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世而立两奇才｜王安石与苏轼

大宋有幸，孕育了两位并世而立的旷世奇才、文学宗师、文化巨人。大宋不幸，无端兴起那祸国殃民的党争，使这两位不世出的奇人，历经劫难，备受折磨，未尽其才，贲志而殁。

跟王安石一样，苏轼也是通儒、全才。就诗歌来说，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在艺术上戛戛独造，别开生面。他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新颖巧妙的比喻层出不穷。他的创作促进了宋诗的新变，促进了宋诗的成型，与王安石、黄庭坚齐名，并称为宋代诗坛“三巨子”。“三巨子”出，“宋诗皆堂庑阔大”。苏轼词赋也别树一帜。他一登词坛，即在内容、题材、意境、风格、形式、音律诸方面进行刷新和突破，建立了革新词派。人们每当读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对这样的名篇佳句，能不生出万般感慨、发出“郁郁乎文哉”的感叹吗？

在散文方面，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自己的散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由于他澎湃的才情、宏博的学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他熟练地驾驭着各种艺术手法，他的诗、词、歌、赋、散文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或雄浑、或婉转、或激昂、或闲逸、或清新平淡、或自然奔放。总之，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意到笔随，是文章大手，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著作等身，给我们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首词和四千二百多篇散文作品。

苏轼不仅文备众体、百世之师，他的成就却不限于文学。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杰出的书法家，名列“北宋书法四大家”之首（其他三大家为黄庭坚、米芾、蔡襄）；他又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与文同、米芾等开创了墨戏一派，他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成为不世的精品。人们对于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赐以“苏海”之称，宋孝宗在《御制苏文忠公集序》中云：非如此不足以言其“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也。

苏轼与王安石交集最多的是政治改革。其实苏轼也是主张改革的，但改什么、怎么改，却与王安石凿枘不合。王安石主张以法治国，认为国家危机“患在不知法度”，因此必须“变革天下之弊法，健全法度”。苏轼却主张以人治国、以德治国。他说：“法者，末也；礼者，本也。”他认为，只要用人不疑，“尽其才而责其成”就可以了，不然，虽得贤臣千万，却把法度变来变去，只会导致天下益不可治。他的结论是：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需要变法。对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司马光以为荒谬，驳斥说：“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即在民也。”苏轼对于这种无知妄说却很赞成。总之，他站在新法的对立面。他在《再上皇帝书》中竟把新法比作毒药，说什么“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王安石知道，苏轼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感情丰富、心直口快、不知避忌，作此激烈之言，只是书生意气而已，因而大度包容。他跟苏轼政见之争是君子之争，不涉私德，没有私心。两人政见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倾慕，互相敬爱，互相尊重。苏轼跟司马光不同，他不会拉帮结派，对王安石鸣鼓而攻之，也不会像司马光那样，外托“嘉祐四友”之名，称兄道弟，内则密奏皇帝，专论王安石“奸邪”；更有甚者，他阴谮王安石“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挑拨其君臣关系（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15）。苏轼则光明正大，不像司马温公阴险。在王安石当国期间，虽然没有大用苏轼，却还弁以一郡之地；对于苏轼假借诗词对新法明讥暗刺，王安石也付之一笑，佯作不闻，及至王安石罢相闲居之际舒亶、李定等人，陷苏轼以言论罪，兴起“乌台诗案”，把正在湖州当太守的苏轼逮捕到京。日夜搒掠、苦打成招，这其实是宋神宗一大败笔，说明没有王安石的元丰新法偏离轨道已是走样。想当年王安石执政时，臣僚诋毁新法，诬蔑攻讦王安石无所不至、诟骂万端、明目张胆、指名道姓、毫无忌惮，王安石未尝对其中任何一人兴狱治罪，对实在闹得不像话的人，也止于贬官了事。不在中央机关干，还可以让他们在州郡干。如今，苏轼只是写几首诗，借物喻人表达不同政见，并没有点名道姓，也没有恶言恶语，怎么就不能相容？由御史台下令逮捕，“缚一太守如缚犬鸡”，辱人太甚。在狱中又非法用刑“日夜搒掠”，让这位大文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苦不堪言。正在苏轼命悬一线、神宗犹豫不决之际，幸亏退隐在金陵的王安石闻讯上书皇帝相救：“岂有盛世而杀贤才乎？”一言而决，神宗才放了苏轼。

北宋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黄州北迁汝州，路过金陵，特地谒见在此隐居的王安石。据朱弁《曲洧纪闻》所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蔡絛《西清诗话》卷上亦载此事云：“元丰中，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公叹息谓之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因赠以诗，并劝其在金陵买宅卜邻。苏轼依韵奉和。诗云：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可叹的是，才过得一年，王安石便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四月六日在金陵逝世了，享年66岁。

哲宗皇帝为之辍朝，诏令江宁府供给丧事所需，追赠太傅，并由翰林学士苏轼拟诏：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苏轼所拟的这道诏命，虽不全面，但在司马光当国的情况下，总算是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