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和我（宗璞）

《世界文学》，是鲁迅所办《译文》的延续。它即将满四十岁了，可谓正当壮年。四十年来编辑部人员进进出出，人数想来也颇可观。我是其中极平凡的一个。若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简历上会有这么一条：1960年至1981年，在《世界文学》工作。二十一年！占我工龄的大半。我和《世界文学》，也算关系不同寻常了。

1960年10月，我从《文艺报》奉调到《世界文学》，任评论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作品组帮着看稿。这二十一年间，除去十年内乱，又由于我自己的健康原因，实际工作时间打了大折扣。现在想来，评论和作品两方面，也还有些事可以略费几行笔墨。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世界文学》正面临一个方向问题。为了革命的步伐，配合世界人民的斗争，刊登了许多亚非拉地区政治性极强的作品，也发表中国作家各种支援、声明等。当时作协党组提出一句话，“不要把《世界文学》办成《人民文学》”，希望多介绍外国优秀作品，在评论方面，则要求介绍古典文艺理论。这可能和当时的大气候有关，也反映了文学界对标语口号的厌恶和求知愿望。我们组到的第一篇稿子是朱光潜摘译的莱辛著《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那时朱先生住在燕东园，我骑车去请教。当时冯至先生也住在燕东园，我也曾去讨教。随着时间推移，先生们陆续下世，令人长思风范。而我是车久已不骑，燕东园也久已不去了。

我也常记起长期在《世界文学》工作，现已去世的朱海观、庄寿慈、罗书肆等同志，他们的名字和《世界文学》分不开。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特洛伊国日神庙的祭司，他和两个独生子一起被海神遣来的大蛇绞死。约在公元前50年，有雕刻表现这一题材，约三十年后，维吉尔把它写入诗篇。诗中表现拉奥孔的痛苦比雕刻表现的强烈得多。为什么这样？乃成为美学家们研讨的题目。莱辛认为雕刻家要表现美而避免丑，不能捕捉激烈的时刻；诗人用文字表现物体丑，因为不通过视觉，使人比较容易接受。以后陆续发表了文艺复兴时代卡斯特尔维屈罗等人的著述，莱辛的《汉堡剧评》等。这些美学见解，当时引起许多人的兴趣，也引起我自己的兴趣，曾对美丑的关系、崇高、滑稽（grotesque）等的内容想过很多。

我们在1961年第三期发表了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这是一篇文论史上极重要的文章，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正在列入选题，安排翻译时，得知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也要发表此文。严格说来，《世界文学》提供的窗口应该使读者看到当前的世界文坛，介绍古典文艺理论正是《译丛》的事。可是我当时非常想把重要的文论都登一遍，便征得领导同意，到文学所找《译丛》负责人蔡仪同志索取这篇稿子。照说这要求毫无道理，蔡仪同志竟宽厚地同意了。我打着得胜鼓回到编辑部，很得意了一阵子。

得意的日子并不久长。不久，大气候又有变化，评论工作转向批评。我因身体不好，经常住在北大家中，工作也不那么努力了。

1977年《世界文学》（内部发行）复刊，于1978年第三期刊登了萧乾摘译的《彼尔·金特》，我是这一稿件的责任编辑。那几年在作品组看的稿子不少，有时真是看得头晕眼花。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以为，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使《彼尔·金特》先于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本数年和读者见面了。

20世纪50年代中，萧乾同志曾把《彼尔·金特》英译本送给潘家洵，希望潘先生翻译。20世纪70年代初潘先生托我转回那几本书。看来，我和《彼尔·金特》早有此渊源了。

《彼尔·金特》是一个让人倾倒的剧本，充满了奇妙的想象，美丽的诗句，智慧的思想。具有人妖两重性的彼尔·金特本来的结局是在勺子里给铸造成一粒纽扣，还没有窟窿眼儿！那永远等候的索尔薇格，和中国妇女的坚贞似有相通处。格里格那旋律优美的《索尔维格之歌》浇灌着多少干涸的心！萧乾同志以极流畅的白话传达出诗剧的神韵。我在经手这篇译作时，从作者、译者都学习到了很多很多。我还因此对北欧文学深感兴趣而有一阵子分管北欧。

记得在发稿过程中，和萧乾同志打过好几次电话。那时他家没有电话，我家的电话第二次被拆掉了，都用公用电话。有几次还没说到正题电话就断了，后来萧乾同志总是说：“我们赶快！”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常常姑息自己，懒得做事，不知不觉还会想起这四个字：“我们赶快！”

在《世界文学》这一段日子，没有什么功绩，对我自己来说是有收获的。如果不作为工作任务，我大概不会读那些理论文章。如果不是做编辑而是在研究所这么多年，书会读很多，大概很难从书堆里钻出来了。我常说希望自己有三个头，一个搞创作，一个搞研究，一个搞翻译。却从未想过还要一个头来编刊物。其实做一段编辑工作很有好处。何况除了获得知识以外，还有编辑部里里外外的众多故事呢。

那时我有巨大的财富——年轻。于编辑工作之余，还有精力创作。《西湖漫笔》这篇散文是1961年7月的几天间，每天清晨6时到8时在办公室写作的。桌上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父亲为我写的墨迹：“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写着，看着窗外的天愈来愈亮，心中充满喜悦。1980年写《废墟的召唤》时，已完全不是那种抖擞的状态了。我太累了。1981年，我离开了《世界文学》。

以后我并没有忘记《世界文学》，虽然看得少多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它就不是通向世界文坛的唯一窗口了。但它在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中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从未做趋时之举。这是全体编辑人员努力的结果，我想也和它属于外国文学研究所有关。

1993年3月18日 原载《世界文学》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