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类之声【2】

孤独的人类之声【2】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我们俩。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突然说：
“真想见到我们的孩子。他长什么样呢？”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这就要你自己想了……”
“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我俩一起想。”
“这样，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要是女孩——娜塔什卡。”
“还叫瓦夏？我已经有一个瓦夏。就是你！我不要第二个。”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个瞎子！我连心脏下面的胎动都感觉不到……尽管已经六个月了……我想，我的小宝宝，她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安全。我的小宝宝……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条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呀，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八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做那事……我一走开，他们就给他照了相……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身上只盖着小床单……我每天都洗这个小床单，到晚上它就会沾满鲜血。我搀扶他的时候，他的一块块皮肤，会粘在我的双臂上面。我恳求他：“亲爱的！帮我一下！用手，用胳膊肘撑着，能撑多久算多久，我给你把床铺平，一条褶子，一道皱纹都不留。”任何一个结节，都会在他身上留下伤。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伤他，我剪指甲剪到流血。没有一个护士愿意走近他，触摸他，需要的话都是叫我。可他们，他们就会照相……说是为了科学。我真想把他们都轰出去！骂一顿，打一顿！他们怎么能这样！要是我也不让他们进去呢……要是……
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走到墙边，走到沙发旁，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我拦住护士：“他会死的。”她对我说：“还能怎么样？他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可置人于死地。”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种。可他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爱。
他们都死了以后，医院重新装修。墙壁刮了，镶木地板刨了……窗户也拆了。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八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十五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三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就是个袋子……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任何号码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脚入殓……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头巾……特别委员会接见了我们。他们跟所有人讲的都是那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椁运回家乡，他们就对他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


我们坐上灵车……都是亲属和一些军人。上校带着无线对讲机……对讲机里说：“请等待我们的命令！请待命！”我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莫斯科……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一群外国记者正突袭墓地。再等等。”父母们都沉默不语……妈妈的头巾是黑色的……我感觉我快晕倒了。我情绪激动起来：“干吗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呀？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妈妈说：“别说了，别说了，闺女。”她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手。上校报告说：“请允许我们前往墓地。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士兵们在墓地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被护送着前行。抬棺的也有人护送。所有的亲戚……谁都不能去做最后的告别……瞬间便填土了。“快点儿！快点儿！”军官命令道。连拥抱棺椁都不让。
我们立即就上了大轿车…
我们很快就买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个身穿便服军人举止的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甚至不让我们外出买路上吃的食物。他要求我们千万别跟人传闲话，尤其是我。好像我那时候已经可以传闲话似的，实际上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走了以后，女值班员清点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单，立即将它们塞进了塑料袋里……可能，已经烧了……我们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费。付了十四昼夜的……

辐射医院——十四昼夜……十四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我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谁也叫不醒我……后来救护车到了。“没事，”医生说，“她没死，她会醒的。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噩梦。”


我那时二十三岁……


我还记得那个梦……死去的奶奶朝我走来，穿着我们给她下葬时穿的衣服。她在装饰圣诞树。“奶奶，为什么要摆圣诞树？现在是夏天啊。”“要有圣诞树。你的瓦先卡马上就来了。”他在树林中长大。我还记得……第二个梦……瓦夏穿着白衣来了，在叫娜塔莎，我还没有生出来的小女儿。她已经很大，我惊奇不已，她什么时候长到这么大的？他把她举过头顶，他们在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后来我又梦见……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让我别哭。还从那儿做了个手势，从天上。


我两个月后又去了莫斯科，一下火车就来到墓地。去找他！在那里，在墓地我就开始了阵痛。我刚开始跟他说上话……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我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我就在那儿分娩……在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那里……她那时就提醒过我：“生孩子得上我们这儿来。”我这样还能去哪儿？我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生产……


他们给我看……女孩儿……“娜塔申卡，”我喊她，“爸爸给你起的娜塔申卡。”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小胳膊，小腿儿……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女孩死了。又是那一套……我们不会把她交给您！你们怎么能不给我呢？！我不会把她交给你们！你们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学实验，我恨死你们的科学了。我恨！科学先从我手里夺走了他，现在又想……我不给！我自己安葬了她。在他身边……


我跟您讲的都不应该讲……我中风后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可是我想……我想让人知道……还没有人认识她。我还没有把我的小女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女儿……那时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小木盒：“她在那里面。”我看了一眼：她被襁褓包着，好像睡在里面。我哭了：“把她安葬在他的脚下。请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娜塔申卡。”


在那里，墓碑上没写娜塔莎·伊格纳坚科……那里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有灵魂……我将她的灵魂安葬在那里……


我去看他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一束给他，第二束给她放在角落里。我在墓旁跪着，总是跪着……（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闺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还是那么弱小，是个小不点儿。（喘不上气来）她保全了我。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难道……难道可以用爱杀人吗？多么浓烈的爱啊！爱与死，为什么近在咫尺？它们常在一起。谁来解释？谁来说明？我在墓旁跪着爬……




他们在基辅给了我一套居室，在一幢大楼里，住着所有离开核电站的人。大家都是熟人。房子很大，是我和瓦夏梦想的两居室。我住在那里快要疯了！我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都是他，他的眼睛……我开始装修，我不想坐着，想把这些全都忘记。就这样过了两年……我梦见……我和他走着，他光着脚走。“你干吗老打赤脚？”“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去了教会……神父告诉我：“你应该买双大号拖鞋，放在一个人的棺椁上。写个纸条——是给他的。”我照办了，我去了莫斯科，并且立即去了教会。在莫斯科我离他近……他就躺在那儿，躺在米京墓地里……我对墓地管理员说如何如何，我想放一双拖鞋。他就问我：“你知道这该怎么做吗？”他又讲了一遍……正巧送来一个老爷爷安葬。我走到棺椁跟前，掀起蒙着的单子，就放进去一双拖鞋。“条子写好了吗？”“是，写好了，但没写他在哪个墓地。”“他们那儿是同一个世界。会找到他的。”


我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愿望。我夜里站在窗前，望着天：“瓦先卡，我该怎么办？我不想活着没有你。”白天我路过一所幼儿园，停下来看……看啊，看着孩子们……我要疯了！于是半夜问道：“瓦先卡，我要生个孩子。我已经害怕一个人待着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瓦先卡！！”还有一回我祈求说：“瓦先卡，我不需要男人，没有比你再好的了。但我想要个孩子。”


我生了个男孩。叫安德烈……安德烈伊卡……闺密曾经劝阻我：“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然后……然后他们又说，他没有手臂……没有右手……仪器显示……“那又怎么样？”我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了一个正常的……漂亮的男孩……他已经上学了，成绩全是五分。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为之呼吸和活着的人。我的生命之光。他很懂事：“妈妈，要是我到奶奶那儿待两天的话，你能呼吸吗？”我不能！跟他分开一天我都害怕。我们走在街上……我觉得不舒服，跌倒了……那时我经受了第一次中风……在那里，在街上……“妈妈，我给你弄点儿水喝？”“不要，你站在我身边，哪儿也别去。”我抓着他的手。后来就不知道了……我在医院睁开眼睛……我把安德烈伊卡的手抓得那么紧，医生好不容易才掰开我的手指。他的手青了很久。现在我们外出时，他会对我说：“妈妈，别抓我的手。我不会离开你的。”他也经常生病：两周在学校，两周在家看医生。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我们为彼此担惊受怕。每个角落都是瓦夏……他的照片……我半夜就和他说呀说……有时候，他在梦中对我说：“让我看看我们的孩子。”我和安德烈伊卡来了……可他却牵着女儿的手。他老是跟女儿在一起，只和她玩耍……


我就这样活着……同时活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世界。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好……（起身，走到窗边）我这样的人很多，整条街都是，它被称作切尔诺贝利大街。这些人在电站工作了一辈子，很多人至今还去那里值班，现在电站实行值班制。谁也不住在那儿了，以后也不会了。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


但是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


——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