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一）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者，趋向之、到达之、彻尽之之义。“知”有两义：义理之知与良知之知。庄子曰：“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庄子·内篇·齐物论》）“怀之”者，良知也，仁德也，“性之”也；“辩之”者，义理也，学术也，“反之”也。“怀之”在宋明儒中，以陆、王为代表；“辩之”在宋明儒中，以程（主要指程颐）、朱为代表。

“义理”一词，此处取其广义，百家学问、各类知识、逻辑思辨、词章考据、礼仪制度、人情事理、修证涵养、律法文教等皆是。朱子所解“致知”之“知”即指此类知识。此类知识又因其认知对象不同，而分为三类：对自然界的认知，发展为自然科学；对社会领域的认知，发展为社会科学；对自身的认知，发展为生命科学。三类科学因为认知对象不同，故认知方式也有差异：自然科学首重实验与数学演算；社会科学要点在于经验总结与调查归纳；生命科学最为强调直觉智慧和实践体证（修行、修炼、修养）。以朱子为代表的义理学系（史称“理学”），其对义理（广义）的重视程度和提倡力度，皆远超前贤。

儒家之学统起自三代圣君仁王，内而圣，外而王，乃是儒家之纲骨。但上文已明之，不可自内圣，直接推引出外王。内圣之学属于生命科学，外王之学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主要指社会科学，尤其是指社会科学里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三类性质迥然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思路向，断然不可相混。

朱子力倡义理（致知）之学，意在成就外王之道，希望以致其义理之知，发明圣贤之道于天下。但朱子之失在于，他始终没有明白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三类性质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思路向，不可混为一谈。如若不能清晰地将此三者判开，必然于思维和言语上产生种种搅扰、窒碍、混乱和别扭，极易形成三类学科之间相互钳制、相互阻碍之势，致使此三类学科体系不能获得各自的高度独立与自觉发展。因此之故，朱子之学表面观之，涵天盖地，丰富精深，但其于内圣之道并无实质性的发明与建设，于外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亦无真实之贡献和推动。后世并不能根据朱子之学，以开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若西方近现代那样的科学成就；后世也没有通过朱子之学，更加明彻心性之理，圣贤之道。相反，本来孔孟之道非常平实简易，三根普被，然经过朱子大费周章地讲说辩论，却徒生出越来越多的搅扰、窒碍、混乱和别扭。朱熹出，圣贤之道逾晦，心性之理逾暗。让人联想到禅宗里有位大师悟道后，由衷地感叹道：“吾眼本明，因师故瞎。”不仅朱熹没有明白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者之间不可相混，属于性格殊异之不同系统、不同架构和不同路向，整个儒家、整个中印传统文化，全部没有明白此三者之别和各自不共之价值与意义。此为东方传统学术最大之盲点，并因此盲点而引生出种种之纠结与窒碍。（程朱理学并非全无价值，其于古籍整理、辞章考据、知识汇集，注重讲学与教育，总结与反省历史经验等方面，成就非常卓著，此丰功伟业，终不可隐。）

儒家向来十分重视读书研习、广学博闻、慎思明辨，仅《论语》一书，就有很多处孔子强调学习之重要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儒家提倡广学博闻，提倡人文教化，最终是为了“下学而上达”，上达于天道，上达于心性，而止于至善。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读书而读书。如仅仅止于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读书而读书，只能成就为一名普通学者、思想家，某个文史类专家或技师。儒家倡学，目的非常清楚，是为了成就圣贤境界，成就德性人生，成就“明明德于天下”。欲达此目的，首先需明白生命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三者之关系与差异，或首先需明白先验知识（生命科学知识）与经验知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的科学知识）之关系与差异，明白此差异，才能明白哪些学问知识是主，是本，是先，哪些学问知识是次，是末，是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不识主次、本末、先后，则难以近道，反成背道而行。

朱熹之学因始终于心性处不能畅明通透，致使其“下学”有余，胶固于耳目感官之间，陷溺于见闻经验之中不能自拔；又“上达”而不足，失守儒家学术根本宗旨，超越和反源之劲力不够。故其学易于成就“小人儒”，即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难以成就“君子儒”，即成为圣贤，明德天下。若只能下学而不能上达，如此，儒家种种之德目、种种之德行，必将成为他律道德，而不是儒家一直固守的源于心性之本有的自律道德。儒家正宗心性之学和恪守自律道德者，为陆王心学一系。

朱子在《癸卯答项平父书》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与陆象山之间种种观念之争的看法：“大抵子思（孔子之孙，《中庸》作者）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截长，集思广益，庶几不堕一边耳。”

“尊德性”确为陆王所谨守而发扬之，但朱熹自诩其学为“道问学”则不谛。盖儒家千百年来于心性义理方面之讲说辨示，即生命科学之体系化建构，成果斐然，独成一脉。但因不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殊异，故其外王之理想终究止于小成而已；无法在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渐进于更合理、更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没能积极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以达很好地改善民生之目的。朱熹束于历史局限，以世无匹敌之学力，终于此无大补益，反成支离，徒生若干无谓之搅扰。本愿以儒家正宗者自诩，但其于心性之学（尊德性之学，成德之教）无相应之传承与发展，终使自己“堕一边耳”。

与朱子同时代的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1139-1193），因不满于朱子学之“驳杂”与“支离”，直承孟子之本心和良知之说，开出“心学”一派。“詹阜民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象山）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象山语录》）陆九渊三四岁时，“思天地何所穷际（而）不得”。十三岁时，他读古书到“宇宙”二字，见解者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忽然省悟道：原来“无穷”便是如此，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他提笔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年谱》）“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还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全集·杂说》）

降至明朝，有王阳明出世，承接象山“心学”而发扬之，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史称“陆王心学”。阳明论“心学”曰：“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即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王文成公全书》）“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