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比方的学问
为了说明深奥的道理或者术语,语言逻辑高手常常会使用形象的比喻,或者生动地打比方来引起对方的联想。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会用到比喻句,是因为人们在述说一件对方并不熟悉的事物的时候,想让对方更好地理解,以便让自己的语言更有说服力。
听话者通过所列举的熟悉事物的比较联想,很容易就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对方所描述的形象。在专业方面,语言逻辑专家称之为比喻推理。通俗来讲,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打比方”。
跟冗长烦琐的表达相比,“打比方”这种方法更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比如“某某听了对方的话以后,产生害羞的情绪,这引起她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激素分泌提高,心跳加快,于是毛细血管开始扩张,出现脸红的症状”这句话,语言逻辑高手听完后一定会偷着乐,因为这段话只要用简单的打比方就可以说清楚——“她害羞的脸蛋像熟透的苹果”。
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很喜欢运用比喻推理的方式,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打比方的话语,用以证明自己的话有道理,甚至到了不打比方不罢休的地步。
在语言逻辑高手眼中,逻辑中的比喻论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类比式的比喻,比如“一个女人就是三千只鸭子”、“她的歌声如同黄鹂鸟一样美妙”、“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比喻会受到环境的限制,人们通常会选择自己熟悉的类比物。同样是一轮圆月,处于乡村的农民可能将它比喻成一个盘子,而城里的诗人则可能将之比喻成一颗明珠。
二是推理式的比喻,比如,中国古代比喻严苛的政治环境的时候喜欢说“苛政猛于虎也”,因为老虎在古时候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古人非常惧怕,而政治统治竟然比老虎还要令人心惊胆战,可见人们心目中对统治者的害怕和痛恨。
在沟通的过程中,逻辑高手常常使用比喻论证来说明复杂的道理,这种论证方式看似简单,其实也大有奥秘,假如不恰当地使用,则很容易犯下逻辑错误,使交流陷入困境。通常来说,打比方之所以容易出错,往往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一、不懂得换位思考,对方无法理解
话语中的对象和我们的想法很难完全相同,在跟陌生人第一次沟通时,我们必须根据对方的文化背景、国家民族、所处学习工作环境进行换位思考,然后再打比方,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比喻言辞达意,发挥应有的作用。《梁祝哀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一部比较优秀的戏剧作品。当时周恩来出国访问的时候也将这部片子带出去了,到了外国,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周恩来吩咐随从放映这部彩色戏剧。一听要放映中国传统优秀戏剧,很多外国友人纷纷前来,看到影片的名字后,不少人就离开了,放映室非常冷清。
周总理听说这个情况后,派人去调查,结果发现,许多外国友人根本看不明白影片的介绍,因为当时工作人员将这部片子翻译成《梁山伯和祝英台之悲剧》。外国人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而且影片名字也没有吸引力,于是观看的人就失望地走了。
了解了情况以后,周恩来笑着把影片的名字改成了“中国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过了几天,影片果然观影者众多,好评如潮。
之前的工作人员的翻译之所以得不到被可,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考虑到观看者的文化背景,外国人对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并不熟悉。后来,睿智的周总理用了一个巧妙的比方,考虑到对方的文化认知,最终得到了国际友人的理解和肯定。
二、本体和喻体缺乏实际的关联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见周围的人说出一些很奇怪的比喻论证,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它用“天要下雨”的自然现象来比喻“娘要嫁人”的事实,其实这是不妥当的。由于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多的相似点和关联度,不具有比喻性,说服力并不强,所以它是一个错误的比喻论证。语言逻辑专家指出,比喻论证中的本体与喻体之间一定要有高度的关联性,最好让人一听就明白。
很多人都知道《晏子使楚》的故事,面对楚国的刁难,晏子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用高超的比喻论证来维护国家名誉。在和晏子饮酒的时候,楚王故意让官吏绑一个齐国的罪犯经过,想要给晏子下马威,没有想到晏子神色自若地说:“我听说橘树生在淮河的南边就是橘树,到了北边就成了枳树,可见不是人的问题,是水土的问题。齐国人在齐国不偷东西,反而到了楚国就成了大盗了。”就这样,晏子的比喻很巧妙,成功堵住了楚王的嘴。
打比方是为了更有力地论证自己观点,中心的主体是论点。因此,语言逻辑专家提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我们说话都要紧紧扣住论点,围绕论点形象地打比方。比如,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刘向说过,“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他把书本比作良药,认为能够医治愚蠢,这个论点关键词在于“书的作用”,假如我们说“读书好像药”或者“书本就是药”,那就闹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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