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剑-第八集：清代的武举制度

《说剑丛稿》是我个人的一部专题论文集，共收论文三十二篇。论文中有些是过去发表过的，有些则一直弃置箧中，没有机会整理发表。凡发表过的，这次结集时，我都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多数实际上是重写了一遍，有的字数翻了一翻还不止。集子以“说剑”定名，取义于《礼记·乐记》和《庄子·说剑》，因此我将《‘虎贲之士说剑’解》一篇摆在全书的“压卷”位置上。区区用心，读者自能一目了然。

《丛稿》所收论文的内容，集中在对古代兵器、武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同时也稍稍涉及到某些当代武术问题。这是合乎逻辑的延伸。因为当代武术是古代武艺体育化了的遗存和衍变，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民间某些武术品种，自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含载。

以论文集的内容看，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科界线不大清楚，如果有人问我，你的研究应归到哪个学科？是历史学，还是体育学？我确实回答不了，斟酌再三，勉强说可以归之历史学科的专门史范畴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我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边缘属性，它需要涉及多种学科，涉及到史，涉及到文，涉及到宗教、民俗和体育，等等。总之，研究点通常是在多学科的交插面上，在某些学科的外延部位，而那里往往是不大有人涉足的学术“空旷区”。大的交插自然首先是文、武的交插，这应该说是最关键最本质的交插，因为不懂武艺，自已不能从事于此，或从事于此而不得正传，得正传又不能精研勤思，仅限于从文献到文献，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有的说对了，说错的恐怕也会不少。局限到“史”来说，它涉及到与古代军事、战争有关的许多方面，还不可避免地要同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以及地域关系相穿插，相纠葛，而且通常都要做从上到下纵贯的考证和论述，断代研究是必要的，但不多，不是重点所在。我以为，这正是我所从事的这门学问的学术特点之所在，这个特点本身多少反映了它的难度，也注定了它是一个落寞清冷的境域，这正如我本人的心境一样。兵器史上称火药武器以前刀剑枪棒之类为“冷兵器”，今天研究它的历史，特别是其实用技艺的发展变化，自然也就是“冷学问”了。

以传统的考证之学治中国武术史的开创者，是已故的唐豪先生和郭绍虞先生。

早在30年代初，唐豪先生就发表了以《少林武当考》、《中国武艺图籍考》为代表的一系列极具影响的专著和论文，不仅开辟了武术史这门学科，而且给当时相当混浊的武术界注入了一股清流。一时，“武学”勃兴，风气一变，许多学者，包括顾颉刚先生、胡朴安先生，也都不禁涉足其间，大谈起吴越宝剑、荆楚奇材来了。比唐豪先生还要早些，文学史家郭绍虞（希汾）先生也曾异军突起，出版了他写的《中国体育史》。这是我国第一部体育史，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是对古代武艺的研究。这本体育史在民国年间曾经再版了十几次，一直到70年代末，才有了新的体育史来取代它。唐、郭两位先生都不是搞体育史专业的，相比起来，唐先生虽然是法律专家，但更接近体育史专业一些，做得也更多些；郭先生则纯属“票友”，是兴之所致，偶一为之――这是郭先生生前亲口对我讲的。正是这两位前辈学者开创了这门学问，使得我国传统的“武学”终于被接续下来，并且一开始就被接纳到“国学”大旗下，并且走上与世界体育学和体育文化学相接轨的路子，于是也就规定了它类属上的模糊性。

唐豪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随着他的病故，这门学问顿时冷落下来，不要说后继乏人，就连唐先生主动损献给国家体委的一批遗稿，其中包括他的沤心沥血之作《峨眉拳考》，全都在“文革”劫难中不知去向了。他解放前的著作，那些充满睿智和胆识的精彩论文，如今有的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里，尘封架上，无人问津；有的已经绝迹，无处寻觅。至今，没有那个单位，包括武术主管部门，愿意为搜集整理唐先生的遗著拿点钱、出点力。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研究领域逐渐显露出一些生机，前景令人鼓舞。多种相邻学科的科研成果，譬如考古学和军事史关于古兵器研究的不断推进，使学科交插碰撞的机率大大增加，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宽。同时，国际学术交日益频繁，信息量骤然加大，域外很多科研成果，包括许多稀见资料被引进来。当然，还有当代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文化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助效应。总之，这十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正在日益活跃起来，出现了不少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其中不少是跨学科人材，在方法论上也越来越显现出多学科整合研究的特点。多方面的迹象预示着这门冷学问将会逐步变热，总体水平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我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读史和治史上，但武术却是我无可选择的、与生俱来的爱好。几十年了，不但摆脱不了，而且越老爱之越深。慢慢地竟有了一种责任感，特别面对当代武术的衰变和不正之风，常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读史之余，我便搜集有关的资料，积累多了，便写成文字。当然，读史给我的“武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很多史料得之于无意之中，是无心插柳之类，如果专门去找，真不知要花费多少精力。实际上自70年代末以来，我就不断地把史学科研同古代武艺、兵器等问题的研究往一块靠，譬如，当年甘肃省博物馆邀我参加汉简整理工作，我便主动承担了《相剑刀》册的考释；我喜欢《水浒传》，对它的成书问题也有所思考，这便引出了对“朴刀和朴刀局段”的研究和《水浒传》兵器、武艺的专题研究；调来暨大以后，搞中外关系史，也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中外兵器、武艺的交流上，陆续有了收在本集中四篇文章和其它一些作品。这样，断断续续，居然也积累了一批成果，形成了若干颇有信心的观点。

当然，总的来说，我的学术根柢有限得很，又有旁骛甚多，精力总难集中等积习，这是学界的老朋友们都知道的，所以说是“一批成果”，其实真正有份量的东西并不多。这本集子编完后，我已着手编定《说剑续稿》，希望也能早一点面世，以接受读者的评正。还希望再有一本《三稿》。清儒焦循（里堂）有《易学三书》，是我最喜诵读的乾嘉易学名著。我平生最是敬服焦氏恬淡超脱、博学强记的品学，向往他“雕菰楼易学三书”的学术架构和局面，看看自已有没本事也弄出个“三稿”来。司马慕蔺，人之常情，想读者不以为自不量力也。

在文、武两门学问上，先君子马凤图既是我的启蒙师，又是我一生景行仰止的导师，我的任何一点心得，一点推进，都是以先父的教诲为起点的，都从他的道德文章中获得力量和感悟。敬以此稿作为纪念他诞辰112周年的一份礼品。

   《说剑丛稿》得以顺利出版，与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分不开，与张克非、王叔凯、马建春、刘有明诸君的热心帮助分不开，专此表示我的谢诚。  

                                                 马明达 

                                                  2000年2月于广州暨南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