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印度的中国人：逃不开的病毒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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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32岁的硅油生产厂技术员周顺宝在抖音和朋友圈各发了一段话：“疫情之下的印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恐慌与混乱，国家既没有崩溃，人民也没有慌张。留守的国人们都非常自律自爱。”

他还配上了背景音乐，《谁在意我流下的泪》。

他试图用这段话安抚亲朋，但即便是身处偏远的工业区，他依然能感受到疫情的严重程度。这些天来，只要风从市区方向吹来，焚尸的气味就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天空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灰黑色絮状物跟着落在工厂的地上。周顺宝睡不着，不得不借助印度当地镇静安神的药物来辅助入眠。

在印度的中国人和周顺宝一样，正在目睹和经历疫情的逐步失控。

焦虑每时每刻都存在，其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回国时间遥遥无期。

2021年2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布公告，对在印中国人归国的健康码要求做出规定：未感染的申请者需要提供双阴证明；有感染史的申请者则要提供肺部CT或X光结果的诊断证明、两次核酸检测阴性，隔离14天以及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和IgM抗体检测复查结果。

但多位受访者告诉全现在，尽管他们完全按要求完成了检测、隔离流程，仍然没有获得绿码。

工程师张浩清身在距离德里44公里的古尔冈，他告诉全现在，在过去的大半个月里，他周围没有任何人拿到过绿码。他曾赶往附近的医院做了肺部X光片和核酸检测——他的签证过期了，医院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他，他不得不伪造了一张，才得以检测。但这些结果也没能换到绿码和归国的机票，“在家隔离好，防护好，等待后续通知，”这是他和同事们得到的唯一回复。

林兰住在德里。印度第二轮疫情爆发以前，她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健身房、餐厅、电影院和商场都开着。聊到疫情，印度同事态度平和，“没关系，得了就得了，躺个两三天就好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兰也放松下来，今年2月，她还去西海岸的果阿邦玩了一个月。直到四月，宵禁和封锁政策突然公布，她才意识到不对劲。德里一夕之间变得冷清，街道上行人稀少。

没过几天，她和男友开始发烧、咳嗽。两人没去公立医院，而是去一家治疗不孕不育的私立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双双感染。林兰没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里感染——根据BBC报道，在4月中旬，当德里每天进行近10万次测试时，记录的每日病例数约为16000。

确诊后的生活变得单调。林兰大部分时间和男朋友居家隔离，随着病情发展，她开始觉得有些呼吸困难，每天除了吃药就是躺着休息。幸运的是大多数生活服务都没有停滞，他们还能在网上点到外卖，不至于断水断粮。

林兰属于轻症患者，接受治疗两周后病情就大幅好转，只是药物有些副作用，“前一阵子特别低落，感觉人生没有意义，整个世界都瘫痪了。最近两天又变得特别亢奋。”

但林兰的幸运无法复制。旅居在拉贾斯坦邦的申妮说，她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印度朋友，花了近3万卢比（相当于2600元人民币）才进了医院，但也只换得一张地铺——转为重症，进入ICU之后，他也不幸去世。在古尔冈，张浩清的一位台湾同事在某一天突然开始呕吐，“老板起初说扛一扛，扛一扛就过去了”，但这位年近50岁的同事被送去医院，两日之后就去世了。

后来，张浩清的另5位台湾同事离开印度时，将逝者的骨灰带了回去。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为周围的当地人而感到忧虑。不少当地人只戴着围巾和面巾，就算有口罩，也总是拉到鼻子下面，等警察来了，才会暂时掩盖口鼻。

张浩清觉得奇怪，“病毒是从鼻孔里面吸进去的，”他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向当地人解释，希望对方能用口罩遮住口鼻，但对方不理解，也不接受。

“你不知道印度人是怎么想的，”申妮说。上个礼拜，她和男友马怒坐车经过城市里的火葬场，民众围在火葬场附近，哭声此起彼伏地从墙内传出来，司机突然说，“原来是真的有病毒。”

到这一刻，申妮才明白了印度人松懈的原因。过去一年，她偶尔听司机和厨师谈起对新闻的看法——他们尽管从不会说新冠是个骗局，但谈到具体新闻，就会说“假的”、“是政府乱搞”。

“他们戴口罩，不是因为害怕病毒，而是因为害怕罚款，所以警察来了就戴上，警察走了就摘掉，”申妮说。她的司机和厨师都是穆斯林，因为总理莫迪信仰印度教，因而总对官方消息抱有强烈的警惕。

印度教徒也并没有更相信科学。和当地人打交道久了，申妮逐渐明白，对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和自己不一样。去年第一波疫情期间，一位和申妮关系不错的本地朋友当着她的面，打开了一瓶从恒河装来，放置了一年多的河水，倒一点在手上，以一种很虔诚的态度喝下去。

“这不干净吧，这是野外的生水，又放了很久，”申妮问。但对方回答，“恒河水就是干净的，这是我们课本里讲过的，恒河水可以净化脏东西。”

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自保的唯一途径就是“自闭”。工厂停工，张浩清就尽可能地减少外出，甚至觉得室外的空气和人一样可疑，连洗过的衣服都不会挂到室外晾晒——不过30摄氏度的热风吹进屋里，晒衫也不是大问题。他偶尔下楼买菜，就戴上一次性手套、两层口罩和护目镜，看到卖菜的商贩把口罩拉到下巴上，他就心里一紧，回去要把蔬菜多冲洗几遍。

 “在工厂里，我看到本地工人就会老远绕开，”古尔冈附近的技工段成钢说，即便是疫情严重，老板也没有宣布停工，他只能每天在工厂里与两位本地工人一起工作。如果对方有话想讲，他会假装听不懂，然后大声回绝。

在张浩清所在的工厂，最近又有两个大陆人、五六个台湾人感染病毒。

工厂里的聚集性感染并非特例。张浩清说，另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20多个到印度工作的中国员工里，有十七八个人感染。

“印度员工的工资不高，一个月只有相当于1000多人民币，他们害怕感染之后不能上班，没有钱赚，有时还会瞒报，”张浩清说，后来，工厂明确提出可以请病假、不扣工资，但为时已晚，老板不得不宣布在目前的原料做完之后暂时停产。

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承担停产和为员工支付病假工资的成本。同样在古尔冈，小工厂的技工段成钢不得不带病工作。

他所在的工厂，加上中国来的老板也只有6个人，其中3个印度员工。前段时间，一个印度工人确诊了新冠，老板要他别再来上班了。除此之外，一切照旧——没人在工厂做消毒，也没人要被动或主动隔离，剩下的4个员工仍然一起住在那间百来平房的房间里，段成钢时常感到孤立无援。

如今，�为了争取回国，周顺宝、张浩清和段成钢等一百多名同胞加入了一个微信群，联名给中国驻印大使写信，申请包机撤侨，目前联名人数已经将近400。5月10日，有群成员称收到回复：“有关撤侨事宜，请报案人以公司为单位将有关情况和建议意见上报国内公司总部逐级上报，同时抄报我馆，以便配合国内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问题对策。”

“其实国内人的风向评论对我们伤害才是最大的”，周顺宝说，在那条报平安的抖音下，他收到一条评论：“所以说你留在那挺好的，别到处说瑟瑟发抖，盼着国家接你回来，呆那就挺好”。4月27日，一个名为“军姐记录印度生活”的用户在抖音发布了一个标题为“印度疫情完全失控”的视频，下面有评论说：“求你了，千万别回来，我还想好好过五一”。“军姐”回：“好的，五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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