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72】马克·安德森：《审判》| 法律与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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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25年
作者：[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文文稿

法律是否能保障人们的权益？有了法律，社会是否就能正常运作？平凡老百姓想要过好日子，是否就应该奉公守法？

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日耳曼语系教授马克·安德森，为我们讲解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这是一部非常残酷的小说，因为小说最终也没人告诉主人公他犯了什么罪。他到底有罪吗？小说中确实很多地方都暗示他有些心虚，但问题是，他被判了死刑，却从没有人告诉他判决结果是什么、法官是谁或罪名到底是什么。

我是马克·安德森，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德语和比较文学，我工作以来一直在哥大任教。我其实并不像许多人那样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卡夫卡，因为卡夫卡能打动年轻人、让他们对生存感到焦虑。我自己是在读研究所时才开始研读卡夫卡的，当时我主修法国与德国文学。我也曾透过富布莱特计划到德国留学一年，而在一门专题课上，我开始认真研读卡夫卡。

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很奇特，作品中不断地探讨人如何被异化，人们所生长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变得如何疏离。例如在小说《变形记》中，职业为推销员的男主角一早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吓坏了同住的一家大小。而无法外出工作男主角必须处处依靠家人，变成了家里的负担，渐渐地家人也开始厌恶他的存在。而当最后男主角病倒死去后，家人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彻底忘记男主角曾是家中的一员。

被扭曲的人性以及各种怪诞的场景，都是卡夫卡作品为人所知的特色。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谬、拉美魔幻写实作家加布列·贾西亚·马奎斯、以及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都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卡夫卡也以他奇特的书写风格，跻身世界文学史中一流作家的序列。

一，边缘人和浪荡子

1883年，弗兰茨·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帝国覆盖了中欧大片区域，包括如今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乌克兰，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部分地区。

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地区，这个地区的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说捷克语。说德语的人在布拉格占少数，但很有权力。可以这么来理解：假设佛罗里达州95%的人口都是西班牙裔，都讲西班牙语，但官方语言仍然是英语。布拉格当时的情况就类似于这样，非常不平衡。

捷克人对德语群体非常不满，而在布拉格的德语群体之中，犹太人又是少数。许多犹太人都说德语，或者至少将子女送到德语授课的学校。于是犹太裔德语群体成了布拉格的双重少数群体，不仅对多数捷克天主教徒来说是少数派，和德语群体中多数天主教徒相比也是少数。

卡夫卡的犹太身份对他写作有深刻的影响，他积极认识犹太文化，虽然他并不是犹太教徒。当时知名的犹太哲学与教育家马丁·布伯曾被邀请到布拉格讲学，他是知名的锡安主义运动人士，支持犹太人独立建国。

奥地利犹太出版商纳坦·伯恩鲍姆于1890年首创“锡安主义”一词，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常用来代指圣城，是自古受到压迫必须到处迁移的犹太人心中神圣的堡垒。虽然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国逐渐释出善意解放犹太人，但是反犹太人的想法还是存在。

卡夫卡和他的同辈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精神与信仰的虚空之中。他们的父母不再坚持让他们遵从祖辈恪守的传统、信仰祖辈信奉的宗教，但周围社会并不接纳他们的犹太裔身份。当时仍然有很多针对犹太人的限制——不能在大学任教、不能从事医学工作。他们觉得仿佛陷入了一片虚空之中。于是，卡夫卡和朋友们开始积极投入到犹太传统中。

卡夫卡没有定期去犹太教堂。不过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一名作家，他就得去发掘父母想要摆脱的犹太传统、犹太传说和犹太戏剧。他的父母仿佛觉得难堪似的，刻意不看犹太人的意第绪语戏剧。想要融入布拉格的德语犹太人常常避免和意第绪语还有东欧相关的任何东西沾上关系。

除了自己对于犹太身份的认同焦虑，卡夫卡年轻时其实是个浪荡子，穿着打扮新潮却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晃，花很多时间追求自己想像中的美好女子。他当时认识了梅兰尼亚·安斯卡，梅兰妮亚当时住在维也纳负责为捷克报纸书写时尚专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一直追着读她的时尚专栏，好像这那些文字都是专为他写的一样。

我的第一本专书叫做《卡夫卡的服饰》，我选择这样的研究主题是因为卡夫卡总是将世界变得抽象。例如他会去谈他父亲经营的店，但却不告诉我们店里面到底卖些什么。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父亲其实是开了一家高级的杂货店。我在书里则谈到卡夫卡的时尚观，以及他散发诱惑魅力的服饰以及浪荡子主义。

我们通常不会以时尚的角度去解读卡夫卡，特别是他作为浪荡子对于身体跟服饰有多迷恋。但是我越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我的发现也就越丰富。而我这本书也引发了我对于时尚与唯美主义的好奇，因为艺术家不只是创造艺术品、或是书写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他们本身就是艺术。

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就曾说过：“一个人要不是成为一件艺术品，不然就该穿件艺术品”。而我也更能体会卡夫卡对于艺术的投入，这跟他对于身体以及如何装饰身体的种种执念有关。

迷恋身体的卡夫卡其实也是个狂热的体操爱好者，他常常一丝不挂地在天体营圣地游荡。同时他还是个素食主义者。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的卡夫卡，有着许多类似“嬉皮士”一样的生活方式，这也跟当时的服饰改良运动与裸体主义有关，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卡夫卡多少有些怪异的举止。

在十九世纪末，妇女希望解放自己的身段，她们不再喜欢马甲与束腰所呈现的曲线身材，这些束得紧紧的服饰使得她们根本不能呼吸。我于是开始关注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卡夫卡的世界到底是长怎样的？而当时的美学政治与社会又是怎样彼此影响？

为什么这么多批评家对于卡夫卡的物质世界似乎视而不见？我猜，所有关于卡夫卡的成见就在于他是过得特别地清苦，他似乎对于政治或是其他俗事并不感兴趣。他当时希冀宗教能给他存在感，而俗世的种种对他并不太重要。而我在博士论文就试图反驳这样的说法，反对用这样的观点去理解卡夫卡。

二，卡夫卡式的文学生涯

卡夫卡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而且大部分的作品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他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天才作家，他总是怀疑自己的作品不够好，换句话说，他的写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除此之外，卡夫卡跟好几位女性过从甚密，她们从某种层面来说都算是他文学的缪思。

卡夫卡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在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所有作品当中，最早的是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写的。他在大学学了法律。父母想让他从事一份传统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但他在保险公司做起了小职员，这样一来，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能自由安排。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中途没有休息。下班后，他回家吃个午饭，小憩一会，剩下的时间就全部是他自己的了。他一般晚上写作，甚至会写到深夜。

1912年的秋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有了“奇迹般的突破”。他开始创作写作生涯中第一个重要小说——《判决》，接着又写了《变形记》。不久之后，他又写了《美国》，又称《失踪者》。所有这些都是在1912年最后几个月写下的。突然之间，他的小说充满了戏剧性和场景感，让你觉得小说主角仿佛都是舞台上的演员。

在1912年卡夫卡遇到了一个叫菲莉斯·鲍尔的年轻女子。菲利斯是卡夫卡朋友马克思·布罗德的远亲，透过马克思引荐而认识了卡夫卡。她和卡夫卡一样，对犹太传统很感兴趣。他们也像许多当时的同龄人一样，想去巴勒斯坦旅行。然而在1912年之前，恐婚的烦恼始终困扰着卡夫卡，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两次单方面解除了婚约。

在一封给菲利斯的信中，卡夫卡这样写道：

亲爱的菲莉斯小姐

请您别为我这样称呼您而感到生气，至少这一次不要，毕竟您曾好几次希望我能多写些关于我的生活样态，而我的某些内心话，是无法在“鲍尔小姐”的称呼下吐露出来的。再者，这样的新称呼也不是件太坏的事，否则我不会在吐出这句话后，有着如此强烈而持续的满足感。

我的生命，基本上是对写作的尝试所构成，虽然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是若我不持续写作，我将立刻平躺在地，被扫入垃圾堆中。我的能量是弱小得如此可怜；虽然我从不明了为什么，但很明显地，我得开始尽量节省在各方面的活动量，处处留意，才能为我的主要目标获得足够的追求力量。（弗兰茨·卡夫卡，《给菲莉丝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耿一伟译。 台北市：漫游者文化出版，2013，p.9）

卡夫卡与菲莉斯互相通信，计划着或许一起旅行。卡夫卡把她看做未来的妻子。正是在给她写信的时候，卡夫卡在写作上出现了“奇迹般的突破”。他怀着满腔热情写下了一个个故事、一篇篇小说，还给女友每天写三四封信。从很多方面来讲，当时的卡夫卡都有着真正的突破。

后来，他们的婚约解除了，卡夫卡的创作也中断了。他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大概一年到一年半都没有写什么作品。好在1914年他有了新的突破，在夏天和秋天先后迅速写下了《审判》和《在流放地》。他在两个创作季——1912年秋天和1914年夏秋的时候，写下了他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两篇以及许多最有名的短篇小说，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

1917年，卡夫卡被诊断出肺结核。之后的七年里，他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继续写作。1924年，他的病情恶化。六月他去世了，享年40岁。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只有几篇短篇小说。在他自己的文学小圈子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想到如今他的文学地位，你很难相信他生前竟然这么鲜为人知

他在生前没有发表这些作品，因为他总怀疑自己写得不够好。他的所有小说都没有写完。去世前，他告诉朋友兼遗稿保管人马克思·布罗德，在他死后烧掉所有未出版的手稿。若是布罗德听从了他，那么我们就永远不知道卡夫卡，也永远不会谈论他了。好在布罗德相信这些作品的质量，余生一直努力把卡夫卡的作品带到全世界人们的面前。

三，荒诞的法治社会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卡夫卡都生活在政府高压乃至恐怖的统治之下。写作是他应对眼前恐怖情形的方式。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小说《审判》，主人公叫约瑟夫·K.。K.被捕了，但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告诉读者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卡夫卡在1914年至1915年间写了这本书，那时纳粹尚未得势，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也尚未建立。而《审判》常常被视为对日后恐怖现实的怪诞预言。

顾名思义，《审判》是一本犯罪小说。一般来说，犯罪小说会揭晓罪行，指认罪犯，最终侦探会让真相水落石出。但这本犯罪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揭晓主人公犯了什么罪。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肯定的。因为这天早上，他被捕了——但他什么坏事都没做” 。约瑟夫·K.还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这时候一个男人进了房间。卡夫卡精细地描述了这个人的衣着。书里有很多细节都让读者很感兴趣。

“这倒是头一遭,”  K说着便从床上跳了下来，迅速穿上了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房间里都是些什么人，格鲁巴赫太太怎么会容许有人这么骚扰我。”说罢他立刻意识到，他这么大呼小叫有些多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承认了这帮人有如此做的权力，不过那时他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弗兰茨·卡夫卡，《审判》，关敏与刘杰海译。南京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p.2）

卡夫卡于1914年写下这本小说，然后在1924年去世。他从没有经历过纳粹统治，也没有目睹希特勒上台。但很多经历过20世纪30、40年代极权统治的人认为，特别是在小说《审判》中，卡夫卡像先知一样，揭示了法律制度能对个体做什么。在《审判》的开头，两个人来到一个人的卧室，把他逮捕了，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他犯了什么罪。

卡夫卡在小说里还做了一件事。他描绘了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令人压抑。K.去的房间里没有足够的空气呼吸。天花板太低了，K.不得不蜷缩着身子。所有事情都如此荒谬，你甚至不知道K.所经历的是现实还是他的臆想。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误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所有人都像“被层层谜团包裹的谜团”。

K走了进去，觉得自已进入了一间会议室。这个房间中等大小，有两扇窗户，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没有人注意到刚刚进来的是谁。天花板下方紧捱着一圈旁听席，同样是座无虚席，座位上的人站起来时不得不压低脑袋，饶是如此，后背还是会碰到天花板吊顶。K觉得里面闷得慌，又退了出去，对那个可能误解了自己的年轻女人说到：“我是要找一个细木工人，叫蓝迪的”。（弗兰茨·卡夫卡，《审判》，关敏与刘杰海译。南京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p.38）

K.被捕了，但没有被关进监狱。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他他犯了什么罪。他想去法院弄清原委，但没有丝毫进展。你感觉，他就像是在雪地里迈步，永远迈不动腿；又像是在兜圈子，永远没法向前。在小说末尾，两个人来到了K.的住处，K.似乎也在等待他们。两人架着他穿过街巷，来到了一处废弃的采石场。月夜下，K.孤自地面对着他们。他们持着刀，刺入了K.的心脏。“像一条狗！”K.说着，就这么死去了。

卡夫卡讨厌用这种“去人格化”的方式对待一个人。在真实世界中，他亲眼目睹了这种“去人格化”如何在剥夺工人权力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曾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当职员，这家公司负责处理工人们的保险赔偿款。受工伤的工人们会来找他，看看能拿到什么赔偿。

卡夫卡经常在作品中在探讨权力关系。他善于从个体角度出发刻画权力，这些个体大多是权力的受害者，处于权力的压迫之下。

约瑟夫·K.私下说：“他们温和地过来了。他们没有冲进大厅，把保险公司的墙砸个粉碎。他们手上抓着帽子，温和地走了过来”。他看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权力受害者往往非常温和，顺从地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力量，不反抗不挣扎，不动用自己的力量。

你可以在《审判》中看到这一点。K.不知何故接受了审判的概念，所作所为都按照这场审判的游戏规则来，即使这些游戏规则对他来说太过晦涩。规则背后是一套运转的体系，但体系中从未有人告诉过他规则。尽管如此，K.还想努力玩这场游戏。然而这场游戏自始至终就是不对等的，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胜出，没法以任何有力的方式自我辩护或赢得这场游戏。

约瑟夫·K..相信理性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官僚机构，而它们却辜负了他。他错将信任付于这些庞大的体制，却不知这社会根本没有理性的秩序，结局只有强者支配弱者。

在《审判》的开头章节，K.思考着刚刚的遭遇，心想：自己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法规治理着整个国家。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即使他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他就被捕了。这才是真正的荒谬之处，也是整部小说中他的切实处境。

这是一部叫人着迷、又相当恐怖的小说。对那些经历过20世纪30至40年代希特勒和斯大林极权统治的人们来说，小说中描绘的缺乏正义和透明度、权力机关残酷压迫个体的情形颇具预言性。

在《审判》中，卡夫卡向读者展现了极权下的恐怖经历。在极权统治下，我们孤自陷入绝境，被彻底击垮。书中那种无能为力的孤独感成为人类越来越普遍的情感体验，也正因此，一直以来卡夫卡不断引发着人们的共鸣。《审判》也让读者知道了什么是极权、生活在极权统治下是什么感觉。卡夫卡把这些呈现在我们眼前，我觉得这对我们所处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极其重要。

卡夫卡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预言并描述了行使国家权力的残酷、以及强大官僚机构的崛起可能带来的后果。国家官僚机构为什么会崛起？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工业化的推动或是社会研究等科学理论的发展吗？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卡夫卡笔下这种新的社会现象？

工业的普及、现代化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是构成现代社会几个关键因素。这些因素让社会效率提升，但这种效率在卡夫卡看来反而会损伤个体。马克斯·韦伯的弟弟、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当时正在布拉格讲学，主题便是官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官僚主义慢慢滋生，个体渐渐淹没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他们也描述了这些现象。

这些观点并非凭空而出，当时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只不过卡夫卡用精彩的小说形式将它们呈现了出来。在19世纪末期的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社区”和“社会”的区别。

在人口上，布拉格乃至整个欧洲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人离开农村小社区，来到了中心大城市。迁徙到城市的人们不仅远离了乡野和农务，也远离了熟悉的小社区。在原先的小社区里，人与人之间都很熟悉；而在大城市，他们的姓名却淹没在人群中。当时的德国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差异。我觉得这个差异也是卡夫卡意识到的，他很想在小说中展现这种差异。

人们阅读卡夫卡的原因一直没变。青少年觉得他很有意思、和他们很像，道出了他们的处境。青少年往往在很多方面已经是大人了，他们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却总是受阻挠。他们即使已经有成人意识，却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我觉得卡夫卡一次次地表达了人们在这种境况下的愿望——希望世界变得理性，希望能自由全面地生活。然而实际上，他们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也无法击败阻碍他们前进的权威。

卡夫卡不仅道出了青少年的心声，还道出了留有青春期记忆的成年人的心声。作为权力的剖析者和从小人物视角描绘国家权力的人，他也道出了少数群体面对多数群体、弱国面对强国时的心声。我觉得他一直在道出人们的心声，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他变得如此有名，因为二战让数千万人切身体会到极权的恶果。

1960年代，布拉格由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政府统治，卡夫卡的作品被列为禁书。人们开始偷偷阅读、传抄他的作品。人们用纸笔抄写他的小说，私下传阅。终于有一天，布拉格的民众决意起来反抗，跟入侵布拉格的苏联军队发生了正面冲突。这就是爆发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卡夫卡一直鼓舞着追求正义的人们，他道出的是每一个人的心声。

从20世纪50、60年代起，卡夫卡就对很多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一种卡夫卡式的风格。他的作品迅速得到了认可，被广泛模仿、改编。很快，人们发现这些作品很有场景感。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导演奥森·威尔斯基于《审判》拍了一部电影，其中还加入了纳粹德国和集中营的片段，将小说中的隐喻进行了明朗化的处理。他的作品被一次次地搬上舞台和银幕，因为他的小说呈现出了某种可塑的视觉效果，而这或许可以归结到他对意第绪语戏剧的热爱。

卡夫卡最后成了真正现象级的文学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名为《卡夫卡无处不在》，回忆了20世纪50年代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由此可见，卡夫卡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波西米亚式的小众艺术圈子来说多么重要。

卡夫卡用幽默的方式描绘了现代生活中人们与官僚机构的纠葛，精确地展现了普通人面对官僚系统时的窘境。就好比，你打电话协商什么事情，电话那头说，按某个键为您转接这个办公室，可电话最终还是打不通。再比如，你失业时不得不去填写冗长的失业登记表，面对着官僚主义的流程，却无计可施。“卡夫卡式的”作为一个形容词，甚至进入了现代语言库，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一个必备的词汇。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期节目中文版由爱丁堡大学博士潘杰旿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