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绮贞的母亲身体不好,下了班还要多打一份工,才能养活他们。
每到夜深时,年幼的弟弟总抱着妈妈照片大哭,害怕的陈绮贞强撑着一遍遍安抚他。
哄睡了弟弟,就去给母亲烧热水,在熟悉脚步声出现在楼梯上,她就能冲到门口,把浸湿的热毛巾递过去。
而望女成凤的母亲总是旁敲侧击,“音乐班的学费跟家里房租一样。”
她热爱音乐,也心疼母亲,只有从别处省钱。
那时她在敦化音乐班读书,离家很远。
每天到学校,公交车程要两小时,乘一次冷气车8台币,非冷气车只要3台币。
所以,每回等车,哪怕冷气车先到,她也站在原地不动,一定要挤非冷气车,省下5块钱。
在台北闷热的天气里,背着乐器穿过城市,“每回站两小时,蛮不爽的。”
困窘和无奈在小小身体的发酵,膨胀得快要爆炸,却无处发泄。
有一天,她问母亲:“人死后会去哪里?”冷静的语调根本不像童言无忌的小孩,把母亲也吓了一跳。
她过早失去了童年的欢快,还把成年人的疲倦、无助、崩溃提前尝了一遍。
一次,和母亲、弟弟一同出游,拍了张合照。照片洗出来时,几乎瘦得不认识自己。她说:“三个人,三根竹竿,瘦得很可怕。”
就连母亲的朋友也提醒,“孩子看起来严重营养不良了。”为了孩子,母亲放下倔强,从出租屋回到了娘家。有了外婆的照顾,姐弟俩的生活质量终于有所回升。
但她被迫交出的童年已经不再可追了。
她说:“那以后,我都在用大人的思维想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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