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脚趾】她的名字叫安娜

作为一名小县城的作家，我算是稀缺“人才”的一种，有一年地方搞法制宣传，让我去看守所采访几个典型犯人。尽管我不是什么法律专家，但是，多少还懂点法律——我上学时学的是铁路运输，其中课程就有《刑法》，当然不是主课，我们的法律老师都是从外校请的兼职。只学了半年多，考了考试的那种应付课。但是，我们当年学得都很认真，记得了许多法律知识。而且，考试时明明是开卷考试，我们全班竟自发地给自己闭卷，全班四十多名学生，无一人挂科。那时我们都是少年，脑子空着，不装点东西实在虚得要命。

兜了一圈，我想说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竟然有那么多的法盲，去了看守所采访，我忽然记起我们当年学习法律的自觉——原来，我们都有一种懂点法律保护自己的想法。法盲真的让人很痛心。

第一天采访，县城警方很重视，开着警车将我拉到看守所，先是参观他们的环境，看他们的各种监控设备，还有一面大大的荣誉墙，各种先进的奖牌。我是第一次来看守所，只想去看看那些里面的人。我就向主管宣传的人提出要去看守室里面看看，他就笑，说，不着急，会安排你采访的。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她——安娜，四十六岁，长得漂亮，是那种让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漂亮，脸上带着忧郁，目光深邃得像一口井。她戴着手铐走进来，轻飘飘的，安静，甚至有点让人心疼。如果看守所的警员不告诉我，我无法把她和一个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她理了理头发，管教服的袖口裂开了，估计没人告诉她，可能几天没洗澡了，她身上发出一股馊味。我问她需要不需要联系家人送点衣服——这个我提前跟看守所的警员沟通过，为了便于采访，我可以向他们提供一点帮助，只要不违反原则。（其实，我不知道啥是原则，我个人觉得，只要不参与她的案子本身，就没啥是违反原则的。）

她向我笑了笑，摇着头说不用，她身上的衣服都是捡别人的，洗洗是一样的。我对看守所再不了解，也听说过这里面的事儿，杀人犯是绝对的大姐大，没想到她，成了这里捡衣服的那个，混成了最不起眼的一个。

她又理了理垂下来的头发，短发让她显得更像个孩子，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心疼。她身上的馊味又传了过来，我掏出烟递给她一根。她看了一眼旁边的管教，管教将脸扭向了一边。我将整包烟迅速地塞到她的手里。她的眼圈红了，大颗的眼泪滴了下来。

接着，还没等我发问，她已经自顾自地说起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她将烟灰弹进自己的手心里，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又冲我笑了笑，眼里含着悲伤。

她说：“婚姻毁了我，也毁了别人，谁都不能怪，要怪就只能怪我，是我太不争气，毁了那么多人。”

安娜开始了她的故事。

我没上过几天学的，初中没毕业，我就分配到了钢厂整备车间，我们的钢厂很大，有几千人，一个整备车间就五百多人。车间里很脏，一只麻雀从东面钻进来，从西面飞出去就成黑麻雀了，各种粉尘整天飘在空气里，打铁的声音、载板的声音、钻机的声音、吊车的声音，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让人总是想发疯。我虽然一直学习不好，可是，我长得挺好看，初中就有很多人追我。进了钢厂，有更多的小青年围着我，我是负责进出料的，有一间不大不小的工作间，常常，我的工作间里围着三四个小青年，他们抢着给我干活，为我买饭，哄我开心。甚至有的青年为了我打架，住进医院。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惯坏了我。让我飘飘然了，下班，不是跳舞就是看电影，要不就去酒吧，反正也不用我花钱，肯为我花大钱的，我就和他们睡觉。

“那时，太年轻，不知道自尊。”说到这里，她很不好意思，又理了理她的头发，她身上那股馊味再次飘过来，我们的烟都吸完了，我只能向管教要烟，管教人很好，把一包烟和打火机都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安娜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的嘴唇非常鲜艳，真是上帝的尤物啊。

安娜向窗子外面张望，窗台上站着几只麻雀，喳喳地叫着，歪着小脑袋透过玻璃看着我们。

安娜的父母都是工人，家里的孩子多，谁也不管谁。她在外面同各色男人交往，难道安娜的父母不知道吗？

安娜冷冷地哼了一声，可以听出她的绝望。钢铁厂是我们县的支柱产业，安娜的父母也是钢厂的工人，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安娜的事儿？

“刚参加工作时，我很风光啊，很多男人开着小车来厂子接我，直接将车开到我的办公室前。”安娜脸上泛起一丝红光，显得她好年轻。安娜天生是个美人胚子，不装年纪的。

她的故事继续着。

头几年，年轻不懂事儿，忽然有一天早晨起床，家里没人，偌大一个钢厂家属院从来没有过的安静，连邻居家的鸡都没了声音，整个世界死掉般。躺在床上，心里空落落的，发觉身边的那些男人根本不爱我，他们只是在玩弄我的姿色，总有一天，我会年老色衰，没有哪个男人会再爱我。在我看来，那些肯为我花钱的男人——当然，他们都有家室，有一次我喝醉了，问一个搞煤的陈姓老板，会不会离婚娶我。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一脸的不屑，说：“把你能的，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然后，他穿上衣服就走了，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他只送给我一枚戒指，很多年过去了，我到金店去卖，人家说是假的，真让人伤心。

“我就是太软弱，他这样骗我，过去了许多年，我依然要相信他。说起这个人来，你一定是知道的，就是肉联厂的陈老板。对，后来他不搞煤了，承包了肉联厂，钱挣得更多了。对，是我把他杀了。”

安娜的故事还在继续。

再次遇到老陈，我已经结了婚，女儿都十八岁了。我老公也是钢厂的工人，叫张强，普通的名字，普通的人，当年嫁给他，不是因为爱情，我这种名声坏了的女人，哪个愿意娶我？只有张强老实，不听别人劝，肯娶我。他肯娶我，我当然要嫁的。

张强家里穷，没有房子，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人。他对我言听计从，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有主意的人，我谁也不愿管，也不愿别人管我。张强每天做好了饭放到我面前，我不会做饭的。这个是结婚前就说好了的。一切家务，都是张强的，接孩子、送孩子、扫地、洗碗、洗衣服，都是他干。要不，以我的条件，怎么会嫁给一个这么穷的男人？

安娜主动拿了一根烟塞进嘴里，看得出来，她一直是吸烟的。

这样的生活让人过得压抑，前些年厂子还办过各种夜校，为了提升工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吧，很多工友都报了名，有的人甚至提拔了起来，我那时不懂事儿，啥也没学，在进出料室一干就是二十年，小姑娘干成了老姑娘，当年找我玩的那些男人早就不见了。新来的小年轻对我这种年纪的女人也不再感冒。张强还是个空气一样存在着，不言不语，只知道闷头干活。

一天，我去肉联厂买肉，正排着队，被老陈从队伍里拉了出来，他手里提着刀子，那种明晃晃的剔骨刀——老陈根本就不会杀猪，但是，他整天提着这种刀子瞎转悠。后来，我杀死他，就是用的这把刀。

安娜已经进入了回忆状态，她一根一根地吸着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我问她想吃啥，她想都没想说：“猪头肉，就是肉联厂老陈家的猪头肉。”

我征求了警员的意见，我自己出钱，很快就把猪头肉买了回来，半张猪脸，七十块钱的。安娜切也不切的，用手捧着背心袋就啃。吃了几口了，才不好意思地抬头看我，说：“好久没吃他家的猪头肉了。老陈这人不行，肉却煮得好吃。”

过去了许多年，再次遇到老陈，他把我领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拉开抽屉，塞给我两千块钱，这回，不是假的了。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买不起房子，一直租房住，孩子马上就要考大学了，用钱的地方很多。老陈拍着我的脸蛋说，这些都不是事儿，南关，他闲着一处房子，可以给我们住。平时的零花钱，他可以给我。条件是，有时，他要和我一起睡。

老陈说：“你回去跟张强说，他不同意，这事儿就拉倒。”

这样的话让我怎么说？但是，我们一年的房租就好几万块钱，如今我们钢厂的效益每况愈下，我早就不上班了，张强一个月就三千块钱的工资，我们能不穷吗？回到家里，我将老陈要把房给我们住的事儿跟张强说了。他正在低头收拾破烟筒，他头也不抬地说：“好事儿。”就再没有下文了。

没几天，老陈就找人帮我们把家搬了过去。

收拾完新家，当天晚上老陈和张强喝了许多酒，我也喝了点，老陈的酒量一直很大，最后，他把张强喝倒了，他让张强在外屋的沙发上睡了。他说：“张强，今天晚上我和你老婆睡！你没意见吧？”

张强早就醉得不行了，倒在沙发上就睡了。

老陈和我在卧室里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发现张强早就上班去了。

“既然你老公张强默认了你和老陈的关系，后来，你怎么还要杀老陈呢？而且，你还将他碎了尸——对不起，我是真心想为你做点什么事儿，如果，你没有碎尸这个举动，也许判刑会轻许多。”我终于忍不住提问了。眼前这个柔弱的女人，让人不得不可怜。

半张猪脸几乎被瘦小的安娜吃光了。她用纸巾仔细地擦着手和脸，悲伤的情绪再次爬上她的眉梢。

老陈是变态的，张强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刚才说要帮我，那你去见我的女儿一次，告诉她，以后嫁人，一定不要嫁给窝囊废——废物男人会毁了你一生！

只要是老陈到我家吃晚饭，他就会把张强赶到沙发上去，刚开始他还用酒遮遮脸，后来，连酒他也懒得请张强喝了。有一天晚上，老陈喝了酒过来，他从身上掏出一摞子钱来，他甩给张强，非要让张强站在我们床前观看我和老陈办事儿。

真不要脸，我死的心都有啊。张强就一直站在旁边看，面无表情，跟个傻子没有两样！

“作家先生，你能想像出那个画面吗？”

这个作死的老陈，这样弄我，我也忍了，有一天，他竟然要睡我的女儿！我非杀了他不可！大家都别过了。

安娜的故事讲完了，讲完后，她站起身来，向我鞠躬，安安静静的回到了监室。几天的采访，我一直可怜着这个女人，是谁毁了她的生活？

老陈被杀后，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老陈的尸体，也没有怀疑安娜，因为，她住在老陈的房子里，半年多的时间里，该干嘛干嘛，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慌乱，甚至警方到她家调查时，都没觉得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女人是嫌疑人。直到有一天，一个实习生被安排走访失踪案，例行公事问安娜老陈的事儿。没想到安娜对实习警察说：“我把他杀了。”

低头正记录的实习生下巴差一点掉下来，当时差一点喊人。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

安娜如果想减刑，只有取得受害方的原谅，能不能让张强出点钱，去找找老陈家属做点工作呢？

安娜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她说：“张强我和他过了一辈子，不要指望他。”

星期天，我找到张强，我们在咖啡馆见面，一进门，一个小个子，黑瘦，显得有些木讷的人就是张强了。我点了咖啡，他赶紧摆手，说他不喝的，要喝就喝开水，白开水不要钱的吧？

我叹气，还是点了咖啡，并且付了账。我对张强说，能不能去找找老陈家属，求求谅解，送点钱什么的。张强刚喝了一口咖啡就像被电着了似的说：“我哪有钱！他老陈当着我的面，无数次睡我老婆，还非得让我老婆叫唤，我忍了。好，现在我老婆把他杀了，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去找老陈家属，难道，我也去睡他老婆，把老陈当年睡我老婆的次数补回来？跟你说，安娜杀老陈的事，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张强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跟看守所管宣传的人一直有电话联系，安娜的案子最后被判成了啥，我一直也没有勇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