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立冬（下） 国难、家难、灾难、逃难

第二章立冬（下）

　　　　　国难、家难、灾难、逃难

　有一天晚上，父亲又出现了，他的脸色从来就没有好看过，但这次更是阴沉。他和母亲关著门谈了很久，然后走出来，摸摸妹妹的头，又看了我一眼，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母亲在房裡哭得死去活来，又咳了一盆血，气如游丝。大家都慌了手脚，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母亲镇定下来，流著泪水，说：“我们今后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才说一句，母亲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了一会，说：“他要和胡宗南一起去打游击。共产党已打到綦江，我们又要逃难了，姚伯伯明天会来接我们。上次留在恩施的行李，也都运到重庆了。”

　　“太太，你们就要走了？”老妈子问。

　　母亲喘了口气，点点头。

　　“去哪裡呢？”老妈子又问。

　　母亲一听，又伤心地哭了起来，而且一直摇头不语。

　　晚上母亲把我和妹妹叫到房中，拿出两块小小的金子，眼中噙著泪珠，慎重地说：

　　“你爸爸从来不要钱，我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才存了这二两金子。现在我们又要开始逃难，很可能你们会走失，我的身体更怕撑不下去。万一有这麽一天，你们年纪小，又没亲没故…这二两金子，我给你们缝在衣领子裡，不到不得已，千万不要取出来…娘对不起你们。不能照顾你们长大成人…”说著，母子三人哭成一堆。

　　最后，母亲勉强忍住眼泪，小心地把我们的棉衣领子拆开，将金子藏在夹层裡。并对我说：“你该懂事了，不要怪你爸爸，他有他的责任，以后你的责任就是照顾妹妹。我这裡还有五十块现洋，如果我死了，你可以拿去用。”

　　第二天，母亲叫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这还是第一次我自己办，心裡很清楚，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到了学校，我向老师说要转学，老师什麽都没问，立刻带我到办公室，替我及妹妹填好表，只剩下姓名一栏空著。

　　最后，老师问我：“你要改什麽名字？”

　　我楞住了，不知道为什麽要改名字。

　　“你父亲名气很大，共产党一定不会饶过你们的，最好改个名字。”

　　我脑筋一转，想到那北海牧羊的苏武，就说：“那我就叫朱武吧。”

　　老师填了上去，又问：“你妹妹呢？”

　　既然有武，妹妹就叫文，岂不是文武双全？我很得意自己取的名字。

　　回到家，母亲已坐上轿子，姚伯伯正搓耳挠腮等得不耐烦。一见到我，话都来不及说，急急忙忙就催著大家动身。这时长江渡轮全被军队包了，所有大小船隻也都被征用。姚伯伯来时，在重庆租了一艘小船，还是经过上级特许，才保留给我们。

　　江边密密麻麻的都是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神色疲惫。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则乾脆睡倒。长江两岸辽阔，船隻又少，看来这些部队要全数过江，起码得花个十天半月。

　　所以，当姚伯伯拿著特许公文，穿过重重部队时，两旁投来那麽多羡慕的眼光，我真以为我们的渡船一定神气非常。不料，那只是一条小筏子，勉强装下了我们一家人，船身吃水就几乎到了船舷。

　　这一天长江风浪很大，船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颠簸不停。除了一波一波的浪头，我们什麽都看不见，昏昏沉沉地，一种对未来莫名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才十二岁的年纪，天灾人祸、生离死别都经历过了。终年流徙不定，永远在搬家，不停地在适应新环境。虽然我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麽样的人生，但我却开始羡慕冯家那样平静的生活。如果能那样过日子该多好，挑挑水，连书都不必读了。

　　上了北岸，姚妈妈、爱珠，还有跟我们多年的长工吕庆友都来迎接。母亲见了他们，又是一阵伤心，加上途中的辛劳，衰弱得几乎无法动弹。

　　这时姚伯伯把我当做大人，大家一起商量何去何从。

　　姚伯伯说：“怀公交待省银行办事处留了一辆卡车，叫我们回汉口去，可是…”姚伯伯转过头去对母亲说：“以妳目前身体状况，恐怕…”

　　母亲叹口气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姚伯伯忙说：“我的看法是，先去北培，等妳身体好一点再说。”

　　母亲知道别无选择，含泪不语，我们走到办事处前，行李已经装在车上。大大小小数十件，多半是父亲最珍贵的书籍，刚刚由家人吕庆友老远从恩施押运来的。

　　这时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重庆街上冷冷清清，与我数月前所见真有天壤之别。而且还有种奇怪的声音，彷彿是远处的雷鸣，轰轰不绝。

　　我问姚伯伯，他紧张地说：“是共产党的大炮声，大概明后天他们就要到了，你看重庆的人几乎都逃光了！”

　　我们上了车，可是司机却不在，到处找不著。吕庆友急了，只好猛按喇叭，寂静的街道上，迴音激盪，显得非常的刺耳。

　　过了一会，突然见到街头那端跑来十多个人，母亲紧紧地把我拉住，姚伯伯则站在车前头仔细观察。等他们跑近了，才看出都是办事处的熟人，大家不禁鬆了口气。

　　姚伯伯立刻迎了上去，谁知还谈不到几句，双方竟然争执起来，声调也逐渐提高。只听姚伯伯气愤地说：“怀公待你们不薄，把你们由湖北带出来，不论如何，做人也该有点天良！”

　　其中有个人理直气壮地答道：“什麽天良？我们也是人，也有权逃命！这部车子是办事处的，我们当然优先！”

　　那边还在争吵不休，有几个人迳自绕过来，叉著腰毫不客气地对母亲说：“你们下去，我们要用车子。”

　　母亲气得发抖，说：“我不下去，这是怀公留给我们的！”

　　“什麽怀公不怀公？国民党都倒了，你们还神气什麽？”

　　姚妈妈知道再闹下去吃亏更大，便对母亲说：“我们就先下去，找到处长再说。”

　　姚伯伯见情形不对，急急地赶了过来说：“车子还是让给他们好，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眼睁睁地看到以前对我们必恭必敬的职员，现在竟变得如此蛮横无理，我心中又气又恨。但是形势比人强，在这生死关头，凭我们几个老弱妇孺，又能把他们怎样？要是我有一身武功，或者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哼！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捏死，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等我白日梦做完，车子早开走了。母亲斜躺在路旁，脸色苍白，连声乾咳不止。所有的箱子行李散落一地，吕庆友正忙著收拾。

　　我第一次产生了未能尽责的感受，为什麽当时我没有挺身而出呢？所谓的英雄好汉，绝不是贪生怕事之徒、只能做白日梦啊！

　　姚伯伯四出奔走，想尽了办法。可是那时重庆已是死城一座，叫天不应，找人无著，急得真似热锅上的蚂蚁。反倒是母亲冷静地唸著经，一面安慰姚妈妈，说菩萨会保佑好人，万事都已经由上天安排好了。

　　天色渐渐晚了，姚伯伯已经束手无策，目前唯一的希望是找一处能暂避风寒的地方。说不得，只好把办事处的大门打破，至少可以渡过今夜。

　　办事处外面有座铁门，上了一个大铜锁，吕庆友用尽了全力，也撼动不了分寸。正在忙时，街头有一部黑色轿车悠閒地慢慢开了过来。

　　姚伯伯一见，赶忙迎了上去。

　　开车的司机一见到姚伯伯，立刻伸出头来，高兴地大叫：“姚秘书，您怎麽还没有走啊？”

　　姚伯伯一时呆住了，不知该怎麽回答，那司机又说：“您老不记得我了，我是陈局长的司机，小陈。”

　　“对了，对了，我真是老糊涂了！陈局长呢？我正要找他。”

　　“早都走了，公馆裡只留下我一个人和这部车子。”

　　“真的？那好极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这有什麽问题？”小陈痛快地说：“我每天都閒得发慌，您老请吩咐吧。”

　　姚伯伯指著母亲说：“朱怀公你还记得吧？这位是怀公的夫人，本来怀公留了部大卡车给我们，可是被人抢走了，现在…”

　　小陈立刻说：“这是小问题，您说吧，您要上哪裡？”

　　姚伯伯犹豫了一下，说：“北培。”

　　“北培？”小陈吃了一惊，犹豫地说：“只要在重庆市内，去哪裡都不成问题，可是北培实在太远了。”

　　“有什麽分别呢？陈局长一时不可能回来，你也要生活呀！不如你送我们去北培，我给你一两金子，总比坐在家裡无聊好。”

　　小陈考虑了一会，慨然说：“行，听您的！”

　　那车平常连司机只能坐五个人，吕庆友要押运行李，不能同行。我们母子三人，加上姚伯伯夫妇及爱珠，还勉强挤得下。只是母亲要平躺，我们拿了两个箱子，在后座搁脚的空处铺得与座椅等齐，倒有点像张床。

　　小陈考虑得很週到，为了怕路上买不到汽油，弄了好多桶放在行李箱中。忙到动身时刻，天色已经黑了。

　　那时，重庆市内空空洞洞的，宛似鬼域，但一出了城，景象立刻改观。先是看到稀稀落落，三五成群的人，有的背著家当，有的扶老携幼，宛如细细涓流，朝著同一方向走。再下去，人群越聚越多，渐渐地，像是洪水一般，汇为潮涌。但是汽车却不很多，间或看到几辆，也都陷入拥挤的人海中。

　　小陈一面猛按喇叭，一面缓缓地往前挤开一条路来。

　　平常开车到青木关，大约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时走了四五个小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路上人车拥成一团，却还不知离青木关有多远。

　　又挨了一阵子，只见路旁两侧的人群不断地向前移动。车队反而一部紧接一部，前灯照著尾灯，大家都动弹不得。远远望去，活像一条咆哮的火龙，瘫痪在黑暗的大地上。

　　小陈开始有点不耐烦，便走下车去，活动一下筋骨。过了一会，他懊恼地回来说：“看样子青木关到不了啦，共产党故意开些烂车子来，把路给堵死了。”

　　我们后面早已接上了长长的尾巴，这裡又没有岔路可走，真是进退两难。姚伯伯急得抓耳挠腮，母亲不住地唸观音菩萨，只有妹妹和爱珠挤在一堆，睡得香甜。

　　等我打了个小盹，醒过来时，车子又在缓缓前行。果然路边的田埂上有很多东倒西歪的车辆，有的还四轮朝天，看来都是被人推过去的。路边除了逃难的老百姓以外，也有不少军人。他们多半披著破旧污秽的军服，肩上倒挂著步鎗，情况和难民相差不多，个个面露疲倦之色，步履维艰地往前挨著。

　　才走了没多久，车队又停止不前，小陈再去打听，这次的消息更糟。原来军队在前面设下关卡，拦下所有经过的民用车辆，一律充公。

　　姚伯伯生气的说：“是谁的部队，简直无法无天。”

　　小陈意味深长地说：“要是有法有天，就不会打败仗囉！”

　　姚伯伯突然想到：“我身上还有重庆市长的公文，不知道管不管用？”

　　“您有没有枪？有枪一定管用，前面好几部车上都有，有的还是机关枪哩！”

　　果然，走了一段路，几个军人把我们拦了下来。姚伯伯拿出公文说：“我们有公事，再说车子这麽小，你们拿去也没用。”

　　那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向姚伯伯说：“老乡，我们也不为难你。但有两个兄弟走不动了，借你们车顶坐一下，过了青木关就放他们下来，你说怎样？”

　　姚伯伯连忙满口答应，想不到这一来，那两个军人反而成了我们的护身符，一路上再也没人找我们的麻烦。

　　又走了一程，姚伯伯突然指著路边说：“那些不是抢我们车子的人吗？”

　　一点也不错，十几个男男女女，挤在难民丛中。那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真是又可恨又可怜，显然他们的车子被充公了。天下事真是祸福难测，如果先前没有被赶下车，现在走在路上的就是我们了。以母亲的病况，那种惨状实在不能想像。

　　直到天上泛起了丝丝曙光，车子才开到青木关，这时路上人车已很稀少。放下那两个军人后，小陈这才舒了口气，踏足油门，向前风驰疾驶。

　　刚走了一段，小陈就觉得不对劲，每当车要向左转弯时，车身下就咯咯作响。

　　小陈停车一检查，又带来一个坏消息：“钢板断了，一定是刚才超载，又走走停停，震坏的。”

　　“还能开吗？”姚伯伯问。

　　“到北培还可以，但北培没有修车的地方，去了车就报废了。”

　　“车子一定要修，你知道那裡有修车的地方？”

　　“往成都的方向有几个大站，我曾经去过，但这一去一回，就得多担搁一天。”

　　姚伯伯叹口气说：“一天算不了什麽，修车要紧。”

　　一路上，小陈小心翼翼的开著，还算很顺利。走了半天，我们只看到二部装甲车，与我们反向而行，其他倒是毫无异状。

　　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镇上，我们先下来休息，小陈则去修车。在一个小舖子裡，姚伯伯买了几碗麵，店家不收法币和金元券，坚持要用现洋（银元），而且是一块钱一碗。我对金钱没有概念，但与上次在巴东时，几个银角子就买来一担樱桃相比，其分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已经饿了很久，这碗麵之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虽然馋得要命，但我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五十块现洋，看看大人们，连碗底都舐乾淨了，当然不敢再要。

　　店家问我们去哪裡，姚伯伯说要去北培。

　　店家说：“老哥去不成囉，当兵的把桥都炸啦！”

　　姚伯伯不相信，说：“瞎说！我们刚从那边过来的。”

　　“老哥，你刚才过来，一定看到两部怪车子囉，那是去炸桥的！听说共产党已经过长江了，我真不懂，这麽丁点小桥炸了有啥子用？”

　　小陈修车回来也証实了这件事，大家商量之下，北培既然去不成，就只有去成都了。母亲虽然捨不得那些行李，但是说不定能在成都找到父亲，心情反倒开朗很多。

　　出了镇，直到成都，路上平静得不像是在战争的边缘，没见到几个军人，也没有作战工事。农民照常耕作，商人一样营生。只是每当我们问起共产党的动静，大家都耸耸肩，好像漠不关心。但有一点却如同冒在水面的冰山，可以反映出人心的消长。不管我们买什麽，商家一律只收现洋，政府发行的纸钞好像废纸一般。

　　我在车上发现了几本小说，是还珠楼主著的《武当七女》、《北海屠龙》等。这是我陷迷于仙、佛、鬼、怪、妖、魔奇异世界的开端，幻境与现实交错，人可以随时逃遁到主观的时空裡，自得其乐。

　　有一天傍晚，我刚刚神游青冥归来，发觉已经到了成都。眼前一片低矮的平房，丝毫没有大都会的气派。而且军警密佈，三步一哨，十步一岗。市容很是萧条，家家户户重门深掩，平静中隐藏兵戎的杀气。

　　不记得母亲与姚伯伯是怎麽商量的，只知道迷迷糊糊中，姚伯伯带著我，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裡穿梭来去。姚伯伯拿著一张写满地址的字条，我们逐一叩门，询问父亲的下落。结果不是无人应门，便是好不容易出来个人，却是一问三不知。

　　我肚子又饿，双脚也痠痛难忍。这样过了不知多久，在一排竹篱前，一位老先生探出半个身子。姚伯伯轻声问了他几句话，他一直摇头不语，却仔细地打量著我。

　　姚伯伯立刻把我拉到他面前，说：“您总认得他吧！他是怀公的次公子。”

　　那老先生半响没作声，突然问我：“你妈妈呢？”

　　“妈妈睡在车上，没有来。”我照实回答。

　　“她为什麽不来呢？”

　　“因为她有肺病，身体不好。”

　　老先生点点头，对姚伯伯说：“我三年前见过他，那时他还小，只是在这个关头，我必须谨慎些。”他小心地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悄悄地说：“也真巧，怀公今天下午刚来给我辞行，你们早来一天，我还真不知道他来成都了，如果你们来晚些，怕也见不到他了…”

　　姚伯伯急问道：“怀公真要去打游击了？”

　　“不是，”老先生说：“胡宗南奉命死守成都，怀公则要随行政院撤退到香港，大概是明天的飞机…只是我没有想到要问他，不知道他住哪裡？不过他曾经提到要去看几个人，那些人我都认识，我把地址抄给你，赶快去找。还有，现在怀公名列湖北头号战犯，不是我见过邦复，我绝不会告诉你他的行踪，你千万小心点。”

　　虽然地址在手，有了下落，不幸这时兵慌马乱，人人自危。我们找到一处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岑寂。敲门之声惊彻四邻，只听见犬吠之声远近呼应，却未见到一个人影。我把脸贴近门缝，看到屋内分明有烛火晃动，但就是没人应门。

　　姚伯伯急得跳脚，又换一家，情景依然。

　　回去见了母亲，大家相对无言。

　　良久，母亲戚然说：“或许这是天意吧，算了，大家都辛苦了，有没有地方可以吃点东西？”

　　小陈知道附近有个夜市，我们便开车过去。偌大的成都静悄悄的，彷彿是个空城。我们担心连夜市都歇业了，那才悽惨。

　　还好，有几家店门还开著，只是客人不多。我们刚刚走进一家，姚伯伯竟然兴奋地大声嚷叫起来：“好呀！你们都在这裡！怀公呢？”

　　裡面坐著的几个人，我彷彿认识。他们听见叫声，吃了一惊，一看是姚伯伯，赶忙把他一把拉过去，连使眼色，悄悄问：“夫人呢？”

　　“来了，来了，睡在车上。”姚伯伯忍不住老泪纵横，总算放下心来。

　　父亲一见到我们，不但毫无喜色，反而暴跳如雷，大骂姚伯伯不负责任。姚伯伯静静地等父亲骂完了，才细细地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

　　父亲叹口气说：“这叫我怎麽办？整个行政院有好几百个人，撤退的飞机只有四架。票都已经分好了，明天上午就要起飞，就算我是行政院长也没有法子呀！”

　　母亲在一旁躺著，伤感地说：“不要担心，我们先在这裡休息几天再说，你的那些书还在北培，我也不放心。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就回北培去。”

　　“胡说！你们先休息，我看看有什麽办法！”

　　第二天一早，父亲弄到了一张票。那是因为有人临时变卦，到行政院退票，正好被父亲碰上。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按照规定，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一票。据说撤退所用的是美国飞虎航空公司的军机，由外国人负责检查，只认票不认人。

　　大家建议父亲和母亲先走，但母亲坚持说，要走我们母子三人都走，要留都留。七嘴八舌吵个不停，最后父亲发火了，大喝：“谁都不许吵！先到机场再说！”

　　那时的机场只是一片黄土平地，上面散佈一些乱草和几间机棚。沿途军警严密戒备，机场上则是冠盖云集，无一不是当时各地各界的军政大员。

　　到了机场，父亲和他的朋友立刻分头行事，到处“打点”。首先传到的好消息是飞机误点，要延到晚上，正好给父亲赚到了宝贵的半天时光。最后，大概花了不少钱，得到验票人员的首肯，我和妹妹可以不用票而混上飞机。

　　这是行政院最后一次撤退，一共有四班飞机。父亲的朋友王洸先生是前航务局长，他有三张票，乘第二班飞机，带著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他答应带我闯关。父母亲则是第四班，那时应是深夜，说不定妹妹也可以混过。

　　事到如今，除了委诸天意外，别无良策。母亲不再说话，只是专心唸佛。连我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开始在心中默默唸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好像是晚上八点钟，第二班飞机到了，大家排著队，王先生紧拉著我的手。父亲和母亲站在远远的人群中，我的心中很平静。因为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认为这是骨肉分离的关头，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陌生而又遥远。队伍逐渐往前移，我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我们踏上了独木桥似的跳板，四个人，一大三小。我看到昏暗的机舱门口站著好几个人，每收一张票，放一个人。

　　我这才想起离开了母亲，要飞向一个遥远而不知名的地方。看看紧牵著我手的王伯伯，心中突然万念杂陈。如果我走不成，还可以陪著母亲，万一妹妹上不了飞机，那时母亲会怎麽样？随妹妹留在成都？而我却要跟著父亲？再不然把妹妹一个人丢下，可能吗？

　　我知道菩萨会保佑，但是保佑谁呢？是不是连妹妹也在内？心中还在胡思乱想，人已到了机门。突然门口一阵骚乱，似乎有人在找什麽。我们趁乱走进机舱，耳中只听到有人叫著：“四个人，只有三张票。”

　　另外有人叫道：“有一张票在我这裡！”一个外国人想过来看，而后面的人又拥了上来。

　　王伯伯忙把我拉近身边，掩护著我，一起挤到飞机舱尾。这原是一架军机，容量并不大，为了增加载运的人数，所有的坐椅都被拆除了。我们就地一倒，王伯伯立刻把我藏在身后，再用毯子盖了起来。

　　到香港启德机场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下了飞机，王伯伯交待我不要乱跑，好好在候机室裡等候父母，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一生奇特的行迳，都与这些遭遇有著不可分的关係。不过十多天的时间，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境况，由轰轰隆隆的炮火声中，逃！逃！逃！逃！冒著骨肉分离的风险，从一个未知的时空，又逃向另一个。十二岁的我，就体验了尚无法充分瞭解的巧合奇遇，一个事件紧扣著另一个事件，分毫之差都足以令我的未来行向不同的轨道。

　　我试著理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可是那些感受如同梦境一般，很陌生，却又那麽真确。任何事态的演变都巧妙得不可思议，以常理而论，这些巧合只能出现在三流的小说中。除非是以母亲一再强调的“菩萨会保佑”这句话来理解，才能圆满地解释一切。

　　这些事件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遇到任何打击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常能保持平静的心态，而对原则总是坚持到底。但在另一方面，又使我虔信命运，以为在菩萨庇佑之下，不必积极去争取或追求世间的一切，最后，我终于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那印象深刻明晰，是在一九四九年，启德机场只有一个候机室，来往的班机也很少。我一个人呆呆傻傻地，在四周全是玻璃窗的大厅中等著。我不断地自问，父母亲会不会来呢？如果不来，该怎麽办呢？我想到母亲缝在衣领中的金块，用手摸摸，那坚实的感觉令我稍感安慰，可是这又能买几碗麵？让我活几天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乾脆专心地唸起观世音菩萨来。

　　果然菩萨垂佑，到了下午，父母亲与妹妹都平安到达。随后父亲先去台湾，我们在九龙的大埔墟住了三个多月，在一九五○年元月移居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