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川大】第一期——徐法言读《先母事略》

先母事略

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徐法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我曾祖父为了怀念他母亲所写的文章，同时也是他们母子共同奋斗，改变家族及个人命运的经过。这篇文章叫做《先母事略》，以下为文气通顺，我用我曾祖父的口气来讲述这个故事。

我家世居在安庆附廓五里地方的徐家坂（按照地方习惯，此处读为fan,去声），这地方多半是聚族而居，因为姓徐的人家最多，故以徐家坂表示地名，住在乡村中自然以务农为生，而且多是佃农，对土地有永佃权，而地主仅仅是有限的宗主权而已。

佃农每户所占的土地范围不过七八亩地，收入大致两担租左右，完全依靠田地，故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当我祖父的时候，又遇到洪杨之乱，而且就在徐家坂这一带发生争夺战，至今山间仍留存着当时战壕遗迹，乱后农村生活更为狼狈不堪。

家母金氏是桐城县的人，我外祖父是个书生，而又兼营商业，在人家就馆课，亦略知些星命之学。家里薄有田产，在城的北部，还有一点街房，可以说算是中等人家。外祖母出生在徐家坂附近的汪家，生我母亲弟兄姊妹一共六个人，家母上面还有一兄二姊，下有弟妹各一，母命属虎，又生在5月，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这个八字一定是很凶克的，所以生下来时，外祖父就不高兴抚养她。

我外祖母的一个妹妹是嫁给我们一个同族的，因为这关系就由她把我母亲带到徐家坂来，寄养在我们家里，所以家母实在自小就是在徐家长大的，她对徐家因而有更深厚的感情和认识。

家父兄弟三个，我父亲最大，其他的年龄我一时也记不清，只记得家父比我母亲要大12岁，家母19岁结婚，20岁生我，我三岁的那年，家父不过35岁就去世了。

祖母除了抚养她的三个儿子以外，我母亲出生3日就到我家，也是由祖母来照拂。日常的工作已经够苦，还要为这四个儿女操心。事实上比先祖父的工作还要忙碌，自然也无从谈起女红之类的事，对于家母的教育实在也无暇过问，不过家母天资聪明，在乡下看着族中人的作为，渐渐也就学会。因为我祖母没有缠足，而且知道缠足的痛苦，所以不忍使家母缠足，然而家母却自己忍着痛，把足缠小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就是被认为一种荣耀的事。

   在我母亲19岁完婚的那一年，因为外祖母家里从各方面都听到，这自从出生下地三天就离开家庭的女儿一切都很好，引起他们对母亲的另眼看待。这自然是我母亲多年的刻苦奋斗才换得家人的尊敬，我母亲也得在这时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看看。

母亲极少同我谈到父亲的故事，也许是怕我伤心，要不就是感到那不是一页光荣的历史吧！为着一家的生活难以维持，父亲自小就被送到城里去学木匠，在我稍大的时候，还曾经听到有人称赞过他精于做细木工。这种情形下假如弟兄三个孜孜不倦的努力合作，也许可使这家庭兴旺起来。然而父亲在外面却染上了鸦片的嗜好，当然也就不能帮助家里的生活了，那一点极有限的家产也就在这时候给三个弟兄分开了，家母得到所有产业中的一头耕牛，另外一点点山地，其余的田就分给幺叔与祖父母度过他们晚年的生活。我二叔虽然没有什么技能，也到外面去谋生，小叔叔在家勤勤恳恳地勉强支持着一个三间草房的门户。

母亲所得到的这一条牛，由她的义母代她卖了十块银洋，自己储蓄着。后来父亲向我姨婆家借了30元钱在城里开了一个铺子，就来接我母亲进城去。这时母亲知道他既然吃鸦片烟，那是并不能养活她的，就依然留在乡下没有去城里，这铺子不久后就被父亲吃光了而关门，于是父亲不能再在安庆立足，就到大通去做工，其实我父亲弟兄三个都聪明，状貌也魁梧，为人家所赞美。只是一个嗜好的缘故，才使得父亲不能振作。

    后来父亲在大通做工，有一次从房上跌了下来而得病，竟因此死在异地，遗体由亲戚们送回家来，这是正月的事，我祖父也在这头一年的腊月里早我父亲一个月死去。父亲去世后，母亲决意守节抚养我成人，在那个时候守节原是社会上认为无上光荣的事情，在我小叔叔维持下的一家生活，本来已经极艰苦，更因为弟兄分过家的，所以祖父在时，小叔叔还碍着情面，赡养着这个只身乡居的嫂子，这时就不愿再养活这个寡嫂了。

    有一次我大母舅下乡来的时候，母亲哭泣着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了。”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因为另外一个亲戚的介绍，由我大母舅把母亲送到清节堂去，当我母亲回到家去看看的时候，外祖母已经去世，母亲的几个弟兄开酱园，与安庆胡玉美家是同行，也有姻亲的关系。

    胡家本是安庆的富家，弟兄们都是当地的绅耆，安庆在洪杨乱后由李鸿章倡募而成立了清节堂，有田产，专门供养节妇以及她们的子女的最低限度生活，后来渐渐扩充到140多号，每天用桶子送来两餐糙米饭，最初也还有些豆腐青菜之类，每月发24两灯油，还有两次肉吃，不过这些后来都没有了，而改成按照人口的多少折发钱，堂里的董事当时是由地方上公推了胡家担任，虽然说清节堂是义举，却也要点人情才得进去，母亲之进堂去，还是由于大母舅他们跟胡家的那点关系。进堂那年母亲25岁，我才五岁，母亲带了一挑东西，就这样走进了清节堂里那间不过一丈见方的斗室，那里面放着两张桌子，一个床，还有一个箱架子，房子既小，屋檐又窄，仅仅是能够避风雨而已，但母亲的心里已经非常满足了。从此，她格外的勤苦，日夜不停地做工。

胡家在堂里又办有一个织布厂，设在节孝祠里，有着四五十张机子，住在堂里的节妇，只要有这种技能，都可以去作工，母亲每天可以织到一匹多布，别人总赶不上她，最热的天，她放一盆冷水在身旁，用冷毛巾一面拭汗，一面不停地工作。我的二姨父在清节堂的附近开成衣店，也拿些衣服来给母亲晚上做，于是我母亲就日以继夜的不得休息。

堂里原来请有一个教私塾的先生来教这些节妇的儿子，后来在光绪三十一年立宪的时候，废除科举，堂里就开始设立高、初两等学堂，这个小学，就叫育正学堂，由公家发纸张笔砚书籍。

我是光绪二十四年生的，进这学堂时我八岁，本来母亲因我年纪还小，不能放心，所以没有把我送到学堂去，后来织布厂成立，母亲既去织布，依然不能照应我，这才有意送我去读书。这时学堂已经开学，于是由跟我大母舅有姻亲的那位姓胡的送我去入学，先生看我考试很聪明，数目也能数得清楚，才允许了我入学。这位姓胡的亲戚回家非常夸奖我，母亲听到人家在说她儿子好，心里固然高兴。一面也更加努力她的工作，这样继续了她八年的困顿岁月。

我在小学时每期成绩都列在前几名，这样我搏得了先生的赞赏，并且由于乡里的传闻，使我母亲也知道，加上我常常带着学校的奖品之类的东西回来，使我母亲大大地得到安慰，然而每一次安慰得到的结果，是使她更加紧操作，加重勤苦。

    育正学校里有一位教师，就是我内人的伯父，也是农家子弟，在距城90里的乡间有一些田，城里也有一些地产、房产，是靠耕种为生的人家。他的天资本来很好，家里虽不愿让他读书，但凭着他自己的发奋和聪明，却一直考得秀才，考得拔贡，所以学堂也就聘请他来做教师，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我的岳父，则在乡下种田，当时他看到我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又佩服我母亲那样的辛勤能干，所以愿意把侄女许配给我。

我母亲当时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家还有人这样看得起，当然是乐于接受的，那时候我八岁，内人六岁，这件事可算是我母亲勤劳工作的结果，所以得到第二次的社会人士的尊敬和赞扬，也是我母亲精神上巨大的安慰，我母只有我一子，所以就存心要把这一个媳妇教养的很好。在我14岁的时候就把我内人带到清节堂里自己身边做童养媳。

每天晚上我睡觉以前母亲总要督促我读书，然后再料理我睡觉，半夜又得唤醒我去解便，而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看到那一盏不明亮的灯还燃着，而我母亲也还在继续他的工作，往往一直到鸡叫的时光还不曾就寝。

我母亲为姨父店里做衣服，报酬是和别人一样的，但她为姨父剪裁衣料都非常节省，而且做得好却不是别人所能比的。这样勤劳的工作也曾有人劝她休息过，然而我母亲不肯，说是需要积些钱为我读书娶亲用的。她曾说：“如我的儿子不能读书娶亲，那么要我的命干什么，我是要钱不要命的。”当时，为儿子娶亲，在习惯上还算是父母应尽的责任。

我读的清节堂附设小学，在光复后停办了，而我小学还不曾毕业，就转入设在关岳庙内的尚志小学，次年毕业于该校。那时安庆已有皖省中学，我就考入这所学校走读，虽然清节堂里的情形已不如从前好了，但靠着我母亲有些积蓄，学校缴费也不算多，所以尚能维持过去。民国二年，学校限制学生不得走读，学费也加多，每期大约要缴30元。我母亲感到负担过重，就托我内人的伯父去向校长说情，求读走读，少缴学费，而校长以为中学的造就人才以能升学为理想，看我的情形像是不可能升学的，所以不答应，我母亲的努力就算失败了。

这一年我没有书读，因为我已经16岁，不能再在清节堂里面住了，就寄宿姨父店里，晚间在那里住宿，白天还是要到堂里吃饭，我母亲以为我不能既不读书又无职业，所以打算要我学衣服店的生意，我当时认为这种生意一看就会没有什么可学的，竟至不接受我母亲的意见，而白白地荒废一年的时光。

次年，安徽初级师范学校复校，是公费，也收插班生，我没有告诉人就去考取了，考的榜次还很高，我就进了这学校，由学校供给膳宿，师范学校虽然是公费，但还是有必须的用度，如像制服、书籍等。这三年当中，我母亲的积蓄生息是不够补给我的，所以还得做针指的工活来帮补。民国五年年底我在师范学校毕业，这是春季始业制，本是五年毕业的，因为我是插班生，所以早毕业，那时我19岁，学校有附属小学，留我在那里教书，月薪14元，第1月的薪水领到，我立刻交给母亲，虽然只是14元，却使我母亲的心里得到无上的安慰，因为她感到终于把自己的儿子养到能自谋生路了。

教了半年附小，又起了升学的念头，当时武昌高等师范在安庆招生，我考取了考取了教厅的保送，要到武昌去复试。我本来是考国文系的，大概学校因为我的数学成绩较优，竟取我的第二志愿入数学系，在武昌这半年中，算是我第一次远离母亲，想念母亲的感情，使我在学校生活中感到非常的烦恼。

学校虽然是公费，但是其它的必须用度仍然不是我母亲所能担负的。开始还有我教书所积蓄的钱拿来用，半年后就开始感到困难，这自然也是使我在学校里不能再安心读书的原因，而且学校办理不善，也使我大感痛苦，现在我只记得那时校长姓张，我却一面都不曾见到，数学系主任是黄继愈，其余的先生我现在一个也不能记得，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学校住上半年，甚至不知道校长的名字，没有见过校长，对其他先生无一点印象，那么这学校办理的好坏也就可以想见了。

到寒假时，我想念我的母亲，所以非回家不可。我在安庆师范的两位老同学也同我一起回安庆，我决意不再复学，那两位同学一方面也感到学校的不好，一方面受了情感暗示也就同时辍学。

第二年我到安庆附近一小学教书，那时朱光潜来信说我：“出自乔木，迁于幽谷。”他对我的关心，我现在也还感激。后来他从武昌师范考入香港大学，政府给他的公费比较充裕，他又来信说愿意把每学期所剩余的公费20元帮助我升学，我因为宁愿奉侍家母勤苦的生活，所以婉言谢绝了他的盛意。

教了一年半书，所得的报酬仍然不能达到使我有一个家庭来奉养我母亲的愿望。秋天我考取了由安徽省教育厅保送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的两名公费生之一。到南京不到一月，我的精神上又感到很大的不安，那时学校的公费每年108元，虽比较充裕，但是仍然需要补贴才够用，我实在再也不愿让母亲来为我操心了。当时的精神不安，固然是因为费用不足，但冥冥之中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正在这时候，突然得到电报，带来我母亲病重的消息。我当时感到万分仓惶，连夜赶回安庆。幸而我母亲的病势已渐有起色，而同时与我母亲染伤寒病的二姨母已经在前几日死去，虽然我因为母亲的病渐愈而得放心，也就在这时感到我不能再继续出外求学。假如我再只顾我一人的事，那我将永无报答我母亲的日子。我母亲历年的积蓄在这次病中也就快花光了，但是我实在不忍我母亲再去继续她那样的劳苦。

翌年春天，在师范学校老师胡远浚的介绍下，我到桐城方家去教书。方家本来是桐城的世家，祖父精于宋学，对于桐城的诗文也有很深的造诣，管教子弟尚严，规定的课程繁多。我起初以为到这里来可以多多的受益，殊不知因为课程太多，就无暇自修了。我曾经寄过一照片给母亲，我母亲说我消瘦不少。到年终回来，我母亲更因为我的瘦损而心痛。但在这一年，虽是我不能有多的空暇，对桐城的流派，究竟还得机会知道一些。

次年，董嘉会先生介绍我到上海的合肥李家教书，董先生当时是安徽教育厅长，在我考取安徽省保送河海工程学校时认识的，李家就是合肥李鹤章的后代，报酬比较丰富，而且李家又是安徽的名门望族，故我母亲颇为高兴，这年从上海回安庆，就接我母亲出清节堂来，自立门户，我母亲也就主持为我完婚，这时我24岁了，24-28岁的四年间我在上海李家教书，“修金”每年600元，住宿伙食皆由东家供给，遇节日还有节金执敬，我的收入既较丰裕，故对母亲侍奉得稍好，自己也稍觉心安。

这种家馆一般说来算是上中等的，但是学生以家富不学，我以母亲侍奉今方稍优，未可即去，故隐忍在此家度过不愉快的四年。但是我总是在教人不成的时候，努力自己的学问。一方面我开始研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我开始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传统的尊经观点，我是没有了，然我以未能尽于职守为苦。上海本为商业文化的中心，我在此既有丰裕的报酬，可以购买书籍并进而阅读。那年秋天，清华留美预备部改办大学，同时设国学院，海内大师集院讲学，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之、梁任公、陈寅恪诸先生皆莅院，时大学毕业期限不一，依所习成绩1、2年不等，除膳费外无它费用，且院有奖学金，数目较大，可供全年伙食，我以目下环境不乐，且清华诸条件皆与我相合，而尤以四年半以来我研习之课目与国学院者吻合，于是我决定投考，果被录取。

将离上海，表弟乃约我母亲和大姨母来一会，并同去杭州西子湖游，以表弟时来往于安庆上海间贩货，故母亲得籍此来上海，居穷乡凡40余年的老母亲，此时方可稍舒其蓄志，泛舟西湖，乐以忘忧。然我自此则将走入另一更为重要之境地，为我的前途再加奋斗。

在清华一年后毕业，革命军北伐，我不愿久离母亲，即回安庆在一中学里教书，后来革命军到安庆，学校解散，不得已我于年底再去上海，在立达学院与复旦大学教书，此民国十五年的事，革命军攻上海，家信不通，我坐卧不安，我固挂念家乡的母亲，然我尤挂念她对我的挂念。

民国十六年秋天，北伐成功，上海暨南大学扩充，我又兼任教于此校，故此时我终日忙于上课，以三校钟点皆多，然我确以收入较丰为慰，北伐后我在上海教书一年半，我家全在上海居住，当时暨大虽在乡间，偶尔也进城去看一次戏。母亲性情宽宏，故喜欢热闹，对静谧乡村有其坚韧持重的涵养，做事任劳任怨，对于大都市的繁华又感到无限的羡慕，所以她到底是一个有力量有意志的朴实农村妇人，但她又深爱着繁华，也如她在努力工作时憧憬着她未来生命的繁华一样。

民国十八年，我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在上海住了一年，我们一家人都感到团聚的乐趣。现在为了我的前途，我又要从重离母亲到北平去，九年的研究工作自此开始了，我母亲和内人为了节省费用，又回到安庆，开始她们的工作。我在第一组研究共九年，中间每年假期回安庆一次，看看我母亲。后我在北平佃屋，准备迎母亲去北平居住，母亲则坚不肯，以城居靡费太多，乡下节省，带着她的媳妇在乡下除了一点自己家里的事外，还可以做其它的工作，既节省费用，还可以另外得工钱。我因每年的假期来接受母亲对我的慈爱，实在说是用漫长的九年来加多母亲的操劳。有一次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同去北平，后来大儿患感冒，婆婆为了爱惜弱小的孙儿，临时改变计划，使我深感失望，终于对他儿子熟悉的北平，没有亲自见过面。在这九年的研究工作中，多得助于我以前读书的成绩，此时薪俸亦优，对母亲奉养亦稍宽裕，我心亦稍觉快愉。

塘沽协定后院自平迁南京，抗战发生，院自京一再迁长沙，沪战达3月，两军相持不下，我以战局稳定，故独自随院来长沙。后来南京陷落，我才接母亲及家人来长，此时安庆城内我们有坐房一院，城郊有一个小花园，母亲泣泪离其生长之故乡，于是母亲几十年辛苦得来的老屋又被敌人占去。她丢下了老家，顺着大江，到了长沙。没有好久，长沙又告紧张，院决定迁昆明，这时我有四个孩子，母亲内人再加上我自己，一共七个人，要爬过山去未曾到过的昆明，我们带了不少的东西，战争来了，几十年来，家里哪一样东西不是母亲亲自买的，虽说是一堆破烂的什物，哪一样里面不曾有过心酸。几十年以来，每一件东西都为我们母子的感情浸透了，谁舍得丢一针一线，谁忍心丢掉一块蓝布，然而我们毕竟丢了，我们生长在那里的家乡，我们的坐屋，我们的小花园。

我们终于没有去昆明，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介绍我到四川大学教书，我便决定到四川，那时同乡到四川的都住在江津县。我为了便当，让母亲和内人带着孩子们住在江津，一人独自到成都。那时正是春天，我到成都的时候，随时有敌机来轰炸，江津当敌机航线，也随时发警报。我们母子虽在两处，而因国家所受的苦难却是一样的。后来川大为避免空袭迁校到峨眉，此地稍安全，我便接家人来峨眉共居，母亲虽感旅途的劳顿，而一家团聚乐趣也不减当年。

后来川大从峨眉迁回成都时，母亲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成都这个地方究竟比峨眉来得方便，可是方便的后果，就是消费的增大，同时物价一天天往上爬，学校的薪水并不因此俱增，仰不足以事母，我于是接下燕大半专任的聘书，但是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除了必需的衣食之外，母亲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糕饼糖食甘旨之奉是绝对偶然的事。

过了半年，燕大方面送来全专任的聘书，我自己暗中默想，以前在武大、燕京大学所兼的都是半专任，没有什么违背法令的地方，现在如果接下全专任的聘职，好像对于国家的法令有个明知故犯的罪过，然此所谓犯法，似乎又在社会许可之列。为了加丰收入以奉老母，终于兼下了这一次专任，这一下该对母亲的生活有所改进了吧！谁知当年的5月，母亲已得了危险的癌病，一方面，她老人家没有享受的机会，一方面我又得抽出一部分薪水以供汤药之用。今年8月，抗战胜利了，母亲的病日渐严重，东下的交通又那样的困难，动身回籍空有一个热望，政府所与公教人员的待遇略有改善，而其所增之数，连汤药之奉且不可。之后母亲病逝，倾我所有，耗之于殡殓之费，悲夫可痛！以前发财的念头至今化为乌有，因为富足的希望，起于侍奉之需求。今日母亲已不在人间，我对经济的出入，但求过得去而已。抚养儿子是我对家庭的唯一责任，好在儿子之中，大的也年近20了，弟兄之间有扶持之义，所以今后的第一问题，就是怎样把自己勉励成就一个有益于人群的人，这是母亲教育我的根本宗旨所在，我不能不自勉。

我同我母亲究为两个时代的人，思想不能一致，她一生乡居，染上浓厚的迷信，故相信命运，对传说中的忠孝节义故事，尤喜听别人讲述，所以在她未曾入学的资质上，深染忠贞节义的美德，我们一家也就赖着她这种智慧的陶养再度振兴。我们故不必固执于歌颂中国的儒家传统思想，但在这一点上，我深深感到守节一事在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深厚意义，有了这种社会赋予的美德，母亲不但是我们徐家情感上的节妇，而且事实上是我们徐家挽狂澜的功臣，所以在我自清节院中迎母亲回家的那一天，族中长辈都报以热烈的称颂。我记得当那天母亲在宗祠拜祖先的时候，也深以此事为荣。现在我还觉得悔恨的，是我几次违反母亲的意思。我本来不赞成她的烧香向佛，苦心的母亲却一面要维持她的信仰，一面要原谅她的儿子，所以她只能叫她的孙子烧香。她的孙子似乎不如我那样执拗。

自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随时就想到发财，因为我那时的经济力量微弱，不能奉养母亲，我不曾染上任何嗜好，母亲也随时告诫我不可像父亲那样。叔叔有一次戏弄我，问我吃不吃烟，我说烟不吃，有时我犯过，母亲必打我很重，打后又严厉告诫我，亲戚中多以此为美谈。今日我能够自立而无嗜好，实母亲当时对我管教严厉的功劳。

中国社会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每一个长者对于其子弟，都寄予富贵荣华的期望，因此，富贵荣华的要求普遍地存在于每个儿童的心里，自然，我不会例外。但我之所以有富足之欲望，却起于加丰母亲生活之需要。由于母亲的一生，始终在不良的环境中奋斗。过去我不愿把我的身世表白于友好之前，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的出身说得这么寒素。但是今日是我母亲盖棺定论的时候，如果不把家庭历史全盘托出，怎能显示母亲的完美人格！我母亲是一位旧时代的人物，迷信命运之说，她的历史似乎无时不受命运的支配。自从出生，以至于病死，没有一刻不在恶劣的境况下奋斗。她奋斗的意志是想努力做一个好人，不倚赖，不懈怠，希望自己不徒生于世，同时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就一个好人，能够造福于人群。所以她的一生，一方面自其本身之言行，表现其人格，一方面又以抚育我，抚育她的独子为其功绩，凡我的成就，都是母亲一手促成的。

假如我有什么过错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已死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