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清末形势
甲午之败，马关之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大清帝国犹如太阳底下的一座冰山，在逐渐融化。痛定思痛，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都在寻求救国路，“整军经武以救亡”的呼声很高。清朝的遗老遗少虽然是一些酒囊饭袋，但终究还是认识到国民的呼声难以抑制。改革军制，建设一支新式军队，被排上当政者的议事日程。于是便有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
当时的中国，除编练新军以图强国外，还有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以孙中山为的“革命派”，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次年回广州筹划起义，因偷运的枪支被海关查获，几位革命同志牺牲，第一次革命活动以败面告终。
同一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子联合签名，当时签名的人达1300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求变呼声；前者主张打破现状，摧毁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挽救中国于危亡，人称“民主革命派”，其大本营在国外，国内响应者寥寥；后者主张对现状进行改革，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实则是“旧瓶装新酒”，人称“改良派”，改良派在国内公开活动，得到一些大官僚和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皇帝，光绪破例接见了康有为，其思想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一拍即合，毅然下诏变法，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可惜锐意进取的小皇帝，斗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结束，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瀛台那间小阁楼，成为光绪皇帝的伤心地。
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事业却方兴未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南方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虽然一次次都被镇压下去，但也使清政府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日子过得也不滋润。尽管他创立了北洋军，并因之而成为大清帝国重臣，但在君主立宪的政争中却落了下风。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小皇帝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一方面载沣怀疑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以致光绪被慈禧
太后幽禁至死；另一方面，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位高权重，对3岁的溥仪是一个巨大威胁。因此，载沣成为摄政王后，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其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赋闲的袁世凯还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诗，以示自己无意政事。其中的一首为：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铁路国有
宣统二年（1910),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铁路合同。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大借款协议正式达成。同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之作抵押，向英、法、美、德4国
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并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当时，四川商办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来自农民，面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引起士绅和广大百姓的一致反对。
＂铁路国有”政策是一个强盗政策，说白了，就是赤裸裸地抢。将原来的铁路投资者扫地出门，连股本都丧失了，抢来后拱手送给帝国列强，中国人再也不能跨人这个行业。这就是四国银行团大借款最要命的地方：银行团借钱给清政府，清政府把中国铁路的修筑、经营权交给帝国列强权作为回报。
“铁路国有”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的火药桶威力到底有多大，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要深人地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铁路史。
中国铁路始于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由英国商人于同治五年（1866)开始修筑，历经10年，于光绪二年(1876)通车。不幸的是，铁路刚通车，就碾死了一名清兵，引起铁路沿线人民的愤怒。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被迫以28. 5万两白银赎回这条轻便铁路，然后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了。
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始于光绪七年（1881).这一年，招商局修筑“唐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为运煤专用铁路。中国正式有铁路，从光绪七年(1881)算起，比起世界上最早通车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这条路展延到天津，于是改称“唐津铁路”。
一直以来，清政府都把筑路看成一件祸事，老百姓也认为，火车是一个怪物，轰隆轰隆地来，轰隆轰隆地去，挺吓人的。
但由于海禁大开，列强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俄国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修筑特权：德国得到胶济铁路修筑特权；法国得到滇越铁路修筑特权；俄国得到正太铁路修筑特权；英国得到沪宁铁路和道清铁路修筑特权；比利时得到陇海铁路的修路权。
你如果以为帝国主义是菩心肠，在中国发展现代化交通是给中国人民送福利，那就错了。天上不能掉馅饼，帝主义也不是善萨，而是吃人的狼。
他们之所以如此热心，是因为从借款、施工一直到路政管理，都由他们一手包
办，目的就是掌握中国的交通命脉，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宜怀属于中国最早的买办阶级，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
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弥补汉冶平铁路的亏空，提拔了他。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借债大王、卖国大王，他依靠帝主义和皇族载泽替他撑腰，敢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借外债修路，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把路权和经济特权献给帝国主义，也于从中大把大把地捞票子，他的亿万身家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
外国人像疯狗夺食一在中国抢夺修路权，这让中国人发现修筑铁路是一个巨大商机，这块蛋糕特大。于是，中国人自己开始筹款修路了，修路热潮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开始，一直蔓延到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全国有13个省成立了民办铁路公司。其中，川汉铁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宣统元年（1909),川汉铁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中，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开始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也在湖南、湖北、广东民众争取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同时，三省士绅、民众大举筹款，开始自筑。全国铁路的“商办”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
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五日，美、英、德、法四国在巴黎成立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团是帝国列强在中国“狗咬狗”的产物，这个联合阵线是在排斥日、俄两国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是垄断中国铁路投资权。而联合阵线是他们相互间的一种妥协，以达到利益共享。
宣统三年（1911)三月六日，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贷款为目的的四国银行团签订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这种“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抗的怒潮。刚开始，这股怒潮和革命还没有扯上关系，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这就是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五月二十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所借款项由两湖厘金盐税做担保。同时，合同还规定：粤汉铁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铁路聘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四国银行团享有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这种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立宪派乘机鼓动请愿，一个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迅速掀起来。
川汉、粤汉铁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北、湖南、广东4省成为反抗风暴的中心。四省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帝国主义所有的铁路政策。一致要求“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并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保路运动的浪潮迅速冲击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海滨到山地，人人都感到中国大祸将临，都抱有一颗“死中求活”的决心。
有关各省督抚害怕“官逼民反”，纷纷上表，请求缓行铁路国有政策。清政府不但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而且对那些上表的都督好一番训斥，并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违者以抗旨论。依“大清刑律”，抗旨属“大逆不道”的杀头死罪。很明显，面对愤怒的人心，清政府已经举起了屠刀。
保路运动以四川的反应最为激烈，成都各界纷纷以罢课、罢工、罢市、抗捐的形式抗议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四川总督赵尔丰接到朝廷“格杀勿论”的指示，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人。
民众听说代表被捕，聚集在总督衙门前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赵尔丰竞命令统领田征葵开枪，当场击毙6人，并调来骑兵驱赶民众，死伤民众难
以胜计，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向武装起义。
原来的保路运动，由君主立宪派指导和策划，其组成人员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绅士为主，赵尔丰用枪弹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疯狂的署杀，从而促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向武装起义。成都附近各县民团纷纷集合起来进攻省城，与政府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双方互有死伤。最终，赵尔丰用他的血，偿还了人民的血债。
保路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助却在北京城吵得不可开交，原因是分赃不均。
端方在光绪末年大红大紫，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光绪驾崩的时候，他还是直隶总督，后来被革职了。端方被革职，犯的是“大不敬之罪”。据说在光绪皇帝移灵的时候，他在皇宫里照相，恰巧被隆裕皇后撞着了。一件生活小事，就成了大不敬之罪，因而被革职。
端方下台之后，一心想东山再起，见四川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摄政王和总理大臣为分赃不均又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上书朝廷，说四川总督赵尔丰懦弱无能，控制不了四川的局面。然后向总理大臣、“庆记公司”大老板奕助投放“银弹”，结果获得“川粤汉铁路督办”的职位。清政府命令他顺道湖北，抽调一部分新军前往四川镇压闹事的民众。
端方费九牛二虎之力，谋求到“川粤汉铁路督办”的职位，满以为能大捞一把，把放出去的“银弹”成倍地收回来，谁知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国银行团大借款，是清政府灭亡的直接导火索。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
原想改变其灭亡的命运，结果反而加速了灭亡。载沣之流自掘坟墓，也把清朝送上不归路，他把演绎历史的机会，留给了一个坐在河边看风景的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