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明-大河文明纵览1

第三章　大河文明纵览

第一节　诸大河文明

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温带—亚热带成为文明先发地是不争的事实，而北温带偏南的北纬30度线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热条件，成为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段。这里并列诞生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四大文明皆诞生于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持续保障的河川的附近，拥有各自的母亲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与恒河，以及长江和略偏北的黄河。在与长江进行比较的视野下看待北纬30度线附近的诸大河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审视由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造成的各自的文化发展模式的差异。这既有利于用整体的眼光查考诸大河文明的变量，也有利于以世界的维度解释长江文明的演进道路。

一、尼罗河文明

（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尼罗河全长约6670千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2]它位于非洲的东部，发源于赤道之南，向北流经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金）、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南苏丹、苏丹和埃及等11个国家，最后注入地中海。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是尼罗河最主要的两大支流。与长江相比，尼罗河不仅长度更长，其流域面积也远较长江流域广大，约为325万平方千米，约占非洲大陆面积的1/10（见图3-1-1）。

图3-1-1　尼罗河流域俯瞰图

尼罗河下游与长江流域均处北纬30度线附近，但气候条件差异巨大。二者虽然都受制于副热带高压，但由于西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将来自太平洋的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东部，长江流域雨量充沛，多年平均年径流量达9600亿立方米；而干燥少雨的尼罗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仅为725亿立方米，远逊于长江。不过相对今天而言，尼罗河流域中下游在9000~5000年前仍是温暖湿润的，古埃及文明就是在其中的最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诞生的。二者气候条件的重大差异，直接导致各自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不同。长江流域的先民大规模种植耗水量大的水稻，而古埃及人则在尼罗河畔种植耐旱的大麦和小麦。

古埃及的兴起与尼罗河密不可分。尼罗河水有规律的泛滥曾经给古埃及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掌握规律之后，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泛滥带来的肥沃泥土能带来丰饶的收成。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古埃及人逐渐建造了自己的灌溉系统，也积累了数学与几何知识。古埃及人的历法也与尼罗河的涨落有关。

不同于长江的全流域支流补水，尼罗河在进入埃及后就不再有水源补给了。由于缺少支流、湖泊的调蓄，相较于长江，尼罗河中下游的水量大小具有更明显的季节特点。每年6月，青尼罗河流经的热带草原气候地区受到赤道低气压的控制，降水极为丰沛，7-8月，河水持续上涨，至9月达到高峰。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可通过河流的颜色来判断时节：当尼罗河的河水由清澈变得浑浊时，洪水就到来了；当河水变成鲜血一样的红色时，河水便会漫过堤岸。9月过后，水位下落，河岸上就剩下由热带植物腐殖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岩盐组成的淤泥。然而，在这些肥沃的淤泥上耕作并不容易，埃及的旱季非常漫长，如果在洪水退去之前没有蓄足耕作需要的水分，农民就很有可能颗粒无收。所以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古埃及就设立了“灌溉部”，负责监造水坝。公元前2600年左右，世界上最早的水坝之一——卡法拉水坝，以及因造坝形成的世界上最早的水库都诞生在古埃及。卡法拉水坝位于开罗以南32千米，长106米，高出谷底约11.27米，坝基上的两条用块石砌筑的大堤均厚23.77米，其外侧是一个斜坡且有台阶，两堤之间是一个长35.96米的大沟，由60000吨取自河床和邻近山丘的砾石填塞，坚固异常，其坝肩部分至今犹存（见图3-1-2）。[3]

图3-1-2　卡拉法高坝［向下游看，默里夫人（Mrs.G.Murray）摄］

由于尼罗河定期泛滥，古埃及的水利工程需要年复一年地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古埃及人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知识。古埃及在前王朝时期（公元前4500-前3100年）就已经使用十进制，其象形文字中也有表示一、十、百、千、万、十万和百万的特殊符号。古埃及的长度单位以人体的器官为标准，手指、手掌、脚掌和肘的长度，都是常见的长度单位。古埃及数学已经能够算出很多形状的面积，还将圆周率计算到了3.16。古埃及的纸草文献中保存了求半球、角锥体、圆柱体等体积的方法。

古埃及的历法和季节也与尼罗河的涨落有关。当天狼星在东方地平线上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涨水的日子就到了。这一天也就是古埃及历法中新的一年的开始。古埃及的一年有360天，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年终再加5天。虽然没有置闰，但这已经相当精确了。古埃及共有3个季节，分别是泛滥季、播种季和收获季，这当然也是基于尼罗河水的泛滥总结出来的。

（二）文字与信仰

古埃及象形文字有圣书体、草书体和世俗体之别，但都为祭司所用，平民无法掌握。与中国的象形文字相比，其书体发展截然不同，最终成为“绝学”，走向消亡。使用文字的祭司是宗教与世俗两界的“仆人”，负责神庙、丧葬事务，也参与世俗世界的统治，类似周礼中的“宗伯”和巫觋。古埃及的神灵系统与长江流域楚地的神灵系统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人们虔诚地期盼“来世”，古埃及的墓葬文化也异常繁盛。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最早出现在涅伽达文化II期（公元前3500-前3100年）的陶器、印章和雕像上，有表音符号、表意符号和其他限定符号。最正规的文字是圣书体，笔画非常精致，装饰性极强，难度较高。僧侣则使用草书体（又称为僧侣体）。与这两种书体相比，世俗体最简单，出现得也最晚（约为公元前700年）。

与中文发展的路径不同，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音的符号逐渐增多。最终，闪米特民族借鉴、简化象形文字，创造出了字母表。中文则始终保留象形的基础。

与中文相似，古埃及文字也存在“六书”的构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4]古埃及的象形符号可以分为两类——象物符号（静物）和象义符号（动作）。象物符号比象义符号多，涉及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象物符号，如站在架子上的鹰的符号表示鹰神，相应数量的竖线符号表示数字，动物的形象符号表示动物，等等。象义符号，如向下张开的双臂符号表示拥抱，手持武器符号表示打仗，走动的双腿符号表示跨过，等等。中国的象形字有许多与古埃及类似的地方，如数字的表示方法、雨的表示方法、眼睛形象，等等。另外，由于文化差异，两者也有许多意义相同的文字的象形画法差别相当大。[5]

古埃及的指事字较少，如“手臂+手持刀”表示打斗，“刀+俎”表示屠宰场，“墙+男子”表示建造，等等。古埃及的形声字与中国的不同，声符不标示形声字的整个发音，只标示部分发音。如用鹳指b音，山顶上的蛇指d音，鸟指t、y、w音等。古埃及的转注字，有的能反映独特的地理特征，如用南方特有的植物表示南方；有的能反映特定的事物，如用利比亚人使用的棍棒表示利比亚人；还有的能反映特定的行为，如权杖表示统治等。古埃及的假借字相当多，如鸭表示儿子，兔表示张开，覆盖着谷物的打谷场表示时间，房屋表示走出去，等等。

正如前文所说，古埃及的祭司是宗教与世俗两界的“仆人”，负责神庙、丧葬事务，也参与世俗世界的统治。祭司在古埃及文中表示“纯净的人”，可以分为两种——神庙祭司和丧葬祭司。庙宇中的祭司一般分为很多层次——主先知、副先知、先知、祭司、副祭司等。这与中国先秦《周礼》中记载的由宗伯统领的等级严密、各司其职的邦国礼官系统颇为类似。与宗伯辅佐天子掌管宗室事务相同，古埃及的祭司阶层也染指世俗领域，而且范围更广。

古埃及祭司除宗教性事务之外，还参与其他活动，比如，读与写几乎全由他们操持，他们还开办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出了绝大多数的政客、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他们享有很多特权，包括免除参加体力劳动和免交租税。不祭祀时，他们身穿普通衣服，但是依然有祭司的特征：剃光头发、手持司杖；祭祀时，根据各自的级别和类别的不同，他们佩戴不同的面罩、胸饰、假发以及动物斗篷等。除此之外，古埃及祭司在世俗世界中还兼任各种职务。他们可以跟随或代替国王远征，充当法官审理案件，充当国王的使者或随国王出访。随着祭司实力的增强，他们兼职世俗官员的现象越发普遍，他们在垄断通神权力的同时，不断攫取更多世俗权力。古埃及祭司的世俗化，是古埃及宗教的一大特色。

尼罗河水不仅馈赠了古埃及人丰饶的收成，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恐惧。对尼罗河水泛滥的畏惧令古埃及人将尼罗河视为神。除尼罗河神之外，古埃及人还保持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这使古埃及成为一个多神的国家。这些神灵拥有一个复杂而充满冲突的谱系，如与太阳有关的拉神、阿蒙神，与尼罗河有关的冥神奥西里斯，等等。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会面对“来世审判”，因此格外重视遗体的保存，木乃伊和金字塔也因此产生。

（三）建筑与艺术

古埃及的金字塔全部分布在尼罗河沿岸的宽阔地带。每年涨水期间，货船会把远处的石块运至建造金字塔的工地，工人们再把这些巨大的石块垒成巍峨的金字塔。随着金字塔的建造，浮雕、雕塑、绘画等文艺形式也发展起来，随着神庙的兴起发展到新的高度。

谈到尼罗河流域的建筑艺术，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古埃及的金字塔。金字塔的修造方法一直相当神秘，充满了古埃及人的智慧。每逢尼罗河涨水时节，古埃及的货船借助水流和北风从采石场将重达几吨到几十吨的巨石运输到建造金字塔的工地。方锥形的金字塔是从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前2494年）斯尼弗鲁国王在位时开始设计并兴建的。他的儿子胡夫以及后人则在吉萨地区建造了流传至今的巍峨的金字塔群。其中，胡夫金字塔、考夫拉金字塔、孟考拉金字塔被并称为“三大金字塔”。其中规模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动用了10万工匠，花费了约20年时间。

由于修建金字塔的耗费过于巨大，故从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开始，神庙逐渐代替金字塔，成为古埃及的主要建筑物形式。在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70-前1085年），神庙发展到巅峰。古埃及最大的神庙是卡尔纳克神庙，修建时间始于古王国时期，一直持续到托勒密时期（公元前305-前30年），时间跨度达2000年之久，其遗址至今尚存。

与建造金字塔和神庙等建筑的目的相同，古埃及的雕塑和绘画也是为了永恒的来世，即为了死者生命的继续存在而创作，故有着严格的程式和造型法则。法老的雕像一定要庄严威武，形象高大。雕像和画像大多是正面的，即使是侧面像，也是头侧而胸不侧，且眼睛永远是按正面像的正视位置来画的。受王权和宗教观念的约束，“透视原理”始终未能引进雕刻和绘画之中。画面上的人物不按比例呈现，权位越高，形象越大，越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其他人物不论远近一律缩小，均为“小人物”。头面人物的躯体一般不能被别的人物遮挡，否则他在永世中的躯体也是残缺不全的。因此，人物的画面安排皆呈茕茕孑立状，甚至树木也不能以“成林”状态来体现，而是一棵棵地排列。

古埃及的艺术家就是遵循这种法则进行创作的。这是一般倾向，但并非一概如此，法老时代的许多世俗作品往往打破常规，反映古埃及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如奈费尔提蒂王后的彩色胸像（见图3-1-3），严格遵循求真的原则。王后细长的项颈和消瘦的面庞以及下视的眼睛，闭合嘴唇边上的深纹，既表现出王后的俊秀端庄，又显现出个性特征。雕像赋予女性自然的美感。王冠和胸前项链的色彩艳丽、光泽如新，全靠沙漠干燥气候的自然保护。

图3-1-3　奈费尔提蒂王后胸像

另一写实作品是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国王埃赫那吞的单身雕像（见图3-1-4），雕刻家将埃赫那吞瘦弱而带神经质的容貌刻画得入木三分。

图3-1-4　埃赫那吞雕像

不同于雕刻艺术的早熟，古埃及的绘画艺术兴起较晚，迟至中王国时期，绘画才被古埃及人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大量应用。绘画使用的颜料皆来自矿物，这是许多墓葬壁画颜色至今仍保持鲜艳的原因。古埃及人画黑色就用木炭，画棕色、红色和黄色就用赭石（赤铁矿），画白色用石灰或石膏，画蓝色用硫酸铜。起初，画家们只用单色作画，后来才逐渐学会在有色矿物粉中掺水，用蜡或胶调制出黏结料的混合物。画笔是用芦苇秆的尾端制成的。保存下来的画作多是墓葬壁画。艺术家在作画前，先在墙上涂一层石膏，待干结后才在上面作画，最后在画面上涂一层蜡或透明清漆，使颜色不褪，便于长久保存。展示当时的日常用品和娱乐方式是古埃及墓室壁画的重要内容。一些贵族的坟墓中有耕耘、酿酒、造船、饲禽、捕鱼、狩猎、巡游、宴会、乐舞等主题的壁画，它们反映了古埃及人生活的情况。比如，纳赫特墓酒宴图中的《三位女乐师》：三位女乐师分别弹竖琴、吉他，吹双笛，神态举止生动而优雅，弹吉他的女乐师扭转身躯与后面的吹笛乐师相视，呼应配合，更显得自然而传神（见图3-1-5）。

图3-1-5三位女乐师

二、两河流域文明

（一）自然地理与文明构成

“两河”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它们都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的安纳托利亚山区（见图3-1-6）。在两河文明早期，这两条河流并未合流，而是分别流入波斯湾。后来，随着河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抬高河床，两河的河口不断南移，最终才交汇在一起。其合流前的情形与中华文明早期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相似，但河流长度和流域面积（幼发拉底河全长2750千米，流域面积为67.3万平方千米；底格里斯河全长2045千米，流域面积为37.5万平方千米）远小于中国的“两河流域”。

图3-1-6　两河流域图略

作为同处北纬30度线附近的大河流域，两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虽同样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但长江受益于季风与西部高山的阻挡，气候温暖湿润，干流水量逐渐增加，越往下游，河道越平坦开阔，通航条件越优越；而两河流域则气候干燥，主要水源仰仗高山融雪和上游山区的春季降雨，进入平原后缺少补给，加之沼泽、灌溉渠、渗漏和蒸发等原因，水分大量丧失，下游河身趋于狭窄，航行困难。

两河流域的上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貌状况相似，皆以山岭和高原为主，而下游则形成一块巨大的冲积平原（也称“三角洲”），这里就是被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文明发源地。在希腊语中，“美索”意为“中间”或“两者之间”，“不达米亚”即“河”的意思，故“美索不达米亚”意即“河间之地”。

长江流域源远流长，且有大量支流、湖泊的调节，故每年的河水泛滥相对规律，水量也比较稳定。但两河流域因河流长度相对较短，故其水量易受上游山区雨雪量大小的影响。其泛滥时间虽在3-7月，但两条河流涨水期交错出现：底格里斯河在4月达到最大水量，而幼发拉底河的水量则要到5月才达顶峰，故其泛滥期难以确定。于是，两河流域就产生了人类首个大洪水神话——《旧约全书》中“挪亚方舟”故事的原型，即《吉尔迦美什》[6]第十一块泥板中的乌鲁克国王吉尔迦美什听其祖先乌特那庇什提牟叙说的“大洪水”的故事。在与洪水的长期斗争中，两河流域的先民也很早就学会了修堤筑坝，像古埃及人那样在洪水退去后的两岸肥沃土壤上种植小麦。

另外，泛滥期前后，两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几乎有8个月不下雨，所以当地的农业生产极度仰赖人工灌溉系统。两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兴起，当时，苏美尔人就已经在两河流域南端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构建起了庞大的灌溉系统。这一系统由运河、水渠、堤坝、堰和水库组成。运河和水渠必须经常修补并及时清淤，政府为此设有专门管理运河和水渠的部门。农民使用运河水来浇灌田地，用牛犁地，待田地变干后，他们再来锄地和耙地。

苏美尔人以发达的灌溉农业为基础，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遗憾的是，“古苏美尔人只知浇灌而不知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输导，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使当地的地下水层的盐分逐年加浓”。[7]土地的盐碱化问题自苏美尔城邦争霸时代（约公元前2400年）起就一直困扰着苏美尔人，这很可能是古巴比伦晚期（约公元前1700年）以古尔苏为代表的大批苏美尔城市被陆续废弃的根本原因。两河流域的文明中心由此北移至巴比伦地区，苏美尔文明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两河流域南部的土地盐碱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至新巴比伦时期仍有土地盐碱化的相关记载。“土地盐碱化使不耐盐碱的小麦逐渐退出两河流域南部的农业舞台，而大麦的种植比例相对不断增加。同时大麦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随着盐碱化程度的加深不断下降，直至该片土地成为不适宜种植任何谷物的劣质土地，最终沦落为被抛弃的土地。农业的衰败使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避免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8]

两河流域地处小亚细亚、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一带。其地北接亚美尼亚高原（横跨今土耳其、伊朗、亚美尼亚等国），南临波斯湾，东以扎格罗斯山脉为界，西与叙利亚草原毗邻，西南与阿拉伯沙漠接壤，是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从古至今，其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加之其南部的冲积平原河渠纵横、灌溉便利、土地肥沃，适于农业生产，盛产黏土、芦苇、椰枣和鱼类，自然条件远比北面、东面的贫瘠高原和西南面荒凉的沙漠地带好，故成为周边各民族的文明竞技场，其文明具有强烈的更替性和变异性。

公元前50世纪下半叶，一支黑发族群来此定居。他们称自己为“黑头人”[9]，称自己居住的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为“文明的君主的地方”。而之后统治这片土地的阿卡德人则将他们称作“苏美尔”，这可能是一种阿卡德语的变异。希伯来语Sinarhe、埃及语Sngr和赫梯语Sanhar(a)均指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0]根据考古资料可知，苏美尔人圆颅直鼻，不留须发。他们吸收当地原有的欧贝德文化（约公元前5300-前3800年）的部分元素，经历了乌鲁克文化（约公元前3800-前3100年）和捷母迭特·那色文化（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的过渡，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若干奴隶制小城邦，至公元前24世纪中期，乌玛城邦的国王卢伽尔·扎吉西征服了南部各城邦，建立了统一的苏美尔国家。

几乎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北部迁来一支闪米特语系的沙漠游牧民族，他们在阿卡德地区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故被称作“阿卡德人”。他们长脸钩鼻，多须发，面貌与现在的阿拉伯人相似。阿卡德城邦的势力日益发展壮大，最终在公元前24世纪末期，阿卡德王国击败了南部统一不久的苏美尔国家，一举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为第一个统一两河流域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334-前2154年）诞生了。此后，阿卡德人逐渐吸收苏美尔人的先进文化，苏美尔文化也随着阿卡德人的活动传播至更远的地区。

阿卡德帝国的政权并不稳固，不到两个世纪就为东邻库提人所灭。不过，来自扎格罗斯山（今伊朗地区）的库提人也没有在两河流域统治较长时间。公元前2060年，苏美尔城邦乌尔崛起，重新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著名的乌尔第三王朝（见图3-1-7）。公元前20世纪中叶，乌尔国势衰落，于公元前1955年为依蓝人和阿摩列伊人所灭。此后，阿摩列伊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多个国家，它们彼此混战。直至公元前1758年，这些国家中的巴比伦王国再度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

图3-1-7　乌尔城遗址鸟瞰图

与同时期的中华文明一样，古巴比伦王国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君主汉穆拉比颁布了《汉穆拉比法典》，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成文法典。而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则是在长江流域出土的战国晚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较《汉穆拉比法典》晚了大约15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