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商鞅变法的反文化建设

《未来简史》尤瓦尔·赫拉利预测：“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正在重塑世界。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生物本身就是算法；计算机和大数据，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未来，只有1%的人将完成下一次生物进化，升级成新物种，而剩下99%的人将彻底沦为无用阶级。对于1%的精英来讲，99%的无用阶级就是未来的被精英奴役的动物。这与二千多年前，商鞅的观点很接近。商鞅的政策就是一种反文化的思想建设。文化的发展需要传承、传播、交流，商鞅的政策却是阻止文化的传播交流，垄断意识形态，统一思想，商鞅的思想文化建设在于壹民。

首先，商鞅认为人是有接受能力的。但民众的接受能力有限，因此，需要用他认为有用的的思想控制民众。战国纷争之际，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商君书农战》）

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

商鞅的做法对吗？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在中国中古的一些时期，很多老百姓逃避赋税，都出家当和尚，导致国家收不上税赋，找不到兵源，不得已走向灭佛的极端。在这方面，商鞅的做法有其道理，尤其是在战国这一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险恶年代。国家要生存必须强国强兵。商鞅认为，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

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 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止纵横家到楚国来游说，以便让全国更安心变法和搞好生产。

商鞅的作法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西周乃至春秋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分权人利，经济形式是与宗族政治相适应的宗族经济。家庭或百姓受宗族的庇护保护。战国，宗法制度、宗法经济遭到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一家一户的小农成为主流。小农失去了宗族的庇护，迫切需要有一种强力来保护自己，而封建国家为了在战国纷争的时代生存并兼并其它国家，则需要小农的税收，更需要小农的拥护与支持。小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侵害，国家需要小农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粮食与兵源。如此，就需要加强对小农的管理与统治，让他们按照国家的意志去做事情。我们知道，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是很可怕的，而一个国家的小农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是更难的，而其结果则是更加可怕的。商鞅通过法令，通过一民的思想，即专制的思想控制，垄断意识形态，统一思想，使得秦国形成一个力量，只有一种声音，全国人发出一种声音，那个声量是战国其它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秦国最后能够统一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商鞅变法不仅确立了封建经济，即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统治地位，不仅建立了以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更用法令与严酷的手段垄断了意识形态，建立文化专制，让秦国统一在耕战强的思想之中，实施所谓的一民政策。
    商鞅的一民，必须去礼乐，禁《诗》《书》，贱学问。

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他认为，任用喜欢空谈的人治理国家，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因为使用《诗》、《书》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任用那些隐逸之士，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任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商君书靳令》）。人们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君书去强》）。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商鞅认为：“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商君书外内篇》 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禁除人民的智巧，才能更好地培养商鞅所需要的机器人，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天下无敌。

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

一是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二是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 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三是采取一些相应措施，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不贵学问，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

四是利益引导。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 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

商鞅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启发。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都去务虚，而不做实业，那么国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去追星唱歌、到某地当群演，做短视频，国家的政策让这样一些人富贵，那么做实业的人就会更少。一旦国家面临危机，比如，像今天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再回头就来不及了。但是什么事不能做过。不能限制思想的开放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国家要发展，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让大家提意见。

齐国的改革就走了这条路，他们开办稷下学府，广纳各方人才，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成为齐国的智囊和治理国国家的智库。前面我们提到的郑国子产，利用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专门听取人们对其执政的评论。民众喜欢的，就推行；讨厌的，就改正。民众是我们的老师。尽力做善事来减少怨恨，不靠摆威风来防止怨恨。防怨就像防止河水溃决一样：开个小口疏通河道，不然等河水大决口就无法挽救了。

需要警惕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民众是一个很不容易定义的概念，一方面，有些人天生就是喜欢发表议论，提意见，而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这么做，那么，这很容易被那些人所左右，现在的网络可能就是如此，其实大多数人是只看不说，而有那么些人则专门提意见，于是，有人就利用人的这一特点或弱点操作舆论，带风向。一则消息，一出头，就有一些类似的舆论出来，让人误以为那就是大众的意见，常常被带了风向。另一方面，大众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既容易被带风向，又往往由于眼界所限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乌克兰就是政客的煽动下形成要求加入北约的民意，而政客又过来被民意绑架。最后把乌克兰带进泥淖。其实，清醒的人早就在二十年前提出，寻求加入北约，将把乌克兰带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人民党的精英决策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视野狭隘的小农是需要有见识的政治精英所引导的。商鞅即使不是创始人，也是积极的倡导与践行者。他不允许国人议论国政。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

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商鞅的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这当然是好事，因此，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赞扬变法改革的。对此，商鞅怎么做。他把这些当初批评变法，如今又赞扬变法的人全部发配到边疆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商鞅认为这是些“扰乱教化的人”。对于他的变法，百姓只有执行，不能议论。所以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