彻夜悲痛。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几句话未见于《论语》，很可能是孔伋得之于孔子之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