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人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

      在北平六国饭店的枪声一个多月后，上海发生了“中国人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1931.9.18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起了918事变，这是中国抗战的起点。蒋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对抗日活动进行镇压。控制舆论和非法拘捕暗杀，时常见之报章。

      在此背景下，由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为总干事，宋庆龄，蔡元培为主席和付主席。

      以下事件引起蒋的不满：  

      1. 经常刊登爱国文章的镇江《江声报》主编刘煜（玉）生，由蒋政府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关闭，1933.1 将刘枪毙。同盟对此进行了揭露。 

       2. 同盟进行了大量营救政治犯的工作：1933.3 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捕，1933.5 丁玲，潘梓年被秘密绑架。同盟对此进行揭露，营救革命同志，作了很多事情。

      蒋介石对“中国人权同盟”恨之入骨，决定杀一儆百。杀谁好呢？颇费脑筋，杀小了无用，杀大了自己又承受不起各方的压力，最后，杨杏佛最为合适：太活跃，在国民党中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起到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的目的。1933.4-5 月间，蒋向戴下达刺杀杨的命令。

      杨杏佛住在法租界的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雇人养了二匹马，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马玩。戴欲刺杀在大西路，蒋不许，因为租界外出事，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起不到威吓作用，且容易引起各方指责，给蒋政府增添麻烦。一定要在租界寓所附近刺杀，对宋的威胁更大。1933.6.18 周日，早上8点多，杨杏佛和15岁的儿子杨小佛，穿着骑马服步出，准备坐车去大西路骑马玩。车刚出大门，就被一帮特务从车的二侧，向车内开枪，杨马上用身体伏在儿子身上，以作保护。因一个月前，他收到过子弹恐吓信。特务们打了一阵后，向附近接应的汽车逃跑狂奔。

      一个特务跑错了方向，等他拐回来时，车已经开走一段距离，在后面大喊，此时租界内的警车正赶来抓人。车上的特务怕他被抓泄密，便向同伙开了几枪，未中要害。被抓后和杨氏父子一起送医院抢救，杨中三枪身亡，其子褪中一枪无大碍。当天晚上，被抓特务被戴派人到医院，把他用毒药毒死，以绝后患。6.20 宋蔡，鲁迅等人在万国殡仪馆送殓（练）。同盟自此停止了活动，蒋介石达到了目的。

      满歌说法：
      1.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  “国家政治清明，要正言正行；国家政治黑暗，行动还是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
      2. 杨杏佛作为爱国人士，做了很多维护人权的工作，因此得罪了蒋介石。自己应该是有数的，所以更应该谨慎，防备小人的暗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既能明于义理，又能察于人事，善于保全自己的安全和德行。

      后记：杨杏佛一生追求自由，却被军统戴笠派人暗杀。

      得知杨杏佛先生遇害后，鲁迅极度悲伤，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

                  《悼杨铨》---鲁迅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国家危难之时，杨杏佛立志救国存亡，一直在孙中山先生的引领下革命。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的分裂逐步明显，最终国民党右派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杨杏佛却站到了老蒋的对立面。

     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杨杏佛先生一直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令老蒋十分恼火。宋庆龄先生和蔡元培先生虽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而杨杏佛先生却是真正的实干家。杀了他，整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便能陷入瘫痪状态，同时也能震慑其他敢为民主和自由奔走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在考虑再三之后，老蒋终于向他下手。这个时候老蒋控制的复兴社已经成立一年多了，手下特务在戴笠的安排下制定了详细的刺杀计划。于是才有了1933年6月18日早晨的那一幕暗杀行动。

      杨杏佛被杀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出席了杨杏佛先生的追悼会。

      宋庆龄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据说，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前，一直在念叨“花开花落两由之”，原来我们只是记住了这首诗，却不知道中间还有这么多故事，现在知道了杨杏佛先生的事迹，我想鲁迅当时一定想到了杨杏佛先生，并希望活着的同志们能够继续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继续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