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书国庆见面会 沈建华（部分）

感恩困厄与挫折赋予人生的丰厚

家乡书国庆见面会 沈建华（第5期《家乡书》乡村生活忆趣）

作者简介：沈建华， 195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高级记者。现任农民日报社编委，南京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2005年，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授予全国农民报系统“十佳记者”称号；2009年，国家五部委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附乡村生活忆趣（部分）

对于已经过去的生活，时间是个美化师。尽管我们青少年时代，物质和文化都很匮乏，但记忆中的家乡生活，却总是那么丰富而美好。脑海中，那难忘的风物、风情、风景、风光，乃至风土、风尚、风化、风闻，都组成了一幅幅家乡生活多情多趣的风俗画。    

少小恋趣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我与我那口子，四岁就拍“订婚照”，而且还多次同床，起关键作用的媒人，竟是那蜜蜂！

我出生在大丰最南端的潘丿公社农具厂。我父母亲与她父母亲都是好友。我俩在同一个幼儿园。我小时顽皮，谁都干架，唯独做她的“护花使者”。冬天，没暖气，两人常常同床在一个被窝里玩——天地良心，真的什么事也没干！

幼儿园施老师见我俩特好，还专让我俩穿着连衣裙拍了个“订婚照”——可惜，上小学五年级时，同学们以此编成顺口溜取笑我俩。一气之下，两人分别都把照片撕了。后来，父母亲工作调动到大桥公社农具厂，我俩也就算分手了。    

一九六二年仲夏，酷热。气象资料记载，即使在我们苏北大丰，最高气温也达三十九度、四十度。一街坊建房没有地方泡石灰，父母亲让出宿舍门前的场地，挖了一个偌大的石灰塘。午前热气腾腾地泡好，渐凝稠成白色膏糊状。那年我六岁，午后出去玩耍，木屐踩上路边石灰浆，一滑，掉进石灰塘，几乎烫晕过去。

据说正在凝稠的石灰浆，高温超过一百度。被人提到河塘里洗去石灰浆时，膝盖以下两腿脚的皮几乎蜕光了。由于感染了绿脓杆菌高烧不退，在医院抢救、治疗的60多天里，父亲18天没有吃好一顿饭。伤好出院，我胖了，父亲瘦了20多斤。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俩工资才40多元，养三个孩子，更要为我治伤举债三千多元愁措。同病区一位病友的亲属，常见我父亲愁眉不展，问清缘由，叫他一还债脱贫之道——养蜜蜂。谁想到，就是这蜂为媒再续我俩前缘。

当时，响应党的号召，我母亲带着一帮孩子，下放到大桥公社大东大队第四生产队。为抓紧还债，母亲时常追着花期，到外地放养蜜蜂。父亲又调到潘丿，我和弟妹们便转学到潘丿小学。与她又同一个学校。旧情萌发，开始给她写情书。

我看书较早，藏书较多——拿农具厂一堆堆《红旗》杂志，去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兑换“毒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那时，正在看欧阳山的《三家巷》。于是，13岁的“周炳”，不断地给13岁的“区桃”，执着地续写着从无回信的情书。

情书传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让我8岁的弟弟当“邮递员”，我给他郑重的承诺：也保证帮他找个漂亮老婆；二是亲力亲为。常常趁她晚上来邮电所对面的茶水炉泡水时，突然从阴暗的小巷子里，往她脚边扔上纸团，便一溜烟儿跑了。

长大成婚后，她告诉我，当时很犯难：不捡，怕别人捡了，看了；捡了，我又以为她看了，便会不断地扔。可是扔了年余，未有一信复之。沮丧的我，破釜沉舟，大胆一搏：干脆写就一封长长的情书，扔到她在饭店当经理的母亲案前。

当时他哥哥正在谈恋爱。她母亲不大识字，以为是媳妇写给儿子的。十分高兴地回家，跟她爸爸说：“老东西，把眼镜儿撑起来，你要抱孙子了！”她爸爸喜滋滋地戴上眼镜儿：“打你瞌睡吆，是写给你丫头的，才多大啊，找他老子去！”

她爸妈实际上是很喜欢我的，只是以为我们太小了，真是小瞧人！后来还是让我常去她家玩，她妈总做好的给我吃。因为怕同学和街坊的孩子瞧见了咋呼和嗤笑，我总是从她家后门进。她家和邻家老埋怨，路边的韭菜总是长不好。

一九七四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没有更好人生选项，因我叔祖父在无锡当官，两人便去了无锡学木模工和电工。当年结婚当年见产。所以我很喜欢蜜蜂，真的与我有缘，中学毕业后，第一篇获奖的小说，题目就叫《一只不蛰人的蜜蜂》。

女儿16岁那年考上北大，我们夫妇送她入学。所有手续办好进宿舍楼，看门的女教师拦住我：“男生不可以进女生宿舍”。我们夫妻俩都是35岁，当时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小，直到女儿叫了几声“爸爸”，老师才给进楼。

单位的同事慨叹说：“沈建华的女儿已上北大，我们的女儿还在家‘米老鼠’‘唐老鸭’！”家乡俗话说“早生子早得力”，我们是早轻松，早享福。就是至今还被做纪检和领导工作的朋友们，揪着个小辫子不放，老要追究我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我说“早过追诉时效了”，根本就没买他们的账！

小镇浴趣

俗称“澡堂子”的小镇浴室，给人们提供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清濯和舒爽，更有精神上的舒解和愉悦。可以说是不亚于城市茶馆报馆的社会交际与展示的场所，新闻发布与评说的论坛。当然，有时也会发生和增添些出乎浴室功能以外的事件和情趣。

那时村叫大队，乡叫公社，几万人口，就公社驻节的小镇上有这么一个浴室，被拥挤的民房围嵌在窄窄的街道边，残破的屋顶小瓦片间摇曳着枯草，青苔包裹着的墙面上爬满了粗硬的藤蔓。占地不大，“凸”字形布局，前后两进，小院子中间有一眼深井——那时没自来水，每天下半夜，靠挑水工往池子里担水换水。

两进房子，前房窄些，两间，做卖澡票的票房和女眷守候男人与孩子的客厅，有厚布帘挡着女眷们的视线，避免触及到后门里湿头发冒着热气，裤带还没系好就边穿衣衫边走出来的男人们的裸露处；后屋六间，前三间贯通，三架人字形木梁支撑起一片长方形的大空间，叫浴堂，紧挨四面墙，曲尺形的排放着一圈约尺半宽做工简单粗糙的楝木座凳。凳面上，无论冬夏都铺一长溜油光光粘糊糊的旧席片。浴客脱下的衣裳，就常常难分彼此地紧挨着堆放在凳席上。

掀起一面厚厚的棉褥做成的门帘，推开一扇垂着重石能自动关闭的木门，便仿佛走进了蛙声一片的池塘——后三间的浴池里，赤身裸体的人们，在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着，密封的墙壁，使得撞回来的声音，总是嗡嗡的令人欲睡。

浴池由两口浅浅的大铁锅和三方砖体石面的长方形池子组成。铁锅里水温最高，蒸汽也更多更热，上面铺放着栅栏形木架，给人桑拿驱寒烫脚丫子；宽不过一腿，深不过膝盖，长不过丈余的长方形浴池，由田埂似的砖体相隔，中间都有一小方洞，让不同水温的三个池子相互贯通交流。小孩子们往往喜欢远离铁锅的池子。大人们也放心些，免得靠近铁锅被热水烫着。

于是，木门使劲一拉，孩子们就跨进靠边的水池子，戏水打水仗。那越晚越浑浊，气味越浓重的池水，便不分你我地在老少爷们眼脸口鼻上遍洒“甘霖”了。大人们也不计较，最多吆喝两声：“这是哪家的细烂伢子！”

“细烂伢子”来洗澡，大人忘了给钱，或有意想省五分钱，卖票的老杨头，也不很认真。夫妻俩没孩子，老杨头很有孩子缘。没带钱买澡票的孩子，他也给进。碰上他特喜欢的，便提出个条件——叉开小腿，让他摸一摸验证一下“小××”有没有长毛，“没长毛的，不要买澡票。”孩子们如果自己来的，大人又没给钱，常常一撩前台大门帘子，便褪下裤子，小腿一叉：“没长毛，不买票！”这也是我小时进澡堂，百试不爽的“通行证”。

小街上的“澡堂子”，没有女浴，是男人的天堂，也是男人们的最佳“避难”场所。或在单位遇上什么憋屈事，或在家里争吵负气出来，或为躲避“河东狮吼”什么的，“澡堂子”是比铜墙铁壁还坚固可靠的“避难所”。只要澡堂门帘子一挑，赤身裸体跳进水池，让人搓上几把，再在池水里躺着、漾着，好一番放松舒展之后，上得浴堂来擦干水，坐凳上，要壶茶，或咕隆咕隆猛灌，或嘴唇裹住茶壶嘴，慢慢呷两口，放下茶壶舒口气，马上便加入身边的穷聊之中。跑堂的炫耀着绝招手艺，一方方热毛巾把子，在空中准确地旋飞到浴客的眼前、手中。

乡镇的“澡堂子”，是个最不要脸面，又最要脸面，最不讲究身份，又最能显摆身份的地方——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干部职员，脱光衣裳的裸体面前人人平等；迷蒙的雾气中，渐浑渐浊的池水里，只有酮体肥瘦之别，模样老少之分，体质强弱之差。

但在这乡间，它又是最能显摆身份之处。就从这大开间的浴堂里，嘈杂的人声一次又一次地低落下来的节奏，你就可以感觉出进来的人的身份和位势；从跑堂的给池水里上来的人擦身的力道，换热毛巾擦脸的频率，你就可以感觉出坐上来的人的地位和影响；从坐躺在凳席上的人屁股和衣堆所占的面积，被添茶水的次数，你也可以感觉出坐躺者的官职高低，权力大小，家境贫富。

从池子里坐上来的浴客，热气未散尽，湿身未干透，闲着无聊，又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谈论时，常常会上演一场久演不衰的竞拔×毛的活剧。挑水工是一个叫“蒋大傻子”的青壮年。他身体发达，脑袋不发达，永远只数得10个以下的数，永远分不清是爹妈比他大，还是他比爹妈大。

他下半夜担满池水，白天和晚上就闲着。堂子里管他饭食，他就在浴堂里面帮助递递热毛巾倒倒茶。浴客无聊就拿他寻开心。蒋大傻子好口烟，担水工钱每月底都是爹妈结账拿回去，他没有一分零花钱。不是捡地上的烟头吸，就是在浴堂里向浴客讨要。

不知浴客中最先是谁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哪个给你烟多，叫你拔谁的×毛，你就拔谁的。于是，人们都争先竞价，唯恐被当做拔毛的对象。西街箍桶匠起价，拔一根毛一支烟，北街的泥瓦匠叫价一根毛两支烟，南街照相的开价一根毛三支烟，东街的修表匠最有钱，最后拍定一根毛五支烟。

看似老呆的蒋大傻子，立马凑近修表匠，听候耳语指定拔谁。然后，他假装去给大家添茶续水或递送热毛巾，走过几圈，突然一个冷不丁，脏黑的爪子就袭进了谁的裤裆，只听一声“哎——吆”，音落毛拔，蒋大傻子已经喜滋滋地高举起他的战利品，在眼眉上方晃动，晃出一片片一阵阵的笑声。

竞价最高者，拥有三次耳语指定权。蒋大傻子的拔毛行动，便也随着人们的警惕性越来越高而越来越艰难，脸上、身上被捶打被挤拧的次数和伤痕，便也越来越多。但为了那口烟，他仍然是忍拧忍打，乐此不疲，众人由此不断的得些乐子，哄堂大笑笑。

这种活剧，往往在这样一种情景中才会中断。那一天，湿漉漉的长长的甬道传来不多的两声咳嗽：“恩——哼！”“恩——哼！”蒋大傻子像给人点了穴道似的，已经奇袭至人家腿叉上方的“爪子”，立马在空中僵住。一回首，跑堂的已经夸张地高高挑起几乎整面厚棉布门帘，一张缓缓地漾出微笑的四方脸，和银灰色中山装纽扣一直扣到脖颈的魁梧身段，稳稳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蒋大傻子赶紧收回“爪子”，拿起门帘旁边油光光的桑木扁担，乖乖地担水去了。但是，来人还是沉下脸，冲蒋大傻子背影，也是冲着众人：“怎么老玩这个不雅观的把戏？都多大人了？”既有长辈的口吻，又有领导的威势。

他就是本地最大的官——公社党委书记。尽管他很快就恢复了惯常显露的和蔼的微笑，但浴堂里七言八语的嘈杂人声、放肆的笑声和大吼亮嗓的吆喝声，瞬间变成低语声、絮语声，乃至耳语声了。这是一种语、闻双方都习惯了的感觉自然的语气和氛围。

因为，这里聚集着小镇社会各种层次、各色人等，越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就越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显露或流露出自己不同与众的角色位势，知道这种需要又总希望通过满足这种需要，而获得对方的某种注意，某种好感，某种利益的人，便越发地要迎合和放大这种位势了。

于是，浴客中，便有主动挪屁股拢衣堆给书记让出一大片空席的，有热情上前敬烟，擦火柴，两手合着火苗，凑近书记嘴边给点上的，有没话找话地说“书记今儿个气色真好！”的……

但是，这位和蔼中透着矜持的书记，对太露骨的恭维和奉承，也是很反感，很腻味，很不愿意接受的。他生性好静喜雅，之所以还愿意到这公众浴室来洗濯，一方面除此别无他处，一方面，他想体民生，听民言，尽可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但习惯的力量，社会的氛围，又总是给他裹上一层厚厚的“位势”的壳，使得不喜欢当众多批评人的他，也不得不借说“蒋大傻子”，教育大家几句。谁知，这层厚厚的“位势”的壳，有一天却在这“澡堂子”里几乎全部褪尽，并且“褪”出新闻来。

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天。天气很好，太阳煌煌地照耀在小镇和浴室的上空。书记午睡后，正好没什么会议，想趁早去浴室洗个清净的澡。他不晓得浴室接到公社文教办的通知，这天下午浴室由中心小学学生包堂。书记进浴室自然没人阻拦，就一个人脱衣下池，心里还有点犯嘀咕：“这人都到哪儿去啦？”

仰面舒躺在清澈的池水里，白皙的酮体上纤毫毕现。天花板上不断聚拢着晶莹的大水珠，一滴一滴地掉在池子里，发出清晰的叮咚声，像是弹琴；一方光柱从天窗斜射下来，正好亮在清水中的腿叉间。“咦，大××，长了毛，还在摇！”一个八九岁模样的小男孩，一探进水池，就“嘿嘿”地叫嚷起来。

书记自己翘首一看，那清水中，腿叉间，一丛乌密的黑毛和那玩意儿一起在水中摇漾着，清晰如水晶中画，还真像这孩子笑嚷的那情状。“你这个小调皮！”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让孩子率真的天性和直白的话语，激发起对自己儿时在河塘里、浴池中与小伙伴们嬉戏的童趣的回忆。他情不自禁地跟这个小顽童在浴池里打起水仗来，感觉出一种久违了自由与放任，轻松和兴奋。

闹过一阵以后，小顽童直嚷嚷说后背痒，叫书记给他挠挠。书记依从地让他坐上池面，给他挠了一阵子之后，也转过背来让他那小手给自己挠挠。这样，反复地相互挠痒痒，两人都很舒服，都很快乐。就在第三个反复轮到书记给小顽童挠痒时，公社的文教委员也脱光身子下浴池洗澡，一见此情景，打心里感叹：“真是关爱儿童的好领导啊！”

第二天晚上，书记陪县上的一位领导来洗澡，洗完，出了浴池，坐上浴堂，正在喝茶谈话，浴堂里的有线广播在播报本县广播站的新闻通讯稿，题目是《关爱儿童的好书记》。那女播音员像是自己亲身在浴池里看到体验到的一般，声情并茂地描述着、褒赞着“关心儿童，热爱人民，与群众紧密打成一片的好书记”和那动人的情景……

乡村宴趣

乡村宴客，不同于城市，多为家宴。即便当今乡镇餐饮已发达成“业”，小街上也不止于几家酒店，但还是家宴居多。以至于老家乡村都形成专业的做家宴的“班子”。谁家有红白喜事，领班的老板兼厨师，便带着帮工，抬着锅灶瓢盆桌椅碟，鱼肉酒菜佐料罐，上门来做家宴。家宅不大或宾客太众，手扶拖拉机或小三轮卡，还给运来帐篷搭好，不要主家忙一个人，费一点神，你只要宾客走后，每桌数多少票子就行。

这样，既便当，又便宜，更有“家”的气氛。中国人的重“家”与重“吃”，可是世界上有名的，而且，“家”与“吃”的干系，在乡村尤为紧密。

说这户人家建的房子很大，便说“堂屋（客厅）里能摆下四桌酒席！”

说这户人家砌的房子很小，便说“锅灶连着饭桌，屁股都转不过弯来！”

说这户人家邻里关系不好，便说“请客连桌椅碗碟都借不到！”

说这户人家邻里关系很好，便说“就差合一张桌子吃饭，坐一个席位喝酒了！”

说这户人家有社会关系和影响，便说“大队、公社书记都（宴）请得动！”

说这户人家富裕有钱过得滋润，便说“猪羊鱼肉，家常便饭做小菜！”

说这户人家困难贫穷过得窘迫，便说“一顿三盆粥，不够转颈消!”

……

确实，穷富看锅灶。家乡是黄海平原的盐民栖息地，我们小时住的筒棚式的“丁头府”，草顶柴笆墙，堂屋里的睡柜，隔着饭桌和板凳，就是锅灶。我们常常是在灶膛里芦柴或麦秸的噼啪声中入睡，锅盖上升腾的水汽和粥香中醒来。

记忆中，许多难以忘怀的趣事，自然也就与这“家”与“宴”密切相关了。

宴请，是乡村每个撑门立户的家庭，极其重要的大事。它关系到脸面，关系到各种“关系”。中国人重脸面，质朴的乡村人，就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在那三餐难饱肚皮，半月难得一荤，还惦记着如何挤出钱物，援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非拉人民”的“火热的年代”，哪家要宴一次宾客，就不知道要积攒、准备多少时日了。

女人生孩子凭医院证明，才能拿玉米等粗粮到公社粮管所换得的米面，老人孩子生病都舍不得多煮一顿，直藏到生了虫子发了霉，就为备着宴客；过年做的肉圆子，都放碗柜里长了绿毛，腊月里腌的腊肉，过了清明都泛了黄渍出了油，却舍不得沾一点荤，为的是宴客能多道菜。即使在那买粮肉都要凭票证的年代，乡村人宴客，也要讲究个谁家上的菜肴多，饭米好，碗盘没吃空。但是，碗盘没吃空，却是很难做到的事。

赴宴，是乡村人不亚于过年节的喜事，因为，被宴请不仅是露脸面的事，也是一次打牙祭解馋改膳伙食的机会。那年月，乡村人赴宴，也要做一番准备和选择。如果是请吃午饭，被宴请者往往在自家早餐时，喝得稀一点，稠的顶饥的，留给家人；如果是晚饭，则吃自家午饭时，最多吃个八成饱。

乡村人赴宴还有一重要抉择：一大堆孩子中，要选定哪个跟去“吃捣腰子”，多添一个人去蹭点油水。届时，大人入了席，孩子便站在身后，请菜时，大人吃一口之前，总要先夹一筷子扭身送到孩子嘴里。有时大人只顾自己吃，或聊得热火忘了身后，孩子则伸手连连地捣大人的腰身提醒夹菜。故称“吃捣腰子”。

为此，主家备的菜肴，尤其的要丰盛才行，差不多等于是双份。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就叫主家为难了：又要做尽可能多的荤菜，又要不能吃空碗盘丢人现眼，但饭菜鱼肉就这么多。于是，就想出个“掺假”的办法——做肉圆时尽可能多的掺上馒头豆粉等；一盘蒸咸肉，一层油光光的肉片底下，垫了厚厚一堆咸菜；一大碗红烧肉，筷子搛慢了，就只剩下茨菇或青菜了。

有一传笑日久的真事：公社农具厂有一下放职工，也多日未尝荤腥。身后那个“吃捣腰子”的，吃得特别的慢。桌席上却秋风扫残云一般。做父亲的等不及了，只顾自己猛搛猛夹。“吃捣腰子”的怎么捣也不理，被捣急了，父亲扭头一句话，把宾客们逗乐了：“乖乖！我顾不得你啦，回去我任你妈骂任你妈罚！”

还有一桩发生在两家世交的趣事：我父亲在公社农具厂负责财务时，与厂长李伯伯十分交好。大人与大人交好，孩子与孩子自不在话下。一年李伯伯庆贺40岁，我母亲放蜂不在家，六岁的三弟替代母亲入席。与沈小三交好，且年龄相仿的李小三，入不了自家席，又垂涎于喷香的菜肴，小哥俩便商量好：入席前，沈小三先坐上席位，李小三暗藏桌底“吃捣腰子”。

晚间，大人们都入席了，杯盆酒盏，觥筹交错。家乡酒宴，鱼肉菜肴非一次性上齐，而是上一份，停一会儿再上。厨间端菜的，进来叫一声“来啦！”宾客喝酒谈话间，“桌长”过一会儿，才首先举筷说声“请”，大家才搛夹入口。差不多吃完了，撤下碗盘，才上下一道菜，再进入依次的程序。

桌底下吃“吃捣腰子”的，也闻声按照这个程序节奏，不断地扯沈小三的裤管，催搛菜肴送下桌底。一碗肉圆子上来，因上面一层浮油遮盖着热气一时难以散尽，烫嘴，且酒过数巡之后，席间大人话多，“桌长”迟迟未喊“请”，沈小三不好动筷，下面的李小三不知情由，不断地牵扯裤管，一下子扯劲大了，差一点儿把沈小三拖下桌席来。沈小三火了，委屈地叫道：“人家大人又不曾搛，我怎能搛呢！”一桌子大人，惊诧地看着大声嚷嚷的沈小三，莫名其妙。顺着视线，才发现桌底下也有个“吃捣腰子”的。此趣事，直笑谈到两个“小三子”都有了第三代。

那时，大队、生产队干部是很有权威的。哪怕是生产队会计、保管员乃至记工员。农村人家不要说是红白喜事，就是修房砌灶箍茅缸（大便池），也要把干部们请来吃一餐。我父亲老家有个远房大伯，独眼龙，都叫他“大瞎子”。他过四十岁请客时，落得个笑谈至今的歇后语：“大瞎子请客——贼狗可曾来哩？”

他家境较贫，孩子多且小，劳力少，工分低，年终分红几近无。故而一年到头，很少请干部吃饭。四十岁是大庆，不得已要请生产队干部。那天不巧，队干部开会，掌灯时分还未散。七岁的大儿子，先后已经去队部请过三次，还是只身归来。

那时，农家“丁头府”屋子客厅小，只能放一张桌席。有红白喜事，往往在屋前用油布或塑料布搭棚子宴客。“大瞎子”家屋子更小，也搭了个棚子摆了十几桌，棚顶下挂了盏汽油灯。快晚八点了，一屋子亲友眼巴巴地还在等干部散会。

一般农户，实际上谁也不愿请干部。但大家都请，你有红白喜事不请得罪人。背地里，常叫干部“贼狗”。“大瞎子”迫于无奈，请了多次的“贼狗”迟迟未到，等着入席的宾客也愤语牢骚的。他火气腾腾上升，叫大儿子“再去看看，贼狗可曾散会呢！”

大概又过了一支香烟的功夫，大儿子跳跳蹦蹦地出现在大棚前的汽灯光圈里。“大瞎子”本来就视弱，只见蹦入了光圈里的大儿子，未见孩子身后黑地里紧跟着的一群队干部。他仍然大声问儿子：“贼狗可曾来哩？”大儿子一回头，指着众干部回道：“贼狗来了！”一帐篷人，听得清清楚楚，想笑不敢笑。

一群队干部可尴尬了，立定在帐篷前，进又不是，退又不是。还是我在大队当干部的四叔机敏，赶紧化解难堪，说道“那条偷骨头的贼狗，被打了，不敢再来了！”队干部们这才就坡下驴，渐次入席。

从此，老家人请客，常常用这个歇后语调侃：“大瞎子请客——贼狗可曾来哩？”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去朝鲜，看到一队队黑瘦的军人，一座座简陋的农舍，一席席百姓的简餐，就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人口比“大瞎子请客”年代翻了一番的中国，缺粮少食，怕不知会比朝鲜更加严重到什么程度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衣食丰足的富裕，农村平等与民主观念的普及，“大瞎子请客——贼狗可曾来哩？”这句诙谐中含着苦涩的歇后语，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为此，记下这段趣事，也为这句歇后语做个注脚，以备后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