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丨《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到台湾新富家庭，她们会遭遇什么？

当东南亚帮佣遇到台湾新富家庭，她们会遭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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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一群来自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的女性跨国移工，背井离乡，前往较为富裕的地区打工，在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里，承担原本属于女主人的家务劳动。这群“跨国灰姑娘”希望能通过跨国工作改变自己的人生，却发现自己坐困于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如同童话一般，虽然美好，却遥不可及。

本书作者蓝佩嘉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性别社会学、工作社会学和移民与全球化等。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一、“跨国灰姑娘”的台湾雇主

当下在台湾雇佣东南亚帮佣的主要人群，是台湾地区的第一代职业女性。她们被夹在旧模范与新价值之间，白天要忙工作，下班回到家又要做繁重的家务。

为了解决这种困境，她们寻求家务、托育、服侍公婆等责任的市场外包，也就是找一个帮佣、一个她们作为母亲、妻子、媳妇等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

她们往往是自己来出帮佣的钱。因为在贤妻良母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支配下，她们将照顾家庭视为分内之事。在家庭内部，一个帮佣做什么、怎么做，往往是女主人来操心。与之相应的是，男性雇主往往置身事外。

此外，女主人往往还会有一些担忧。比如担心丈夫偷腥，或是担心孩子与帮佣的关系更为亲密。

二、东南亚帮佣的梦想与困境

台湾地区的大部分外籍帮佣都来自于两个国家：菲律宾和印尼。

经济原因是促使她们成为跨国移工的主要因素。此外，很多女性移工也是为了孩子能有个更好的未来。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很多东南亚帮佣希望能扩展人生的视野与经历，探索精彩纷呈的现代世界。还有不少女性，把出国工作当做挑战夫权的方式。

然而，等她们真的到了向往中的发达社会，会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美好：在一个陌生的人家做事，意味着她们必须承受来自雇主的轻视、防范和监视；如果这些帮佣自己也是母亲，她们还需要承担远离家庭和孩子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感；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海外打工的经历最终并不能让这些女性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跃升。

三、台湾雇主与东南亚帮佣的互动和相处

雇主和帮佣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但彼此间却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分割。

这种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雇主的个人意愿决定的。她们基本上采取四种旨在分割的策略，分别是——

“疏离权威”：雇主所购买的不只是佣人所提供的劳务，还有她们的谦卑表演；

“家母长制”：雇主认定对方是无助的的弱者，而自己是优越的监护者；

“情感关系”： 试图与帮佣建立个人关系，但这本质是一种策略性、工具性的行为；

“生意关系”：刻意减少与劳工的个人互动，但对劳工的工作内容有明确的规定。

面对不同的策略，东南亚帮佣会见招拆招。但总体而言，她们所倚靠的是一种“前后台”的生活方式——

前台：她们的雇主家庭，在这个充满区隔和监视的工作场所，她们努力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雇主的期待；

后台：每周日的假期，她们会成群结队，通过打扮、消费和社交来获取独立感和尊严感。

四、这种雇佣关系背后的跨国劳动市场

亚洲移工体系有别于欧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政府的直接介入。像菲律宾和印尼政府这样的劳动力输出国，已将劳工打造成他们国家重要的“外销产品”。而这些劳力的输入国家和地区，则对外籍移工有着严苛的规范。

在这套严密的体系中，中介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向移工提供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服务，包括安排交通或偷渡、与雇主配对签约、办理或伪造文件与签证、等等。印尼的中介还会对女工进行集中培训。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下，菲律宾女佣和印尼女佣被打造为具有差异化的形象。这种做法是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的，但连帮佣自己都受到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

《跨国灰姑娘》告诉我们，人们穿越国界的行动，并未导致地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消弭或缓和，反而加固了地区、阶级、族群之间的矛盾；即使是频繁密切的互动接触，也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亲密，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焦虑与不安全感。

书           名：跨国灰姑娘

作           者：蓝佩嘉

主    讲   人：吴海云

主讲人简介：文化研究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

主           播：路琨

策 划  编 辑：李雪清

总    编    辑：徐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