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八年047-无颜面对（3）

全勇先是个什么人呢？网上的资料极少，他也没接受过多少采访。

在微博上他最乐于展示的是与他相依为命的两条狗（一只叫小狼，一只叫小五狼），还有与圈中人来往的各种贫，符合他给自己的定义“我是个双重性格的人，理想上比较疯狂，现实中又比较严谨。生活中我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聊天、扯淡，喜欢跟好玩的人在一起，我是耐不得寂寞的人”。

其实他相当寂寞，他是个独身主义者，写剧本的时候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在赵赵的专栏里，他叫老全勇先，是一个木讷、温和、经常受挤兑的好脾气东北男人，而在他朋友南希眼里，他是一个有点老派的文化人，“思想比较传统”，“厚道、仗义、慷慨，他要是把你当朋友了就会打心眼里替你着想”。在他多年的老友蒋悦的眼里，“他是养着两只母狗住在加利福尼亚别墅里的闷骚宅男”。

全勇先是朝鲜族人，父母那一代从韩国移居东北，他的生平在百度上被归结为一句话：“196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1984年参加工作，历任北大荒文工团创作员，佳木斯《三江晚报》记者部主任。”

东北的旧事，他鲜少提及，在偶尔一些他自己写着玩儿的小文章里，还是可以看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不用桥墩的拱桥。并歪歪斜斜地写了封信，和图纸一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寄出后我每天都要问妈有没有北京来信，妈每次都笑着哄我说，还没呢，科学院的叔叔们都很忙。”

他干过的很多异想天开的事里，有的成功了，比如中国科学院给他写了回信，但有的也没有成功，比如他当年离乡背井背着枪去神农架找过野人。现在，他还放两张年少时全副武装找野人的旧照片到网上，调侃自己为什么能写《悬崖》里抗联的故事，全勇先他当过抗联战士。

编剧保持一点自己的东西很难

“我高中刚毕业的时候，没工作，被我妈安排到佳木斯六十一厂的劳服公司去拉板车，钉箱子。十七八岁，经常一起弹吉他唱歌，都是野路子，但是也很唬人的，比专业业余，比业余专业，也敢借套西服登台演出。那时候经常坐那些圆木堆上，一宿一宿地唱。”

文艺青年全勇先年轻时也算是个出过风头的人物，逮过野人唱过歌做过记者，写过诗写过小说热爱电影。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去电影学院读过两年摄影，他就像顾长卫电影里那些执着的小城文艺青年绝望地活着，“春天的哈尔滨刚刚长出绿草，我在埃德蒙顿路边上的一厂报里工作。没事的时候从办公室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片荒地。下班后，我无聊至极，经常在窗口站着，一直站到天黑”。

“不能不出来了，你再不出来，前面的路清清楚楚直到六十岁。”2001年11月，他从东北到了北京，“从东北到北京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在东北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在单位是个小头目，来北京算是把自己推到悬崖上，手无寸铁，生活窘迫，带着父母。那时我母亲生病，脑血栓，瘫痪了，到了北京之后，倒是很快就不用为生计发愁，2002年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戏，《母亲》，陈小艺演的，算是开了苦情戏的先河，第二部戏是《沧浪之水》，是阎真老师的小说，这部戏压了五六年才出来，原作因为涉及敏感问题，在审查上一直不很顺利。还有第三部戏《雪狼》，第四部就是《悬崖》”。

全勇先不算一个多产的编剧，也不算一个特别幸运的编剧，在这行当里打拼了十年，有戏写了拍了，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顺利播出。比如《沧浪之水》，他在博客上叹道：“由于种种原因，该剧所有字幕，不能含有《沧浪之水》及作者名字的字样。主人公名字由‘池大为’变成‘梁志远’，由‘董柳’变成‘秦梅’。影视这行当里，不能尽如人愿的东西太多了。戛纳，奥斯卡的大片都如此，更别说一个三两天拍一集的电视剧了……既然不便多说，那就干脆不说。无论从社会环境，还是影视制作，作为编剧，想要保持自己的一点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

想把周乙从刑场救回来

“这事不说了”是老全勇先最常对记者说的话，但有些话，他也不得不说。2012年1月2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长文为周乙之死讨个说法。在这篇叫《悬崖》：令人遗憾的结局》的文章里，他表达自己对《悬崖》结局周乙之死郁闷，在所有人都知晓这是一个开放性结局、而且又已签好续集合同埋下的许多伏笔之时，周乙竟然死了，续集中重要人物纪连葵也给毙了。“这件事到现在也让人费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从发现结尾周乙被枪杀到现在，历时两个月，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跟相关人员把所有利害都说得一清二楚。为了把周乙从刑场救回来，我就差拎枪上阵了。剪掉一个中枪倒地的镜头有那么难吗？这是满盘皆输,我不明白这件事到底卡在哪里，卡在谁那儿？”

没有人回答，漩涡在地底转，影视界的事，通常就是这样神秘而茫然，十来天后，情绪曾经十分激动的全勇先淡淡地说：“再说下去，我就变成祥林嫂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因为结局已经播出了。央视版也做了适当修改。现在关于这件事的所有讨论都没有意义了。”

截稿前，制片方新丽公司的表态是这样的：“周乙之死的争议是创作人员在创作上的艺术分歧。这是很正常的艺术创作现象。关于这点分歧，编剧和所有的主创都不希望继续下去，因为以后肯定还会再合作。”

至于制片方板上钉钉的下半年写续集的事，全勇先的答复与制片方有一些出入，“续集的事怎么处理，我还没有考虑。目前正在修改书稿，争取早日把书写出来。”


“间谍不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有时候是反人性的”


漫画不是历史

时代周报： 《悬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吗？

全勇先：2008年的时候开始写这个戏，写了六集。戏是2011年开拍的，原来取过好几个名字，但后来制片方觉得悬崖这个名字好，因为剧中台词多次提到了悬崖：“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悬崖边上。”后来就用了《悬崖》，暗示了剧中人所处的人生境地。

时代周报：听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资料收集工作，去图书馆查伪满洲国的资料挺辛苦的吧？

全勇先：这个剧本不是查资料查出来的，我觉得自己很像个缝补历史碎片的裁缝，在这个剧里我尽力把我知道的那些碎片缝起来。它是我多年的生活积累，这不是短平快的东西。我在东北生活了30年，小时候，我就听老人们讲那个时期的故事。老人们的讲述跟历史书上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我更相信那种朴素、自然，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烙印的讲述。我比较注重真实，关于伪满洲国有很多回忆录。在很多细节上，我愿意去还原它，我想观众是有兴趣的。真实感是我最想要的。

五六岁的时候在哈尔滨，那时候哈尔滨女人打扮都很特别。哈尔滨是个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很深的城市，30年代末已经开始部分铺设管道煤气；当年三个居民里就有一个外国人；哈尔滨20年代就有出租汽车了，俄国司机开的车满街都是……伪满洲国时候的哈尔滨有电影院、俱乐部、世界闻名的“山鹰足球队”、股票、证券，金融高度发达。20年代的时候还有选美。当年哈尔滨号称“东方巴黎”，是一座洋味十足的城市。

时代周报：的确，这部剧最让人惊讶的是对历史真相的探究。

全勇先：我生活在东北，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剧本里的描写是往真实里走，不虚假，比如我们以前很多戏里日本人在满洲国是什么样儿呢？小胡子，小分头，抽满洲警察耳光跟玩似的，满洲国的警察见到日本人都跟狗见了主子似的。事实不是影视剧里表现的那么简单。日本要统治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权，单靠几句简单粗暴的“八嘎亚路” 是不行的。漫画不是历史。真实的历史里面的博弈都是惊心动魄的。所以我要强调真实，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长久的。纪录片拍得再糙，我们也觉得它有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真实。

时代周报：你觉得电视剧对你剧本里的哈尔滨还原得还行吗？和你想象中的差多远？

全勇先：不好说，虚拟才是最完美的。影视本来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拍出来，有很多东西制约着你，天气啊人员啊资金啊各种环节，档期啊三四天得拍一集啊，我觉得剧组已经尽力了。有些东西做得很细，比方说顾秋妍穿的那些毕呢子大衣，还有头巾、厚呢子毛披肩，尽管可能不是当年真实版的服装款式，但已然在剧作里尽量去体现了。我只能说我们尽量让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

顾秋妍不是女超人，周乙也不是007

时代周报：你好像特别不放心，在开播前还写了封情深意长的信，提了很多要求比如镜头要切得碎一些，有一种诗意的写实主义。表演要“淡”，服装、美术切不可土，要洋气一些，要讲究一些格调。你觉得现在的电视剧做到了吗？

全勇先：我写那封信，特别想说明我对这部剧的理解，事实上它不是对这个戏的指导，它是一种沟通。编导演往一个地方使劲，才会出好东西。关于演员的表演，观众是最好的镜子。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虚拟的东西永远是最完美的，但现实中会有很多制约。中国的影视剧优秀资源本来就少，又被无节制地分散。找到一个好的班底是相当不容易的。好一些的演员档期都排满了，有的时候还要跨戏拍。找到你心中合适的演员是相当不容易的。另外，制作方还要考虑明星效应。比如说有一个演员很合适，但可能他（她）没有多少名气。而有名气的演员，可能又不太适合这个角色。制片方百分百地要找“腕儿”。这都是矛盾。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部戏的演员们都很热爱自己的角色，都很认真很尽力。

时代周报：很多观众都在问到底有没有周乙这个人的原型，有人觉得周乙特别高大全。

全勇先：这个戏的历史大背景和重大事件是真的，比如说乌苏里虎事件，周乙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周乙事实上也不是高大全，是人都会有弱点甚至缺陷。周乙也有，顾秋妍也有。甚至高彬和老魏也都有。他们是真实的人，有人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把他们写成不会犯错误的人，那他们就永远也不会暴露。顾秋妍先是个女人，然后才是个特工。她不是女超人，周乙也不是007。只有这样，故事才会进行下去。

比如说周乙，他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有的时候，为了信仰，或者为了一个整体的利益，他要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他不能不做，他很无奈。间谍不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有时候是反人性的。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戏。有时候你喜欢的人，你要去出卖他，把他送上绝路，这就是冲突，这就是戏。所以在周乙身上，我特别注意善意的表达。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他有深刻的思想，有书卷气，有优雅和高贵的气质。这与以往的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者形象还是不太一样。

时代周报：结尾周乙之死让很多观众都觉得很突然，怎么就死了呢，而且也完全没有达到他所说的要把埋伏在我方的间谍找出来，好像突然从一个高智商的人变成了一个低智商的人？

全勇先：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事实上大家看得出这个故事没完，前面故事埋下很多扣，比如任警官的死，比如保安局那个国民党的间谍，这些人物都要到续集的时候疑惑才会解开。我在前一季里埋下了很多线索，现在全断了，整个故事不完整，被打断了。

时代周报：张嘉译说他签约的时候只拿到过一个剧本，所以只知道有这个结局？

全勇先：我再说下去，就变成祥林嫂了。只能说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事实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开机前大家都讨论过关于是不是用开放性结局的问题。现在也没有必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对我来说，只能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我再写剧本，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另外，我跟制作方还是在沟通上出了问题，经过努力也没有说服他们。这给续集写作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也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接受障碍。如何去说服观众忘记一个既成事实的结果，然后又去相信一个死而复生的周乙，确实是件很艰难的事情。

时代周报：听说央视要求改结局，是开放性的结局？

全勇先：我剧本写了33集，剪出来是40集，央视播出的是36集，央视这个版本我没看到过，不知道做了哪方面的改动。只是说结局行刑的镜头删掉了。我想原来节奏有点拖，剪了之后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但是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删剪了哪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

剧里不完善的想在小说里完善

时代周报：有主创人员说让周乙死是一种悲剧，会更让人震撼？

全勇先：我不认为只有死才能让人震撼。不是说周乙不能死，但可以死得更值得、更合理。我一直强调，悲剧也要留给别人希望。我们是要讲一个真诚的故事给别人听，所有的表达都应该在美学范畴内。我们拍戏不是为了让人绝望，不是为了让人喘不过气来。不是让你告诉大家自己有多惨，有多悲。我们着重表达的是情怀，不是去赚几滴廉价的眼泪。这是个对艺术的理解问题。

时代周报：结尾好像也引起了很大的纷争，怕不怕被人说是炒作？

全勇先：有点聪明的人都不会这样想，因为这样的结局对谁都是不利。没有人愿意拿自己孩子的生死来炒作人气，而且，我也不是个挑事的人。

时代周报：今年会写新的剧本吗？

全勇先：我现在手里有一部生活戏，还有书要整理出来，剧里有很多不完善，想在书里完善起来。

时代周报：《悬崖》片头让人感受深刻的就是这部剧是根据你的小说《霍尔瓦特大街》改编的，题目为什么要叫《霍尔瓦特大街》？

全勇先：书、小说和影视比起来，是比较个人的东西，表达起来相对自由一些，受的约束也少一些。霍尔瓦特大街是哈尔滨一条很重要的街道，霍尔瓦特大街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1909年10月26日韩国人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帝国前首相伊藤博文。霍尔瓦特大街的名字源于俄国沙皇任命的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局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霍尔瓦特因为留着白胡子，被称为“白毛将军”。这条路是当时哈尔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它是一条有历史传承感的路，有着哈尔滨特殊的地域性。

时代周报：那到底这书出来没有？

全勇先：书没有出，我不急，书稿要修改到我满意为止。我从前是写小说的，还是想写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最开始的稿子，是个七八万字的小长篇，写了个初稿，事件都集中在乌苏里虎行动身上，主人公是以顾秋妍为主。后来改成电视剧后，丰富了很多的细节和人物。另外，人物的结局被改动后，更激发了我重新写作的欲望。

在小说中，我要把故事中一些纯戏剧性的东西抽出来。电视剧中主要说故事，而小说里可能探讨的是人性，是人性与信仰的关系，它的文学性更强一些。

我想那应该是一本挺特别的小说吧，我不想把它变成剧本集子。比如一开头，他们在火车上，约好用方形墨镜作为接头暗号，结果因为打架把方形墨镜踩碎了，引发了第一次危机。在小说里我就不会这么写，这太戏剧化了。写电视剧为了让故事更精彩紧张而采用的那些巧合，为了气氛而渲染的枝节都会要调整。文学语言和电视语言是两回事，两种表达方式，小说可以有很多心理描写，戏剧语言就不行了，电视语言是外向的，用表演和镜头把故事推动下去。

时代周报：经此一役，你是不是不想当编剧了，因为编剧没啥话语权，有没有当导演的愿望？

全勇先：东西还是要写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新打算。1993－1994年的时候，我在电影学院学了两年摄影，对于电影是情有独钟，当然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当导演，拍一个自己想拍的东西，不是说要进军影坛啊、想折腾啊什么的，我是想在解决生存压力的前提下，拍一些自己想拍的东西，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吧，我自己有好多想拍的故事，反正写小说、拍电影，都属于我人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