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 就地正法制与玉贤判案

我国古代自隋代以降，主要的五种刑罚，由轻到重分别为笞、杖、徒、流、死。清代的州县官员包括知府，只能对笞、杖以下的案件进行全权判决，总督巡抚对徒刑案件有判决权，刑部对流刑案件有判决权，死刑案件经过刑部之后，还要通过秋审，最终要皇帝亲自勾决，如果皇帝没勾，那就变成斩监候，继续关着，等明年秋审再提上去。

地方官员对于自己不能全权判决的案件，在审理之后可以给出自己的意见，叫做定拟，然后将案卷转呈上级部门，这样层层上报，层层复审，这叫做审转复核制度。

《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强盗》:“凡强盗已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

盗案向来很难办，所以讳盗诬良由来已久，是清代地方官场处理盗案的常见操作，并非毓贤的创举。《清代的案与刑》（郑小悠著）里，作者讲了九件清代大案，其中有三件都是讳盗诬良的案子。

道光咸丰以后，各地起义蜂起，战乱迭兴，1853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将“就地正法”推行于治盗匪，允许地方官员先斩后奏，及时排除可能威胁其统治的隐患，这就是当时部分取代审转复核制度的“就地正法制”。就地正法制本来是一种针对特殊情况的权益之法，但由于地方督抚的强势，使得就地正法制在此后长期存在，直到辛亥革命仍未能革除。

根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的记录，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同治五年（1866年）十七年间，就地正法的处决人数达十万余人。再看一下对照数据，根据《清实录》，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处决的人犯一共是六千多人。当然，乾隆前期刑罚过宽，他自己后期也进行了矫正。但相比之下，就地正法的处刑人数仍然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