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也算“导言”-3

不过，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仍不足以确保现代社会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在19世纪取得独立时，很多都效法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自那以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像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体上来。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是最要紧的：最早殖民美国的是英国，美国承继的不仅有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继的是各式各样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相互独立，但新教在美国建国时期对于形成美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称扬的美国的“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其民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繁荣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样大的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同样的对比存在于北欧和南欧之间，二者保持现代体制运转的能力差别同样来自宗教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其稳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灵活多变的非正式文化的调适。可是，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

如此一来，宏大的政经体制便会走上一条长期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道路，社会生活也体现出更多的周期律。某一历史时期运转良好的社会规范如果遭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就不得不努力挽回败势，以期在变局中重建规范。

规则的价值

向信息时代转变与社会分裂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电视里成天累时播放的那组系列广告中看出端倪。由一家美国通信巨头公司赞助的这组广告中，一群身体条件好、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展现了超凡的运动技能，诸如沿着建筑的侧面墙向上奔跑、从悬崖上纵身跳入万丈峡谷、在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屋顶间跳跃。广告最后闪烁出标示主题的字幕：“无拘无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运动员们出色的体格唤起人们对哲学家尼采笔下的“超人”的想象。如同亲纳粹的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倾力塑造的银幕形象那样[注]，这种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超越凡俗道德规则的约束。


给商业广告提供赞助的电信公司和负责制作的广告公司，当然希望创造一个强大、积极又能面向未来的广告形象：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旧的规则被打破，这些赞助公司在破坏方面冲在前线。这里隐含的信息是，旧规则——大概是用于治理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业和那些运营电话服务的大公司的那些规则——已成为没必要而且有害的约束，不仅对于电话服务本身，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而言亦是如此。谁也说不好摒弃这些规则以后人类将取得何等高度的成就，以及赞助公司将如何心甘情愿地帮助顾客达至这片应许之地。那样的话，我们都会成为广告片中的运动员那样神一般的存在。

或有意或无意地，这些商业广告的制作者使自己立足于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主题，即个体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约制中解放出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追求个体从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解放运动。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权革命，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以追求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上述运动，视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对个人的观念和选择进行过度限制——无论是年轻人选择性伙伴、女性寻求就业还是同性恋寻求权利认同，都存在这样的限制。大众心理学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到80年代的重视自尊的趋势，都是力图将个体从令人压抑的社会期许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都可以给自己打出“无拘无束”的标语。

左翼和右翼都在将个体从令人拘束的规约解放出来的运动中贡献了力量，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往往不同。简单来说，左翼关心的是生活方式，而右翼关心的是钱。前者不希望传统价值过分限制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中任何一个人的选择，这些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罪犯等。另一方面，右翼不希望社区对他们用个人财产来做的事加以限制——在美国的特殊国情中，就是希望捍卫用枪的权利。宣扬“无拘无束”的这组广告由一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高科技公司制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要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打破规则而繁荣起来的，在此种背景下，旧的社会关系、社区还有技术都会因新的和更有效率的替代者的出现而被遗弃。左右翼相互指责对方表现出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那些支持生育选择权利的人往往反对枪支或大排量汽车的购买，希望完全放开经济自由竞争的人们会因在去廉价的沃尔玛超市途中被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洗劫而惊魂不已。奇怪的是，双方中任何一方为了约束对方，都情愿放弃己方自由选择空间中最不舍的那一部分。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业已提出将社会累积的共享观念作为社会资本。如同实物资本（土地、建筑、机器）和人力资本（我们头脑中保有的知识与技艺）一样，社会资本也创造财富，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也具有经济价值。它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集体奋斗的前提，从经营街边店、游说议会到抚养孩子，无不如此。个体遵从集体规则，虽然以牺牲个人选择自由为代价，但使得他们能彼此交流、协调他们的行为，从而令个体的能力和能量都得到增强。诚实、互惠、守诺，这些社会美德不仅仅作为伦理价值值得遵从，也具备有形的价值，能帮助集体实现共同的目标。

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最终会导致社群（community）形成基础的丧失。并不是说一群碰巧发生彼此关联的人就能形成社群，一个真正的社群是借由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经历而团结起来的。他们所持的共同的价值观越是深厚和坚定，则该社群也越稳固。不过，这不意味着人们非要明确地在个人自由和团体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当人们从夫妻、家庭、邻里、工作单位、教会这类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发现还是可以拥有社会联结（socialconnectedness），并且是完全为自己而选择的社会联结。但随之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要想与他人建立更加深久的社会关系，这种可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affinities）——对他们来说选择进入或者离开全凭一己之愿——靠不住，只会让他们感觉孤独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