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冰岛医院的床位不够了。不过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急需床位的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是即将生产的孕妇。
疫情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法国在当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少的。
不过北欧国家一枝独秀,出生人口不降反升,其中以冰岛最为显著:在2021年第二季度,冰岛出生人数比常年平均高出16.5%;芬兰和挪威出生率也分别增长了7%和5%。
生活在挪威的华人学者、同样也是孩子母亲的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这一结果,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有社会福利兜底,疫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因为疫情导致在家办公,属于个人的时间增多,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人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边休闲。新华社资料
医院病床不够用了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婴儿潮”后,冰岛一直在努力扩展产科的病床数。
其实早在2020年12月,冰岛医院就首先注意到,来做产前检查的妇女急剧增加。赫雷达尔斯多蒂尔(ThomsenHreiðarsdóttir)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最大医院Landspítali的首席助产士,全国70%的婴儿都出生在这家医院。她表示:“我们当时觉得这也就是几个月的事,再过几个月数量应该就会下来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她的预料。
到了2021年夏天,大量婴儿出生,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冰岛不得不从德国、波兰,甚至远到澳大利亚招募助产士,不过人手还是不敷使用,最终只能将已经退休甚至70多岁高龄的助产士召回应急。不过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因为产科的病床数严重不足,医生只能将急需生产的妇女推进急诊室分娩。
赫雷达尔斯多蒂尔根据产前检查的数量估算,在2021年整年,冰岛的生育率大概提高了9%。对于赫雷达尔斯多蒂尔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是助产士人手不足,同时还需要考虑疫情防控的因素。总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发生的简直难以置信”。
“婴儿潮”对于冰岛的短期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一位母亲在为她1岁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机构时犯了愁,先后找了28家托儿所,才觅得一个空位。对于未来幼儿园怎么解决,她说:“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在芬兰发生。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库博特卡说:“就是从疫情开始后,芬兰生育率在持续增长。”他认为,在疫情期间芬兰封禁措施较为缓和,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的一个原因。
福利促进生育?
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孩子是一项关乎长期的打算,而疫情对北欧民众来说,不确定性并没有增加太多,相反还增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保障。
在2021年9月挪威宣布分阶段重开边境之前,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稳定在几百例左右,基本可控。虽然在重开边境后,确诊人数大幅上升,但截至目前,挪威已有73.9%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疫情的影响仍然在可允许的范围内。
张女士说,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北欧民众整体而言对政府决策的配合度高,也便于疫情的管控。
张女士告诉记者,挪威民众对疫情产生担忧主要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那时对这一新病毒不了解,社会停顿,边境进行了封锁。随后挪威政府拿出了补助方案,100%补贴普通人因疫情造成的收入损失,之前的失业保险也只能覆盖原先80%的收入。因此,疫情对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没有太大改变。
“大家已经习惯于政府福利兜底,对未来并不担心,这为生育率提高提供了基本保障。”她说,虽然其他发达国家也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但力度难以与北欧国家匹敌,因为北欧的社会福利已经处于高位。
张女士表示,至今挪威大多数非服务行业依然可以在家办公,省下了大量通勤和出差的时间。而因为疫情,年轻人也取消了自己的旅行计划,更多地待在家中。以她自己为例,在疫情前她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如今在家办公已成为习惯。
“生活无忧,再加上时间多出来,生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说。她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来因为事业太忙,现在闲下来生孩子的;还有一类是原来就有计划,而疫情暴发后,干脆让计划提前,在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北欧的生育率为何成了“优等生”
虽然很多专家表示,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并没有太多关系,但在疫情期间,社会福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育。这些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冰岛国家统计小组人口问题负责人卡尔森表示,对于北欧人来说,“在危机之中,你可以将职业生涯暂停并专注于育儿,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家庭经济情况的问题”。
北欧五国都至少提供11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具体的金额视个人生育前的收入而定,从丹麦的53%到挪威的近100%。在冰岛,父母有12个月带薪假,可以拿到原有收入的80%,最高可达约2.8万元人民币的金额。
卡尔森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前生了个孩子,他甚至认为,这实际上对他们家度过金融危机很有帮助。不少人表示,要不是疫情,现在很多婴儿可能根本不会出生,所以北欧这股“婴儿潮”或许持续不下去。
张女士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退去后,如果生育率有所回落,她觉得也是件正常的事。
事实上,北欧的生育率一直有别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走势,有时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都爆发过一波“婴儿潮”,然而,北欧却没有。自然,北欧在欧洲最早面临低生育率的困局。
瑞典是北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刚跨过1000万的水平线。数十年来,瑞典的生育率呈现“W形”起伏波动,两度下跌,又两度回升。
瑞典在1968年总和生育率跌破了2.1世代更替线,而同期整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还维持在2.5左右。
此后瑞典生育率始终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中,有周期变化,也有触及短暂的低位,也有回调抬升,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水平。
在2021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为1.84,和法国并列欧洲第一。此外,丹麦、冰岛、挪威这三个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均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这些曾经率先困于低生育率的国家,如今却成了欧洲稳定生育率的“优等生”。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低迷带来的挑战。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由2.82下降至1.64。
上述报告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人口总量陷入负增长,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挑战,不少低生育率国家出台了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差异很大。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生育率明显回升,希腊、意大利、韩国等国却始终在极低生育率水平徘徊。在东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后,总和生育率在本世纪初达到极低水平,韩国更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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