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与《四库全书》

文渊阁与《四库全书》

       自康熙十九年（1680）武英殿设立修书处以来，至少在康、雍、乾三朝100多年间，武英殿区域一直是最好最权威的图书编校、刻印、制作中心。在皇官紫禁城里，一座极为重要的皇帝的宫殿，由"武"转"文"，确实为所谓的"康乾盛世"增添了不少亮色。

武英殿修书处的主要官员是皇帝挑选任命的;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图书，编校精心、字体典雅、刻工精致，且选用上好的墨、上好的纸，不论花费，只求最美;武英顾修书处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随时向皇帝汇报，请皇帝审定，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的"头号工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当然是赏心悦目、精美无比、天下第一的。研究图书版本的学界、业界，向来把武英殿出品誉为"殿本"。

       康恩时期，武英愿修书处除了传统的刻木版印制图书，又新制作了一批制活字，排版印制了大批书籍，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是铜活字排印。乾降年间，木版印制继续。铜活字却因一时钱贵.全部被化为铜线，真不知乾降皇帝当时是怎么想的。等到缩氧《四【库全书》时，又想选印、多印些"精品"图书，只好又雕刻了木活字约25万个，排印书籍120余种，虽然乾隆帝将之命名为"聚珍版"，质量仍比不上铜活字版。但无论如何，100多年异常活跃的皇家修书处，还是编辑刊印了大量清朝编纂的图书，并校勘印制了大量古籍。武英殿的文化建设工程，成果显赫。

       "西武英"出品的最重要的图书，收藏陈列在"东文华"——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文渊阁的声名，主要因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而大振。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设立四库全书馆，降重启动纂修《四库全书》这一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乾降帝精心策划，直接领导，亲自过问把关每个重要环节。作为皇帝工程，既可举全国之力，又有雄厚资金保证。他挑选360多位高官大员、硕学通儒，组成庞大的纂修团队。以皇帝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搜求征集历代书籍，尽最大可能做到没有缺漏。 对征集的书籍，经筛选、审查、校勘、刑改，确定入选书籍3 400余种，共计79 000余卷，近10亿字，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汇成《四库全书》;另编有《四库全书装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又征召考核选拔出符合要求的书生3 800多人，集中在京城，累月经年，完成七部《四库全书》的抄写任务。精心抄写，严格校订，确保质量，基本做到了毛笔正楷。一笔不苟，如出一人之手。如此工程，完成到如此程度，若非皇帝领导，谈何容易?

       几乎在编辑《四库全书》同时，开始筹建《四库全书》藏书楼，足见乾降帝筹划之周密。从乾降三十九年（1774）开始，陆续建成北京紫禁城文渊阁、盛京（沈阳）故官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承德）避替山庄文津阁（为内廷四阁，也称北四阁），及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江南三阁）。

       七阁名称，首字皆为文，除文宗阁外中间字皆带水旁;文宗阁"宗"字虽无，但所建地镇江金山面临大江，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3800余人手抄的七部《四库全书》，分藏七阁。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赛修、缮写、校订、运送、陈设《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全部完成，前后长达17年。

       乾隆皇帝为《四库全书》所建七阁，形制大致相同，仿自浙江宁波明代兵部侍郎范钦的藏书阁。七阁中以皇宫紫禁城中的文渊阁最为壮观。文渊阁其实并非乾隆帝的原创，明代紫禁城中也有文渊阁，位置在文华殿南面，李自成撤出时被焚毁，所藏图书一并化为灰烬。乾隆皇帝新建文渊阁，地址选在文华殿北，主敬殿后。该处原为明代圣济殿，是一处整齐的横向庭院。院子中间开凿方形水池，水池正中跨一座南北石桥，桥下内金水河流过，桥北文渊阁高高矗立，阁后太湖石垒叠为山状，洞壑绵延，院内松柏遍植，卵石铺路，宁静幽雅。与前面文华殿的红墙黄琉璃瓦不同，文渊阁用灰砖黑琉璃瓦，黑色属水，藏书最怕火，水克火，取防火之意。

       文渊阁面阔六间，外看为上下两层，内部实为三层。下层中间三间置《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左右各一间置《四库全书》"经部"，中层置"史部"，上层置"子部""集部"。乾隆帝亲书匾额∶"汇流澄鉴"，悬挂在阁内正中最显眼处。

       《四库全书》大功告成，乾隆皇帝在文渊阁设宴招待总裁总纂等有功之臣近百人，在院子里搭台唱戏，命诸皇子敬酒，赏赐如意、绸缎、玉佩、文房四宝等。文渊阁正式启用后，每次文华殿经筵讲毕，皇帝都去文渊阁赐座、赐茶给讲官、起居注官。

       文渊阁东侧建有碑亭，碑阳面刻乾隆帝《文渊阁记》，阴面刻乾隆帝文渊阁赐宴御制诗。《文渊阁记》中言∶"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虽然乾隆皇帝把纂修《四库全书》上承祖宗下为子孙的目的说得公开透明，但毕竟做的是一件文化建设大事、一桩最大的国家文化工程，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次系统、全面的分类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修书，在世界文化史、出版史上也是罕有的奇迹。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汇刻丛书、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世学术界以巨大影响。

       诚如《文渊阁记》所言，也是由于乾隆皇帝心里把这件事当作自家的事，所以做这件事的时候，必须贯彻乾降皇帝的意志，必须丝毫不走样地执行乾隆皇帝的文化政策。在文化政策上，乾降皇帝留给清朝的遗产，是变本加厉的严控严管。最突出的体现是文字狱的盛行。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字狱共30余起，乾隆一朝，多达130起，且残酷野蛮到荒唐的程度。 故官博物院成立之初，文献馆即以极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了《清代文字狱档》，公之于世。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有文字狱的心结与根底，表现出来的，就是寓禁于征，一边搜罗整理，一边清查禁毁。据统计，纂修期间，销毁之书多达3 000余种、7万余卷，几乎相当于《四库全书》所收。所收之中，还有抽毁、删改。看来，名"全书"不当，叫"半书"合适。与文字狱配套，富修《四库全书》，便成为一次全面彻底的文字清扫与思想统治行为;销毁不利于统治的文字，取R命一切异端思想音论。

       鲁迅在1934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见《且介享杂文》）说过∶"现在不说别的，单看瘫正乾醛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别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在文章中用具体的例子对比旧抄本与四库本后继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薯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时期）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以文字狱，以编纂《四库全书》为着力点，承载着几千年文化文明的典籍，被一网打尽地搜罗，被一网打尽地销毁、篡改;对思想文化的禁铜和专制因此到达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高峰，其结果自然是"万马齐暗究可哀"。尤为可悲的是，本来少得可怜的科技类典籍也被一并网罗销毁。而这个时候的世界上，自然科学、哲学经济等方面的著作，这些对社会革新、人类进步产生了无比巨大推动力的文明典籍，却如雨后春笋般面世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