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突如其来的文明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文明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明来自希腊和罗马。但是希腊哲学家自己却时常说他们扎根在一个更加古老的源头。后来，回到欧洲的旅行家们报告了埃及的存在，以及那些宏伟庄严的金字塔（Pyramid），和有一半都被埋进沙里的神庙──它们被一个名叫斯芬克斯（Sphinx，狮身人面像）的巨石怪物守护着。
　　当拿破仑（Napoleon）于1799年到达埃及的时候，他带领他的学者们研究并试图解释这些古代奇迹。他的一位官员发现，在靠近罗塞塔（Rosetta）的地方有一块石板，是公元前196年刻立的，上面用古埃及象形文字雕刻了一个宣言。
　　对古代埃及文字和语言的解读，以及考古学的成就表明，早在希腊文明之前，埃及文明就有了很高的成就。资料记录，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古代埃及人就有了皇室和王朝，比古希腊文明早了整整两千年。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它进入了黄金时期。古希腊在它的面前与其说是起源者，不如说是后来者。
　　那么我们文明的起源是在埃及吗？
　　这貌似是一个较为合乎逻辑的结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古希腊的学者们的确描述过他们对埃及的拜访，但他们的知识来源却在另一个地方被找到。爱琴海（Aegean Sea）的前希腊文明──克里特岛（Crete Island）上的迈诺安（The Minoan）文化和迈锡尼（Mycenaean）文化──证明其集成的是近东文化，而不是埃及文化。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是一个早期文明通向真正希腊文明的主要通道，而非埃及。
　　值得注意的是，多里安人（Dorian）入侵希腊和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后入侵迦南（Canaan），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大约是公元前13世纪），学者们对不断增长的闪族（Semitic）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相同点而着迷。居鲁士·H·戈登（Cyrus.H.Gordon）在《被遗忘的文字》（Forgotten Scripts）和《迈诺安语言的证据》（Evidence for the Minoan Language）等书中，通过使用一个早期的克里特文字，称之为A线（A Linear），代表了一种闪族的语言，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的结论是：“希伯来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的模式充满不同寻常的相似。”他指出，很多岛屿名字，如克里特，在克里特语中是Ke-re-et，意为“筑有城墙的城市”；在希伯来文中，其意思同样如此，而且也有和闪族神话中克里特之王（King of Kereet）相对应的神话。
　　甚至古希腊的字母表，也就是拉丁文和我们现在的字母表的源头，也是来源于近东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自己曾写过，一个名叫卡德摩斯（Kadmus）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带给了他们字母表，其中包括了和希伯来字母表相同数目的字母，连顺序也一样。这是在特洛伊（Troy）战争到来时希腊唯一的字母表。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字母数目被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增加到了26个。
　　希腊和拉丁文，以这种方式成为了我们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通过对比各种名词与符号，甚至对比很久之前的近东字母表和很久之后的希腊和拉丁文，都可以轻松地证明它们源于近东。
　　当然，学者们意识到，在公元前1000年以来希腊与近东的接触，随着波斯（Persians）于公元前331年被马其顿（Macedonian）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击败而走向了终结。希腊文化记录了很多关于这些波斯人以及他们土地的资料（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根据他们国王的名字来判断 ──居鲁士（Cyrus）、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es）──以及他们女神的名字，都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学者们现在相信了他们是来自接近里海（caspian）的某个地方的雅利安人（Aryan）的一部分。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最后，他们向西到达了小亚细亚（Asia Minor），向东到达了印度，向南到达了《旧约》中提到的“米底人（Medes）和帕西人（Parsees）的领地”。
　　并不是都这么简单。比如居鲁士，被认为是“耶和华的受膏者（Anointed of Yahweh）”──这是希伯来神和一个非希伯来人之间的奇怪关系。《以斯拉书》（Book of Ezra）中说，居鲁士收到了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重建神庙的任务，便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开始了行动。他称耶和华为“天堂的神”。
　　居鲁士以及他那个王朝的其他国王自称为阿契美尼德人（Achaemenids）──在由王朝创建者传承Hacham-anish这个头衔之后。这可不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头衔，但在闪族语系里却是完美的，因为这是“英明的人”（Wise man）的意思。大体上，学者们忽略了去检查耶和华与阿契美尼德女神口中的“英明的主”（Wise Lord）的诸多共同点。后者被画在了大流士的皇族印章上，可以看到，他呆在一个长翅膀的球中，并在空中盘旋。
　　古代波斯文明的根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在那些古代奇迹里出现的文字形符号，在一开始只被认为是装饰用的设计图案。英伯格·凯普费尔（Engelbert Kampfer），于1686年造访了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他描述这些图案时称其为楔形（Cuneates），从此，这些图案就被称作楔形文字。
　　当人们努力地破译这些古代文字的时候，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这些文字跟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高地上出土的人造物品与碑刻上的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出于对这些琐碎发现的兴趣，保罗·艾米利·博塔（Paul Emile Botta）在1843年进行了第一次有目的性的挖掘行动。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选择了一个地点，靠近现在的摩苏尔（Mosul），今天叫做豪尔萨巴德（Jorsabad）。很快博塔就根据楔形文字命名该地方为杜莎鲁金（Dur Sharru Kin）。这是闪族文字，是希伯来文的近亲语言，意思是“正直国王的筑有城墙的城市”。我们的教材和文件上称这个国王是萨尔贡二世（king Sargon II）。
　　这位亚述国王的都城中心是一座宏伟的皇家宫殿，宫殿墙上刻满了精美的浮雕。如果将它们首尾相连，长度超过了一英里。对于整个城市甚至是宏伟的皇家庭院而言，被称为西古纳特（Ziggurat）的金字形神塔更是显得居高临下，它呈阶梯形，顶部有神殿，是修来供神灵使用的通往天国的阶梯。
　　城市的布局以及那些浮雕描绘着一种宏伟的生活规模。宫殿，神庙，房屋，马厩，仓库，高墙，城门，圆柱，饰物，雕塑，艺术品，高塔，防御墙，露台，花园──所有这一切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竣工。乔治·康特纳（Georges Contenau）在《巴比伦和亚述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Babylone et en Assyrie）中说：“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潜力的帝国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做到如此之多。”是的，哪怕是在3000年前。
　　英国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Austen Henry Layard），将他的位置选在了相对豪尔莎巴德来说更远的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方10英里左右。当地人叫那里为库云吉克（Kuyunjik），那里，曾经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
　　《圣经》中的名字和事件开始进入现实了。尼尼微是亚述帝国最后三个伟大帝王的皇家都城：西拿基利（Sennacherib）、伊撒哈顿（Esarhaddon）、亚述巴尼波（Ashurbanipal）。在《旧约》里，《列王纪》（Kings）是这么讲的：“现在，在希西家王的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太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当上帝的天使惩击他的军队时，“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西拿基利和亚述巴尼波建造的尼尼微的宫殿、神庙以及工艺品，都超越了萨尔贡。伊撒哈顿的宫殿遗址被认为是不能被挖掘的，因为现在那里有座穆斯林（Muslim）的清真寺，而且据说下面埋葬了先知约拿（Jonas），后者被鲸鱼吞食了，因为他拒绝将耶和华的口信带去尼尼微。
　　莱亚德曾研读过古希腊的文献，其中一段说一名亚历山大军队里的官员，看见了“一个有很多金字塔和古代城市遗迹的地方”，一个在亚历山大时代就被埋葬的城市！当然，莱亚德随即就去把它挖了出来，经证明，那里是尼姆鲁德（Nimrud），亚述的军事中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撒缦以色二世（Shalmaneser II）建立了一个方尖塔来记录他的战功。该塔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塔上的表单显示了在众多国王之中被迫缴纳贡品的那一个，“耶胡（Jehu），暗利（Omri）之子，以色列之王。”
　　再一次，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文献和《圣经》上的内容不谋而合！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圣经》中的记载，这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亚述学家们再一次回到了《创世纪》的第十章。宁录（Nimrod），尼尼微的创建者，“在耶和华荣光下的威武的猎人”──那个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的创始人被如此形容。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Babel），以力（Erech），
　　　　　　亚甲（Accad），甲尼（Calneh），都在示拿（Shinar）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Rehoboth），迦拉（Calah），
　　　　　　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鲜（Resen），这就是那大城。”
　　
　　那里确实有个土堆，当地人叫它迦拉，在尼尼微和尼姆鲁德（Nimrud）之间。在1903到1914年，由W·安德雷（W.Andrae）带领的队伍挖掘了这个区域，他们发现了亚述的遗迹，那里是亚述的宗教中心，也是它最早的都城。所有在《圣经》中提到过的亚述城市，只有利鲜还没有被找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马的笼头”，也许它是亚述皇家马厩的地点。
　　与亚述重见天日同时发生的，是由R·考得威（R.Koldewey）带领的队伍完成的巴比伦──《圣经》中的巴别──的挖掘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地方，内有宫殿、神庙、空中花园，和不可缺少的金字塔庙。短时间内，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将这两个强盛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公诸于世：巴比伦和亚述，一个雄霸南部，一个伫立北方。
　　强盛和衰落，战争与和平，它们构成了一个1500年的高度文明。它们都在公元前1900年兴起，亚述和尼尼微最后都被巴比伦灭亡，一个是在公元前614年，一个是在公元前612年。正如《圣经》里的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巴比伦自己也有一个不光彩的终结，那就是，它在公元前 539年被居鲁士占领，后者开启了他的波斯第一王朝：阿契美尼德帝国。
　　虽然亚述与巴比伦在整个历史中互为对手，相互竞争，但它们的文化和使用的材料却并没有什么较大的差别。即使亚述人称呼他们的主神为阿舒尔（Ashur），而在巴比伦则称呼其主神为马杜克（Marduk），但他们的万神殿（pantheons）实际上却是很相似的。
　　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收集了一些出土于亚述和巴比伦的贵重古董，像是礼仪用的大门，带翅膀的公牛，精细制作的浅浮雕，以及战车、工具、器皿、珠宝、雕像，和其他一些用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材料制作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宝藏其实是这些王国的文字记录：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成千上万的铭文，其中包括了有关宇宙的神话，史诗，国王庙记录，商业合同，婚姻和离婚记录，天文表，星座占卜，数学公式，地理表单，语法和词汇教科书，以及对他们来说较为重要的神的名字，氏族，称号，事迹，能力和职责。
　　联系亚述与巴比伦文化、历史和宗教的共同语言是阿卡德语（Akkadian），这是第一个被得知的闪族语系，与希伯来语、亚拉姆语（aramaic）、腓尼基语、迦南语相似，但又出现得更早。但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并没有创造这种语言或是字体；的确，很多出土的碑刻上都有注明，他们是从另一个更古老的源头那里学到这门语言的。
　　那么，是谁发明了楔形文字这门语法周密、词汇丰富的语言的？那个更早的源头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称其为阿卡德语？
　　让我们再一次注意《创世纪》的内容：“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这里，亚甲，阿卡（Accad，Akkad）──难道在巴比伦和尼尼微之前真有这样一个都城吗？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挖掘工作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曾经，确实有一个名叫亚甲的王国，由一个更早的统治者建立，并自称是舍鲁金（Sharrukin）。他在他的写作中声称，在恩利尔神（Enlil）的荣光下，他的帝国疆域从下海（波斯湾）一直延展到上海（被认为是地中海），他自夸在亚甲的码头上停满了从各个遥远地区驶来的船只。
　　学者们对此充满敬畏：他们遇见了一个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建立起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从亚述萨尔贡王到亚甲的萨尔贡王之间有一个2000多年的跨度。从挖掘出来的文物来看，涉及到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商业和通讯等各个领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成熟的帝国，而且早在巴比伦和亚述之前。此外，它显然还是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教授和源头，巴比伦和亚述仅仅是亚甲文明这个树干上的枝条而已。
　　如此，一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谜被进一步加深了。幸而，记载着亚甲萨尔贡王功绩和族谱的文献被及时发现了。当中所陈述的内容提到了他的称号：“亚甲之王，基什之王”（King of Akkad,King of Kish）。其中解释说他在继任亚甲的王座之前，是基什统治者们的顾问。就是这个地方，学者们开始了自问：会不会还有一个甚至更早的文明，在亚甲之前，被称为基什？
　　再一次，《圣经》经文获得了重大意义。
　　
　　　　　　库什（Kush）生宁录，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
　　
　　许多学者都猜测亚甲的萨尔贡王是圣经中所说的宁录。如果将“基什”读成《圣经》中的“库什”，那似乎宁录之前的确是基什。学者们于是开始照字面逐字逐句地解读文献：“他击败了乌鲁克（Uruk），并击毁了它的墙……他是与乌尔人（Ur）之战的胜利者……他击败了整个像海一样大的拉格什（Lagash）。”
　　《圣经》中的以力是不是正是萨尔贡笔下的乌鲁克呢？随着现在被叫作瓦尔卡（Warka）的遗址的出土，我们知道的确如此。而且萨尔贡所提到的乌尔指的不是别的，正好是《圣经》里所说的乌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亚伯拉罕（Abraham）的出生地。
　　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圣经》上的记载，还可以肯定，甚至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仍然有着王国、城市和文明。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第一个文明国度需要回溯多远？
　　解开这个难题的是另一种语言。
　　学者们很快承认，不仅仅是希伯来语中的名字具有含义，《圣经》中也是一样。这贯穿于整个古代近东。亚甲、巴比伦、亚述的所有人名地名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但是在亚甲的萨尔贡王之前的国王名字可没有这样的属性。
　　亨利·罗林森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指出，很多名字既不属于闪族语系又不属于印欧语系；的确，“它们似乎属于某种未知的语言或人种。”但如果名字真有内在的意思，那么，那种能够解释这种意思的语言又是什么呢？
　　学者们重新审视了阿卡德文字。基本上，阿卡德楔形文字是由音节构成的：每个标志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音节。但是那些文字却又大量地应用了很多不表音节却直接表达意思的词汇，比如“神”、“城市”、“国家”或者“生命”、“高兴”。对这种奇特现象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符号是一个更早期的象形文字的写作方法的遗留物。那么，在阿卡德语之前，肯定有另外一个类似于埃及圣书体（Hieroglyphs）的书写方法。
　　很快，有一种显然是更早的语言，而且不仅仅是书写方式，被牵涉了进来。学者们发现，很多阿卡德文献和记录中都使用了大量的外来词──从另一门语言借用的词汇（这种方式就像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要从英文中借取“周末”［weekend］一词）。这在科学和技术术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在与神及天堂打交道的事情里显得同样醒目。
　　在阿卡德文献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一座由亚述巴尼波修建于尼尼微的图书馆的废墟，莱亚德和他的同事在那里运出了25000多条碑刻，其中许多都是由当时的文士所写，作为“古昔测试”（OLDEN TEST）的副本。一组二十三个的碑刻在结尾处有这样的标注：“第二十三支碑刻：苏美（Shumer）的语言没有改变。”另一个碑刻上有亚述巴尼波本人写下的让人费解的标注：
　　
　　　　“文士之神授予了我他的艺术和知识作为礼物。
　　　　我被传授了写作的秘密。
　　　　我甚至能够读懂来自苏美尔的碑刻；
　　　　我明白石头里的神秘文字，它们雕刻于大洪水之前。”
　　
　　亚述巴尼波自称能读懂苏美尔文，还说能看懂大洪水之前记录下来的文字，但这一事实只会增加这个谜团。在1869年1月，朱尔斯•奥波特（Jules Oppert）向法国货币学及考古学界提出，他已经认识到有一个前阿卡德（pre-Akkadian）语言和人类的存在。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统治者通过使用“苏美尔及亚甲的王（King of Sumer and Akkad）”来宣告自己的正统性，他建议将那些人叫做“苏美尔人”（Sumerians），并将他们的土地叫做“苏美尔”（Sumer）。
　　除了读名字时发错了音──它应该是苏美（Shumer），而不是苏美尔（Sumer）──奥波特都是对的。苏美尔不是一个神秘的、遥远的土地，而是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名字，就像《创世纪》中所清楚地标注的一样：巴比伦、亚甲、以力的皇城“都在示拿地”。而示拿地是《圣经》里对苏美尔（苏美）的称呼。
　　一旦学者们接受这些论断，道路就豁然开朗了。与“古昔测试”相关的阿卡德文变得充满了意义，而且学者们很快便承认，那些写有大量文字的碑刻，实际上是阿卡德-苏美尔字词典，是亚述和巴比伦为了方便学习他们的第一个语言，即苏美尔语所准备的。
　　如果没有这些很久之前的字典，那我们离阅读苏美尔文将还差得很远。在它们的帮助下，一个庞大的文学和文化宝藏向我们敞开大门。还有一点也变得清楚了，就是苏美尔文中那些早期象形文字，从在石头上竖排刻写变成了横着书写。后来，在软泥做成的碑刻上用楔形风格的文字写作，逐渐被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其他一些古代近东国家的人们接受。
　　对苏美尔语言和文字的解读，使人们认识到了苏美尔人和他们的文化是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成就的源头，这促使学者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展开考古搜查。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第一个主要的针对苏美尔人的挖掘任务开始于1877年，由法国考古学家组织；从这个单一地点中发掘出的文物之多，以至于其他人在这里继续挖掘到1933年都没有完成。
　　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泰洛赫（Telloh），这里被证明是一个早期的苏美尔城市，并且是一个皇家城市，也就是亚甲的萨尔贡所自吹自擂的拉格什。其统治者使用了和萨尔贡相同的称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是苏美尔语言：EN.SI（意为“正直的统治者”）。他们的王朝始于大约公元前2900年，并且持续了接近650年。在这段时间里，四十三个“正直的统治者”当政，他们的名字，族谱，以及执政的年份都被整齐地记录在案。
　　这些文献向我们透露了许多信息。他们向神的祈求语，如“让稻谷发芽生长带来丰收……让浇过水的植物长出粮食”，是农业和灌溉的很好证据。一个刻字的杯子这样来表示女神的荣耀： “谷仓的守护人”，这无疑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粮食是测算过并贮存起来的，也可能用于贸易。一个名叫安纳吐姆（Eanatum）的“正直的统治者”，在一块泥砖上留下了一段话，很清楚地表明这些统治者只要获得了诸神的批准，就可以继任王座。他同样也记录了对其他城市的征服，这暗示我们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时候，苏美尔就已经有了很多城市。
　　安纳吐姆的继承人恩铁美那（Entemene）写道，曾修建过一座神庙并饰之以黄金。那里不仅建了花园，还修了一些很大的砖口井。他还自豪地描述，他们筑造了一个带有瞭望塔和各种设施的要塞，专门用于看管入坞的船只。
　　古蒂亚（Gudea）是拉格什相对出名的统治者之一。他拥有大量由他自己制作的小塑像，全都用来表示他在诸神面前的祈祷和奉献。这可不是装出来的：古蒂亚确实是把自己奉献给了对宁吉尔苏（Ningirsu）的敬仰，那是他们最重要的神，并且建造和重建了许多神庙。
　　他的许多文献都表明，为了寻找精美的建筑材料，他从非洲及阿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旧称）获得了黄金，从托罗斯山脉获得了白银与铜，从黎巴嫩获得了杉木，从亚拉腊山获得了其他木料，从埃及获得了闪长岩，从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玛瑙，还有从其他一些学者们尚未考证过的地方获得的其他材料。
　　当摩西（Moses）在沙漠中为上帝修建“居所”（Residence）的时候，他依照了上帝向他提供的设计。当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神庙的时候，他先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智慧”。先知以西结（Ezekiel）通过一种“神圣的视觉”（in a Godly vision），从一个用青铜色的手握着淡黄色绳子和测量杆的人那里，得到了修建第二个神庙的详细计划。乌尔南模（Ur-Nammu），乌尔的统治者，在几千年之前描述说，他的神命令他为其修建一所神庙，不仅给了他一个很实用的操作指南，还让他拿着一个测量杆和包金箔的绳子来工作。
　　在摩西之前两百年，古蒂亚也做过同样的事。他将其记录在一个很长的文献当中。那栋需要他完成的建筑物，通过某种“神圣的视觉”传递给了他。“一个发光的人，照耀得就像天堂，”在他旁边“是神的鸟”，“指挥我修建他的神庙。”这个“人”，“从他头上的冠冕来看显然就是神”，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宁吉尔苏的神。和他一起的是一位女神，“拿着讨人喜爱的天堂之星的碎片”；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神圣的尖笔”，她告诉古蒂亚“这是她喜爱的星球。”第三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手上拿着一个宝石的碎片，“修建神庙的计划就在那里面。”有一个古蒂亚的雕塑，表现的是他坐着，而这个碎片放在他的膝盖上；在这个碎片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神的画。
　　虽然有那样的智慧，古蒂亚还是觉得这些建筑的设计匪夷所思，便向一位能够翻译神的信息的女神求教。她向他解释了这些建筑的设计，尺寸，以及需要使用的材料的大小。之后古蒂亚雇佣了一个男性“占卜师，决策者”（diviner，maker of decisions）和一个女性“秘密寻觅者”（searcher of secret）来选址，定在了这个城市的郊外，也就是神所希望的建造地点。接着他又派遣了21.6万个人来进行这个建筑工程。
　　古蒂亚的疑惑是很可以被理解的，因为简单的“平面图”似乎没有给他一切必要的信息，以便建立一个复杂的、共有七层高的塔庙。A·比勒贝克(A.Billerbeck)著于1900年的《东方老人》（Der Alte Orient），已经至少部分破解了神的建筑设计。古代的图画，哪怕是在一个破碎的雕像上，都可以提供一小部分的平面图。在七个不同的雕刻上，绘有这个七层神庙的整个的建筑设计方案。
　　有人说过，是战争刺激着人类进行科技和材料的突破。在古苏美尔，似乎是神庙建筑事业，刺激着他们的人民和统治者不断掌握新的科技。要成功完成这些建筑的前提，是要准备一个很好的建筑计划，组织并供养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轧平或抬高地面，浇筑砖块，搬运巨石，从远方取运稀有金属和其他材料，浇铸金属，制造器皿和饰物。很明显地，这些事业显示出，这个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高度文明已经进入了黄金时期。
　　但这仅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此外，写作的发明和发展，是不能没有一个高度的文明作为支撑的。苏美尔人也应该是发明过印刷术的，比约翰·古藤堡（Johann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早了上千年的时间。苏美尔的文士们运用已经做成各种不同象形符号的模子，就像我们用印章一样在湿土上印下文字。
　　他们还发明了先进的旋转式印刷机── 圆柱印章法（the cylinder seal）。他们使用了极为坚硬的石头，在一个小型圆柱体背面雕刻好信息或者图画，然后当印章上裹满湿土的时候，会在泥上印出一个明显的印记。这样还可以保证文档的真实性：一个新的文档能够马上就被印刷出来与之进行比较。
　　许多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字记录，并不仅仅与神及宗教有着必然联系，而是同时与诸如记录作物、测量田地和计算价格等日常工作相关。确实，没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能在缺少一个先进的数学系统的情况下存在。
　　在苏美尔体系中，它被称为六十进制（sexagesimal），结合了所谓的世俗的10以及“天上的”6，从而获得基数60。这个系统在某些方面还要优于我们现在的系统；无论怎么说，它都要优于后来的希腊和罗马数学系统。它让苏美尔人能够在数百万的数目中进行除法和乘法，这大为提高了他们计算数字的能力。这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数学系统，还给了我们一个“空间（SPACE）”概念：比如，在十进制系统中，2可能变成2或者20或者200，这取决于它的数位；在苏美尔人六十进制系统中，2则可能变成2或者120（2×60）。其它以此类推。
　　360度的圆圈，1英尺和12英寸，以及将“十”作为一个单位，仅仅是残留的苏美尔数学体系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几个例子。同时他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以及日历的创作，就像他们的数学一样，都将在未来得到更为密切的研究。
　　如同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我们的书籍，法院和税收记录，商业合同，结婚协议等──用纸笔来记录和规范一样，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用泥土来规范。神庙、法庭和贸易所，都有自己的文职人员用他们的方法来记录那些协议、信件、计算价格，乃至于工资、土地大小和某个工程所需要的建材。
　　粘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用于制造日用器皿和存储箱，以及运送货物的工具。同样，它们也被用于泥砖的制作──苏美尔人的又一个“第一次”。它使得人民的房屋，国王的宫殿，以及神祇的庙宇建设成为了可能。
　　苏美尔人有两个技术上的突破，依靠它们，可以使所有粘土产品都既轻巧又坚固：加强筋（reinforcing）和窑烧。现代建筑师知道加强筋确实是一种极为坚固的建材，是将水泥浇到带有铁棒的模型里制成的；很久以前，苏美尔人用削切好的芦苇或稻草，把他们的泥砖变得异常坚固。他们同样知道可以通过在窑里烘烤而使泥制品富有韧性和持久性。因为这些技术的突破，世界上第一座高楼和拱门出现了，就像极具耐久性的陶器制品一样。窑，一个可控制温度的高温火炉的发明，促成了另一项技术的突破：金属时代。
　　可以推测，人类发现了他们可以将“软石”（soft stone）──那些显露在地表的金、银、铜的化合物──打造成有用或者讨人喜欢的形状。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的某一个时候，第一个经敲打成型的金属人造物品，在扎格罗斯和托罗斯的高地上被发现。然而，当R·J·福布斯（R.J.Forbes）《旧世界的冶金发源地》（The Birthplace of Old Woeld Metallurgy）一书中指出：“在古代近东，由本地供给的铜很快就被用尽了，所以矿工们只好把挖掘对象转移到了矿石上。”这就需要寻找、挖取并碾碎矿石和提取矿物的知识和能力。没有先进的科技和窑形处理炉（kiln-type furnaces），是不可能明白和完成这个过程的。
　　冶金艺术很快体现在了将其他金属与铜混合以铸成合金的能力上，并成功地铸造出了新的金属品种，它具有可塑性，又坚固，还带有柔韧性。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铜。新的时代到来了：青铜时代。我们世界的第一个金属时代。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现代文明带来的贡献。许多古代的贸易都是金属贸易；这也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银行业和世界上的第一种钱币──银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多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所说的金属与合金品种的发现，以及大量的技术术语都再一次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冶金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有一段时间，这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学者，因为苏美尔是很缺乏金属矿产的，但是冶金学却又如此明显地发源于此。
　　答案是能源。熔炼，精炼，混合金属，以及铸造，都少不了足够支撑窑、坩埚和熔炉燃烧的能源。美索不达米亚也许是缺少金属矿产，但却有着大量的能源矿产，所以金属矿是被运送到这些能源矿区来的。就像很多文献中所说的那样，金属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输过来的。促使美索不达米亚登上技术巅峰的能源是沥青和柏油。美索不达米亚有很多这些裸露在地表上的自然界的石油成品。福布斯表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表上有着古代世界最主要的能源，在时间轴上，向上，它们来自很早以前，向下，则一直通向罗马时代。他的研究结论显示，苏美尔对这些石油成品的应用技术，始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确，苏美尔时代对这些物品的知识和属性的掌握，比以后的很多文明都要强得多。
　　苏美尔将这些石油成品应用得十分广泛，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能源，也用于修路。这种建材能防水、填补漏洞、上漆，作为黏合剂，也很好成形。考古学家在对古代乌尔的搜寻中发现，它被埋葬在一个被当地阿拉伯人（Arabia）称作“沥青堆”（Mount of Bitumen）的土堆下。福布斯认为，苏美尔语言中的术语衍生出了很多变种的词汇，并散部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确实，在阿卡德语、希伯来语、埃及语、科普特语（Coptic）、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中，对应沥青和石油成品的词汇，都可以很明显地回溯为其在苏美尔语中的词汇。例如，石油（petroleum）的最常见的词汇：naphta，是由napatu（意思是突然燃烧的石头）转变而来的。
　　当然，苏美尔人对石油成品的应用，也是基于较为先进的化学技术的。我们能够断定苏美尔人拥有很高程度的知识水平，不仅仅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颜料和油漆，以及玻璃制造，还因为他们能用宝石制作出惊人的工艺品。
　　沥青还被苏美尔人用于制药，使其在另一个领域里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被发现的数百个阿卡德文献中，都广泛使用了苏美尔语中的医疗术语和用语。这表明苏美尔是美索不达米亚制药业的发源地。
　　位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的图书馆里，有一个专门的药学部，其中的书籍被分成了三大类：疗法，外科手术，支配与符咒。早期的法规还规定了如果手术成功了，需要支付给医生的费用，或者是手术一旦失败，医生需要接受的惩罚：一个外科医生用一把柳叶刀为病人的太阳穴开刀，这时如果发生意外导致病人失去眼睛的话，那他也必须失去这只手。
　　一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坟墓里出土的骨骸，很明显地曾经接受过脑部手术。一个部分破损的医疗文段，提到要切除“盖在人眼睛上的阴影”，这多半是指白内障；另一个文段提到了对切割器（cutting instrument）的应用，如果“病魔侵入了骨头，你需要刮以及移走它。”
　　苏美尔时代的病人可以在A.ZU（意为“水医生”）和 IA.ZU（意为“油医生”）里面进行选择。一个出土于乌尔的碑刻，拥有接近5000年的历史，称一名药师为“露露医生”（Lulu，the docter）。不仅如此，那时还有兽医，被认为不是“牛医”就是“驴医”。在格拉什找到的一个相当古老的圆柱印章上，描绘了一对手术镊子，属于乌努格尔 -蒂纳医生（Urlugale-dina,the doctor）。这个印章同时还描绘了一条在树上的蛇──当时的医学符号。还有许多描述助产人员，用某种器具切断初生儿脐带的画面。
　　苏美尔的医学文献涉及了诊断以及处方。毫无疑问，苏美尔医生治病从不求助于魔法或是巫术。他们建议清理和清洗，并在热水和矿物质溶剂中浸泡；应用蔬菜的提取物，并在石油化合物中摩擦。药品是用植物和矿物质化合物制成的，针对其应用还配之适当的液体或溶剂；如果是口服，则把药粉放进果酒、啤酒或者蜂蜜里；如果是“倒进直肠”──就像调配灌肠剂──它们将被放进植物或者蔬菜油里。酒精，是一种在外科手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质，也是许多药品的基本成分。它通过阿拉伯语的 kohi演变成我们的词汇，最初则是来源于阿卡德语的kuhlu。
　　出土的肝脏模型表示，医学是在医学学校里运用很多由粘土制作的人体器官来进行教学的。解剖学当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宗教仪式中的说法，是解剖被献祭的动物。唯一的不同是工作对象变成了人类。许多印章与碑刻上都描述过，人躺在一个类似于手术台的东西上面，周围是一些神或人的团队。我们从一些史诗和英雄传记中可以得知，苏美尔人和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继承者都致力于思考生命、疾病和死亡。就像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以力之王，寻找“生命之树”和某种矿石来永葆青春。也有提到他们曾经努力地复活死人，特别是当对象正好是神的时候：
　　
　　　　　　“在尸体之上，吊着杆子，
　　　　　　他们指挥着脉搏与光辉，
　　　　　　六十次的生命之水，
　　　　　　六十次的生命之食物，
　　　　　　他们将其洒下；
　　　　　　接着，伊南娜（Inanna）被唤醒了。”
　　
　　是不是存在一些超现代化的、就连我们都只能猜测的方法，被他们运用在重生的尝试中？他们已经可以将对放射性原料的认识应用在治疗疾病上。一个描绘着在密封汽缸上进行现场医疗行动的印章，被证明是在苏美尔文明一开始时就制作成的：一个人躺在一张特殊的床上，他的脸用一个面具遮盖保护着，进行着某种放射性活动。
　　苏美尔最早的一个物质成就，或许是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革命所使用的纺织机，被认为是在18世纪60年代进入英国的。当时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都愿意通过纺织业来踏出产业化的第一步。有证据显示，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十八世纪，还存在于人类的第一个伟大文明里。在农业到来之前，人类不可能制造出有机织物，因为没有亚麻的提供；在动物驯化之前也一样，因为没有毛绒产品的供给。格瑞斯·M·克劳夫（Grace.M.Crowfoot），著有《纺织业，远古的筐篓和席垫》（Textiles，Basketry and Mats in Antiquity）一书，他与学院派的观点达成共识，认为纺织业于大约公元前3800年时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苏美尔闻名于古代不仅是因为它的有机织物，还因为它生产的衣服。《约书亚书》（the Book of Joshua）记录道：“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哪怕结果可能是死亡。由此可见示拿（苏美尔）的衣服是多么的美好，以至于人们甚至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得到它。
　　在苏美尔时代就已经有了大量的专业术语，用于表达制衣所需的道具或工具。最基本的成衣被称作TUG。被称作TUG.TU.SHE的衣服，在苏美尔语里的意思是“完全破损的衣服”。
　　古代文献里的描述不仅显示出当时的服装具有惊人的多样性，而且还十分雅致。这种高雅的品味在衣服、发型、头饰和珠宝中流行。
　　苏美尔人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他们的农业。在一个只有季节性雨水的土地上，河水被引流至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中，并全年向庄稼供水。
　　美索不达米亚──这片河流之间的土地，在古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食品篮子。杏树，在西班牙语中是damasco（即大马士革树，Damascus tree），拉丁语中叫作armeniaca，是由阿卡德语中的armanu演化而来的。樱桃，希腊语中的armanu，德语中的kirsche，都是源于阿卡德语中的karshu。这些证据表明，很多蔬菜和水果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达欧洲的。许多独特的种子和香料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藏红花（saffron）来自阿卡德语azupiranu ，番红花（crocus）是kurkanu（之间通过了希腊语krokos），小茴香（cumin）是kamanu ，牛膝草（hyssop）是zupu ，没药（myrrh）是murru ……这份名单太长了。在很多时候，希腊成为了这些产品及词汇去往欧洲的桥梁。洋葱，扁豆，豆角，黄瓜，白菜和莴苣等蔬菜都属于苏美尔人的饮食。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为了准备食物而大量使用的各种方法，当然，还有他们的厨艺。图片和文献都证实了苏美尔人掌握了将谷物转化成面粉的知识，并将面粉做成发酵或者未发酵的面包、麦片粥、甜点、蛋糕和烤饼。大麦也通过发酵来酿造啤酒，在那些文献里，我们能够找到对“手工酿造”啤酒的记载。果酒一般是使用葡萄和枣椰来酿制的。牛，绵羊（sheep），山羊（goats），都是很好的奶源。奶在当时被用作饮料，还可以制成酸奶、黄油、奶油和奶酪。鱼类是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羊肉是现成的，还有猪肉，在苏美尔人眼里，往往大的牲畜都被认为是真正的美味。鹅和鸭则可能是供奉在神的餐桌上的。
　　显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高明的烹调技术，是在神庙活动和供奉神祇的活动中渐渐成熟的。有一段文献表明了他们向神所提供的：“大麦面包……小麦面包…… 蜂蜜奶油糊……椰枣，糕点……啤酒，葡萄酒，牛奶……奶油雪松汁液”。烤肉是和献祭的酒一起提供的，也就是“一流的啤酒，葡萄酒，牛奶”。按照这个严格的食谱，还要准备一头精心宰割过的公牛，和“最好的面粉……将生面团放进水、顶级啤酒、葡萄酒里”，并与动物油，“植物之心制作的芳香剂”、坚果、麦芽和香料搅匀。“乌尔克（Uruk）之神每天的祭品”要求要有五种不同的饮料佐餐，并指定这是“厨房里的领班”和“在揉面槽前工作的厨师长”所需要做的。
　　当我们在读到一首赞美食物的诗歌之时，我们对苏美尔人的烹饪艺术的赞美也油然而生。是啊，一个人在看见一个上千年的食谱的时候能说些什么呢？且看这首名为coq au vin的古诗：
　　
　　　　　　在喝的酒里，
　　　　　　在香的水里，
　　　　　　在油膏的汁里，
　　　　　　这只鸟已经煮熟了，
　　　　　　已经吃掉了。
　　
　　一个兴旺的经济社会，一个带有如此多的“企业”和货物的社会，是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运输体系的。苏美尔人用他们那两条伟大的河流和人工修建的运河网络，通过水运来运输人员、货物和牛。在一些最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见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船。
　　从很多早期文献里，我们得知苏美尔人也从事于远海航海活动，用大量的船只组成船队，去往遥远的岛屿和陆地，以寻找他们需要的金属、木料、石头和其他一些苏美尔本地并无出产的原材料。一本阿卡德的苏美尔语字典出土了，其中有105个关于航海相关的术语，涉及到尺寸、大小、目的地和出航任务（比如运货，传信，或者进行宗教祭神的任务）；还有69个与船只建设相关的苏美尔词汇被演变成了阿卡德语。只有当他们拥有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航海传统，才有可能产生如此多的船只和技术术语。
　　因为有横跨大陆的运输，轮子是在苏美尔被首次应用的。它的发明和使用为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交通工具，比如，从运货马拉车一直到敞篷双轮战车，并且给予了苏美尔人第一个使用“牛力”和“马力”的运动项目。
　　在1956年，塞缪尔·N·克莱默（Samuel N.Kramer）教授，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苏美尔学家之一，审查了于苏美尔地区发掘出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了第一所学校，第一个两院制的国会，第一个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部农历，第一门宇宙学，第一个约伯（Job），第一句谚语、俗语，第一场文学界的辩论，第一所图书馆的目录，第一个人类的英雄时代，第一部法律法规，第一次社会改革，和第一次寻求世界和平与和谐。这都是毫不夸张的。
　　人类第一所学校是苏美尔人创造并发展写作的直接产物，有证据（学校遗址和考试练习用的碑刻及石板）表明，苏美尔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存在着系统性的正规教育。他们有上千名文士，从初级水平到高级水平，从皇家文士与寺庙文士到在“办公室”里承担职务的文官。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学校担任老师，我们至今都能在学校里朗诵他们写作的论文，得知他们的办学宗旨和目标，以及课程与教学方法。
　　学校不仅仅是个教人说话和写作的地方，同时还教授当时的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数学和神学。过去的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学习与备份，同时也创作出新的作品。
　　学校由被称作ummia 的“专家级教授”带领，他的职责除了做一名决策者，承担苏美尔文化负责人的责任，还要做一个“鞭打者”。
　　显然，教学过程是严厉的。一个学校学员在泥板上记录了他因为逃课，因为不够整洁，因为四处闲逛，因为没有保持沉默，因为调皮捣蛋，甚至是因为没有整齐的笔迹，而遭受了可怕的打骂。
　　一部描写以力历史的史诗讲述了它对以力和基什城邦对抗的担心。史诗讲述了基什的使节带着针对他们纠纷的和平协议，是如何前进至以力的。但是当时的以力统治者，吉尔伽美什王，宁愿打仗也不愿意议和。有趣的是，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放进长老会议中进行投票，也就是他们的“参议院”：
　　
　　　　　　吉尔伽美什大王
　　　　　　在他城市的长老面前提出了事件
　　　　　　寻求决案
　　　　　　“让我们别在基什面前屈服，
　　　　　　让我们拿起武器击败它。”
　　
　　然而，长老们的意见是进行议和谈判。不服输的吉尔伽美什将这个问题带到了年轻人之中，这些好战的人们认为，打仗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暗示了苏美尔的统治者必须将诸如是战是和的问题，放在第一个参议院进行讨论和投票，而那时是大约5000年前。
　　世界上第一部史记由克莱默命名为《恩铁美那》（Entemene），恩铁美那是安纳吐姆的继承人，格拉什之王。他将他与邻国乌玛（Umma）的战争记录在泥柱上，而当时的其他文献都是用文学作品或者史诗的形式来记录历史事件。恩铁美那的文字则是直接叙述的，作为历史事实的记录。
　　因为对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的较好的解读早于对苏美尔文献的解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世界上第一步法典是由古巴比伦王汉穆拉比（Hammurabi）制定和颁布的，那是大约公元前1900年。但是当苏美尔文明重见天日的时候，却很清晰地表明这“第一”个法律系统，第一个社会秩序及司法公正的概念，是属于苏美尔文明的。
　　在汉穆拉比很早之前，一个苏美尔城邦爱什南那（Eshnunna）的统治者编订的法律，为食品以及车辆船只的出租设定了最高价格，目的是使穷人不要受到压迫；当中也有针对人身及财产犯罪的处理方案，也有处理家庭纠纷和主仆关系的条例。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黎皮特-伊斯塔（Lipit-Ishtar），伊辛（Isin）的统治者，颁布了一套法典，其三十条现在仍然清晰地刻在一个已经残缺的碑扁上（一份对原法典的备份刻在一个石碑上），它们分别是关于房契，奴隶和仆人，婚姻和继承，雇用船只、牛的租金，以及如何处置拖欠税款的条例。汉穆拉比是在他之后才这么做的。黎皮特-伊斯塔解释说，他的法典是根据“伟大的诸神”的指示拟定的，他们让他“把幸福带给苏美尔和阿卡德人。”
　　但哪怕是黎皮特-伊斯塔，也不是第一个颁布法律的苏美尔统治者。在出土的泥板片段上，刻有一小段由乌尔南模制定的法律，他是乌尔大约公元前2350年的统治者，比汉穆拉比早了超过半个千年。这部法典，因月神娜娜（Nannar）的权威而制定，目的是制止并惩罚“盗取市民牛、羊和驴”的行为，使得“孤儿不会成为财富的牺牲品，寡妇不会成为力量的牺牲品，一名只有1银币的人不会成为60个银币的人的牺牲品，”乌尔南模还规定“测量和称取重量的时候要诚实”。
　　不仅如此，苏美尔人的法律制度，以及执法的公正，甚至要回溯到更远的时侯。
　　公元前2600年的苏美尔，一定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以至于乌鲁卡基纳（Urukagina）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改革。一个由他写下的长篇文段，被学者们认为是关于人类第一个基于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改革的宝贵记录。这是一次由一个早于1789年7月14日4400年的国王发动的“法国大革命”。
　　乌鲁卡基纳的改革法令列出了在他执政时期所发生的罪恶，然后进行重组。那些罪行主要是掌权者用权力为自己服务，滥发地方官位，以及垄断集团的高价勒索行为。
　　所有这些不公正的现象，以及其他的罪行，都被新的改革法典所禁止。官员再也不能为自己确定一个专门价格去购买“不错的毛驴或房屋”，一个“大人物”再也不能欺压与他同等的公民，盲人、穷人、寡妇、孤儿的权力建立了，离婚妇女也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苏美尔文明到底存在了多久以至于它需要一个重大的改革？显然，很久了，因为乌鲁卡基纳声称，是他的神宁吉尔苏要求他“恢复曾经的法律”。这里很显然是在说，要回到一个甚至更为古老和久远的社会体系中。苏美尔的法律一直由法院系统维护，其中的诉讼程序和判决以及协议，都是认真记录和保存着的。法院的法官更像是陪审团，一个法院一般由三到四个法官组成，其中一名是专业的“皇家法官”，剩下的人是从一个36人的小组里挑选出来的。
　　当巴比伦制定他们的规章制度的时候，苏美尔的社会早就开始关心公正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神要求国王保证这片土地的公平与正义。
　　这里，不仅仅是这一方面与《旧约》中正义与道德的概念相对应，甚至在希伯来产生国王之前，就已经很关注公正这个问题了。国王不是靠战功或财富，而是靠是否“做英明的事”来评价。在犹太教中，新年标志着为期10天的对人们所行事迹的权衡和评估，以确定他们在未来一年的运势。这与苏美尔人的做法可能不仅仅是个巧合──他们相信女神娜社（Nanshe）也在用相同的方式判断人类。不管怎么说，第一个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来自苏美尔城市乌尔这个乌尔南模及其法典的城市。
　　苏美尔人对公正的关注同样表现在克莱默所说的“第一个约伯”。把在伊斯坦布尔（Estambul）博物馆里的泥板片段拼凑在一起，克莱默可以很好地解读一首苏美尔的诗歌，就像是圣经中的《约伯记》（Book of job）所言及的，处理一个正直的人的抱怨。他不但没有接受到神的祝福，反而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损失和不尊重。“我的正义之词变成一个谎言 ”，他痛苦地喊道。
　　在第二部分，这位不知名的受害者用一些类似于希伯来诗文的方式请求他的神：
　　
　　　　　　我的主，你是否是我的父亲，
　　　　　　你生下我──抬起了我的脸……你还要忽视我多久，
　　　　　　离开我让我失去了庇佑……
　　　　　　离开我让我失去了方向？
　　
　　接下来是一个圆满结局，“他所说的正义之词和单纯的言语被神所接受，他的神收回了对他进行残酷宣判的手。”
　　早于《圣经》的《传道书》（Book of Ecclesiastes）两千年左右的时候，苏美尔谚语转达了许多与之相同的概念和极具智慧的讽喻：
　　
　　　　　　如果我们注定难逃一死──让我们将时间度过；
　　　　　　如果我们可以长命百岁──让我们将时间保存。
　　
　　　　　　当一个穷人快死的时候，可别去摇醒他。
　　
　　　　　　那个拥有很多白银的人，可能是快乐的；
　　　　　　那个拥有很多粮食的人，可能是快乐的；
　　　　　　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是最能睡着的！
　　
　　　　　　男人，为之感到高兴：结婚；
　　　　　　细想之后：离婚。
　　
　　　　　　将人引致仇恨的不是内心，而是舌头。
　　
　　　　　　在一个没有看门狗的城市，狐狸就是守护者。
　　
　　苏美尔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伴随着表演艺术的发展。一组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于1937年3月发表新闻表示，他们已经破译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歌。而理查德·L·克罗克（Richard L.Crocker）、安妮·D·吉尔莫（Anne D.Kilmer）和罗伯特·R·布朗（Robert R.Brown）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将写在大约公元前1800年的楔形片上的音符阅读并表演出来。它们出土于地中海沿岸的乌加里特（Ugarit，现位于叙利亚）。
　　“我们一直都知道，”伯克利的学者们如是说：“在早期的亚述-巴比伦文明里是有音乐存在的，但是在此次破译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拥有全七声音阶，就像当代的西方音乐，和公元前1000年的希腊音乐一样。”至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当代西方音乐是源于希腊的；但就现在的情况看来，西方的音乐──以及很多我们文明的其他方面──都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这本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希腊学者斐罗（Philo）早就说过，美索不达米亚是因“通过音乐寻求世界和谐”而闻名的。
　　找不到任何理由否认，音乐和歌曲的“第一次”是由苏美尔人办到的。实际上，克罗克教授可以做出一个像那些在乌尔遗址出土的琴一样的乐器，来演奏这些古调。公元前两千年的文献表明，当时就存在着音乐的“检索数字”和一个连贯的音乐理论。吉尔莫教授自己也曾在《琴弦乐器：它们的名字、数量及意义》（The Strings of Musical Instruments：Their Names，Numbers and Significance）中说，大量的苏美尔赞美诗“在页面空白处都标有音乐的记号”；“苏美尔人和他们的继承人有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难怪，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乐器──以及歌手和舞蹈演员的表演──这些东西被刻在圆柱和泥板上。
　　就像很多其他的苏美尔成就，音乐和歌曲同样来源于寺庙活动。只是，刚开始仅仅是为神祇服务的音乐和歌曲，很快就在寺庙外流行了起来。针对歌手收费一事，我们用当时在苏美尔相当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声音并不甜美的歌手是个‘穷’歌手。”相当一部分苏美尔人热爱歌曲这一事实已被证实。最感人的，是一位母亲唱给她生病的儿子的摇篮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