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第四十四章【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之三（1）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八编清代之部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之三、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1）
（2021-8-7 周六）

三、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1）
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编纂[zuǎn]《朱子大全书》，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庙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
乾隆有《御制书程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又如雍正时，谢济世注《大学》，不从《四书集注》本，顺承郡王/锡保/参其谤毁程朱，雍正批谕渭：“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九卿议谢罪斩立决，后得旨免死，发往新疆充军。又乾隆时尹嘉铨案，罗/尹/罪状，有尹著《名臣言行录》序列本朝大臣，谕谓：“朱子当宋式微，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实为莠言乱政。”又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谕谓：“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藉[jiè]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tà]冗[rǒng]而言”云云。大学士等拟尹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缘坐。则清廷之所谓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见。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wèi]奉迎。东吴惠氏有楹帖[tiě]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证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wèi]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jiā qià，此为贯通意]，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qián]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王庆云《石渠余纪》谓：“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旧。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jī]，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行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只纳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未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