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丨悦读者：朱芬兰

《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

悦读者：朱芬兰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

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9年12月 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受甘肃省委委托，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平看望“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宣读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通知，颁发《甘肃省干部医疗保健证》，并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省委的关心关爱 。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9月25日，获“最美奋斗者”称号；12月6日，获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11月，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20年12月29日，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在武汉大学挂牌成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受聘为名誉院长。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组委会评：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悦读者简介：

朱芬兰，湖北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省级普通话测试员，天门实验高中语文教师，获市级朗诵演讲大赛一等奖，有过多次主持配音经历，长期参与本地普通话的测试和培训的工作！期待通过创享益声音，用自己的声音为需要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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