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天*************************

你好，欢迎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十九世纪，鸦片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给清政府带来了很多困扰。

英国人以鸦片作为商品，以无用而有害之物，来换取大量中国有用而精美的物品，这是因为欧洲人在与中国贸易中，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所以，有历史学家就指出，“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

当然也应该说，中国人对西方商品缺乏兴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除了江南等地，大部分仍然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延长线上，那些欧洲工业革命以来高速发展的机器、轮船、仪器，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对自恃天朝无所不有的皇帝来说，还不是那么急需。

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中，他们需要的生丝、茶叶、丝绸、大黄，每年需要支付几千万两白银，大清朝对英国拥有大量顺差，这使得英国人无可奈何，只能用鸦片贸易来替代真金白银。

可是，大量进入中国的鸦片，给清朝的财政和社会都带来很大麻烦。1838年，一个叫黄爵滋的官员就上疏痛说，现在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甚至和尚道士，都对鸦片上瘾，每年几千万两银子在流失，并且痛心疾首地说，

“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

可是，当清朝政府感到鸦片的威胁，并且试图禁止鸦片交易的时候，英国人就不干了，因而冲突就爆发了。

上一集里我们说过，其实，清朝朝廷曾经多次禁止鸦片，雍正朝（1729）和嘉庆朝（1799）都颁布过类似禁止鸦片令，但是始终挡不住内外勾结，需求巨大的鸦片买卖。

因此当时的中央官员普遍认为，禁烟之难，难在地方官的玩忽职守，胥吏的包庇纵容，烟贩的无法无天。

其实，说实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才是禁烟的终极障碍。可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大清朝廷坚持认为，禁烟成功的关键，在于主事官吏的廉洁奉公。于是道光皇帝派了公认廉洁的林则徐（1785-1850）作为钦差大臣，去广东视察。

福州人林则徐是进士出身，履历无懈可击，在浙江、湖广等地任官时，素有清廉强干之名，被道光帝认为是不二人选。

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8年底，道光皇帝颁布《严禁鸦片烟条例》，并且屡次召见林则徐。

1839年正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鸦片问题早已不限于广东，内地各省都已成为鸦片市场。

以广州为中心，沿海大窑口连接着内地的众多小窑口，小窑口又连接各处烟馆。在这个犹如毛细血管的全国性供应链上，众多的武装贩运组织，负责将鸦片运往各地。

而且那个时候，英国人为了销售鸦片，采取了很多狡猾的手法，比如清朝政府不许在陆地上买卖鸦片，也不准将鸦片存于澳门，英国商人就把鸦片仓库设在船上，名为“趸船”，停泊在海上，让走私鸦片者接货取券，凭券可在广州取钱。

运送鸦片的趸船

可是，怎样对付这些鸦片买卖呢？清朝政府也很棘手，不久之前，清朝刚平定新疆的张格尔之乱，财政吃紧，所以，道光皇帝给林则徐的指示是，既要禁鸦片，又不要引起战争和动乱，即“鸦片务须杜绝，边衅不可开”。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林则徐根据皇上的旨意采取了坚决的手段来禁止鸦片，收缴烟具。并且围困广州十三行，逼迫英国人交出全部鸦片。

1839年4月，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表示屈服，同意交出全部两万箱鸦片。6月，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

开始销毁鸦片的6月3日，后来还被中华民国政府确定为“禁烟节”，这当然是后话。

这就引起了英国和大清之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过程，肯定大家都熟悉，这里就简单说说。

1840年，英国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的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正全权，义律为副全权，组织远征军。

6月中，由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在广州海面与清军开战，他们利用坚船利炮，不断移动到厦门、舟山甚至天津附近，威胁大清朝廷的首都，最终迫使朝廷撤换林则徐，代之以琦善。

双方边打边谈，在满足不了英国的要求后，英军在1841年攻陷广州，并且北上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特别是在1842年初夏，英军从长江口进攻乍浦、吴淞、甚至沿江攻陷了镇江，进入江宁也就是南京附近的江面。

在这近两年的战争中，清军惨败，于是不得不按照英国的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接受英军的全部要求，开放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并且赔款两千一百万。

南京条约

为什么清朝会失败？根据很多学者的分析，鸦片战争前夜，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清军仍处于冷兵器时代。清军也有一些火器，只不过都是仿照明代“佛郎机”“鸟銃”等制作的土枪土炮，至少落后英军两百年。

所幸，清军数量是英军的四十倍，而且英军远道而来，清军以逸待劳，如果能充分利用人数上的优势，似乎也不是没有任何胜算。

但是，当时清军并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扮演着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他们主要是警察，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全国各地，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

英军则训练精良，凭借其船舰机动性在中国沿海不断游弋，抓住防守薄弱的地区集中攻击。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从虎门到广州，再从厦门到宁波，往往能在局部战争中以多打少。

所以，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就认为，鸦片战争的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这不是能干官吏和精兵良将所能解决的问题。

更致命的是大清对世界的无知。很多清国人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只传说这种“蛮夷”一天都离不开中国产的茶叶。大清只要断绝通商，他们就会消化不良，统统毙命。

林则徐在1839年6月虎门销烟之后，也在发给道光帝消息中，预测英国人“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即认为对方没有胆量和天朝上国开战，最多派几艘船来广东海岸，虚张声势。

正是因为这种盲目自信和错误判断，在1840年6月英军四艘战舰抵达广州时，林则徐仍然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不过就是一次大规模鸦片武装走私。最高指挥官尚且如此，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的心理准备：鸦片战争影响下的日本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德川幕府与日本知识人大惊。

要知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川幕府都忧心忡忡，担心满族统治的大清帝国会像当年蒙古人那样渡海来袭。所以，他们一直积极搜集大陆情报，做相关的军事准备。

没想到在英国人面前，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竟然不堪一击！日本人很快意识到，面对坚船利炮的西洋人，日本和大清一样，是根本没有胜算的。

这种危机感，也来自日本的自身经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四十年前，俄罗斯人已经让日本领教了西洋新式火器的威力。1804年，俄国皇帝的特使列扎诺夫（N. P. Rezanov）来到长崎，要求前往江户向将军提交国书，请求通商，德川幕府拒绝。

于是在1806和1807年，列扎诺夫的部下们心怀不满，袭击了日本在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的各个警备所，这是江户时代日本与近代欧洲国家的首次冲突。

这里我们稍微补充几句。

与大清帝国不同，十九世纪日本的政治体制是以德川家族为盟主，以拥戴天皇为统一象征的“幕藩体制”。国家名义上的元首是居住在京都的天皇。江户的德川将军掌握控制实权，但在有分无名的情况下，巩固和维持秩序，就必须调用各地大名履行义务。

幕府末年，德川将军对大名的管制趋于松懈，有的学者提出“尊王攘夷”，还得到大名的暗中支持，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应当把幕府将军的权力归还天皇，即所谓的“王政复古”。

对这种危险的倒幕思想，虽然德川幕府尽全力封杀，但是私下传播是没有办法遏止的。

面对远道而来的“夷狄”，由于中日两国国情不同，反应也大不一样。

对清朝知识人而言，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外敌入侵的又一次重演，绝大部分士大夫端起了旧剧本，一面主张自我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一面主张紧密团结在清王朝周围，以传统的“华夷”观念应对危机，毕竟天朝的传统是不能变的，皇帝的位子也是不能变的。

日本却有点儿不一样，他们对西方既充满恐惧，又满怀期待。甚至有日本知识人把西力东渐，视作一个机遇，认为不妨故意挑起日本与西方船只的冲突，借助外力达到驱除德川幕府，让天皇回归，达到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同时抵御外敌。

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发源于水户藩的“尊王攘夷论”，一面尊王，一面攘夷，通过尊王来攘夷，通过攘夷来变革。

德川幕府当然不会坐以待毙。1842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川幕府就在危机感中开始强化海防，引进西洋军事技术。

可这种变化，恰好促使幕府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方主张继续锁国，强化海防，把列强挡在外面；另一方则主张开国，规避战争。

为了回应西方人的诉求，幕府还试着做出了一些人道改变，包括不再驱逐外国船只，为海难漂流船提供补给，但这显然不够。1843年，俄国沙皇给天皇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议日本仿照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开放对外通商，随后法国、英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日本国内呢？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不顾幕府的禁令，脱离藩国，在各地游历、串联，相互交换情报和看法，试图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由于俄国的挑衅，清国战败的刺激，日本从锁国转向开国，有比较长久和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川幕府以长崎为中心搜集各方情报，尤其是通过荷兰人的报道，得到各类有关海外情报，这些来自海外的报道被日本人叫作“风说书”。

“风说书”原本属于机密文件，但各藩国的大名、知识人，却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复本。以此为基础，地方官员、知识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后，很多有识之士达成共识，一旦西方人发起战争，日本根本无力抵抗。

就这样，日本有了与西方妥协的心理准备。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马修·佩里将军（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领的四艘美国军舰出现在横滨浦贺冲海面。四艘美国军舰是日本人之前从未见过的大型蒸汽船，通体涂成黑色，高大的烟囱，像怪兽一样吐出阵阵浓烟，船上装备的七十三门大炮蓄势待发。

黑船事件

这一末日般的场景触目惊心，但也未尝不在精英阶层的意料之中，这是半个世纪“风说书”中情报的具象化，也是压垮德川幕府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中英鸦片战争完全不同的是，美国人佩里的船队与德川幕府的国防军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交火。确切地说，美国人在海上耀武扬威一番后，德川幕府经过了一番内部争论，就做出了开国的决定。

日本学者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一书中认为，这一仓促的投降背后，是漫长的心理准备期，用书中原话说，“佩里的到来并非突发事件。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的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

正是因为这样的知己知彼，日本最终“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到毁灭的最后机会。”

由于在十九世纪没有真正地“挨打”，也没有丧失一寸国土，而是借助“黑船来航”，倒逼国内变革，经由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制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日本从此富国强兵，既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也走上了新帝国的道路。

坚船利炮又重来：第二次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往来于广州等口岸的船只日益增多，逐渐衍生出新的问题。

1856年，广州水师发现了一艘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在执法的时候和英国人发生了摩擦。英军借机再度进攻虎门与广州，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长话短说。

两年后，英法联军攻陷天津门户大沽口，目标直指北京。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屈服，面对更多的欧洲列强，皇帝派钦差大臣分别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同意增开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确定领事裁判权，以及进一步放宽鸦片等货物的进口，并且降低了税率。

《天津条约》的内容传回欧洲，1858年9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英文社论《鸦片贸易史》。

马克思旗帜鲜明，首先给英法各国代表当头浇了一盆凉水，认为新条约“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这种乐观情绪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时相似，“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

对这一点，马克思表示怀疑。他说，“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

马克思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美国、英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反而加速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商业危机。

如果这样看的话，《天津条约》的将来和前两份条约的命运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它的效果，“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

鸦片战争不会达到英国所预期的效果，做出这番预言的人，马克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早在1843年，英国的政治家，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就曾在英国下议院发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鸦片贸易对英国外贸整体而言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毒品虽然能让鸦片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却会阻碍其他商品的对外出口。

但如果禁止鸦片贸易，中国人会用自己的商品交换其他英国商品，长远来看既有利于英国的劳工，也有利于中国人。

在马克思发表《鸦片贸易史》的时候，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鸦片三角贸易还有回头路可走，就此收手还是有可能的。

但很快形势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输得彻彻底底之后，清政府决定将计就计，以毒攻毒，以一种接近于自杀袭击的方式，来与西洋人周旋。

咸丰、同治年间，也就是1850至1870年代，清政府的鸦片政策迎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朝廷的基本思路是，既然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洋人不允许我们禁烟，不断地将鸦片进口到中国来，那就干脆破罐破摔。我们自产自销，以土产鸦片阻击洋产鸦片，即所谓“以土抵洋”政策。

不得不承认，这一“饮鸩止渴”的鸦片战，还真是立竿见影。

1870年之后，中国国内的土产鸦片产量超过进口鸦片。

到1887年，罂粟花已经开满全国，除了台湾、海南两地以外，各省都在生产鸦片，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更是遥遥领先。

土产鸦片量大、低廉，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很快败下阵来。

可是，这种“以土抵洋”的政策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被排挤出中国市场，但同时国内的烟民数量也呈现爆炸性增长，这种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

尾声：禁烟运动与大清王朝的崩溃

上一讲里我们已经说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才是嘉庆、道光年间禁烟的终极障碍。

可是，当土产鸦片在中国市场上把洋产鸦片赶到无人问津的角落，连英国人都意识到鸦片贸易无利可图，禁绝鸦片的最大外在阻力也就消失了。

到光绪末年，距离林则徐虎门销烟已经接近七十年，清末再度提出禁烟政策之时，却发现全国上下在鸦片中陷得太深，有心无力。

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一般是和辛亥革命放在一起讲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特别提到，“鸦片一日不绝，则立宪一日不成，而中国以一日不可救”，表示出了朝廷禁绝鸦片的决心。

还是这一年的九月，政府发布禁烟谕令，计划在十年内禁绝鸦片。一时之间，全国舆论纷纷附和，强调此举可以增加国民体质，刷新民族形象，使得国家转弱为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遗憾的是，从事后的情势看，清政府恰恰挑选了一个最坏的禁烟时机。

那时，清末新政正在进行，无论是预备立宪、编练新军，还是创办新式学校、停止捐纳，背后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撑，而鸦片税恰好是清政府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税源之一。

这就好像蒸汽火车开到半路，有人提出车上的煤质量太差，破坏环境，以后不应该再往发动机里面添加，同时又要求火车按时到站。

结果是，禁烟运动开始后不久，就遭到很多种罂粟的农民的抵制，同时鸦片税收大幅下降，中央政府与各省财政状况很快捉襟见肘。

为了弥补财政空缺，清政府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其他税收项目中找补，但这会触及不少人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国范围内的财政矛盾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一边推行新政，另一边禁止鸦片，国家政策的自相矛盾，财政的极端困难，都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这当然是后话。

回想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

天才的马克思成功地预言了历史走向，但马克思始料未及的是，清政府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虽然沉重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贸易，但自己也掉入爬不出的泥潭，最终玉石俱焚。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