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活动荐读书单。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青春之歌》。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今年五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大歌剧研究院排演的歌剧《青春之歌》上演，仿佛与六十年前的电影形成一场隔空对话。在诸种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无疑是最“青春”、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恰当的文本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小说《青春之歌》就是当代女作家杨沫的代表作。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成长命运的优秀长篇小说，全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生运动，展现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个历史时期，北京的一批青年大学生为了反对封建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进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真实、生动地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本书主要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的成长和进步来反映这场历史大风暴的。林道静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她不甘心当封建地主的小姐，不甘心当官僚特务的玩物，在她不断为个人的命运挣扎时，却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她自杀未遂，教书被逐，寻找职业四处碰壁。作家以度满激情的笔墨，真实地展示了林道静充满坎坷、充满荆棘，但却是丰富多彩的人生之旅，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余永泽这几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今天我们就从“故事主体”“人物原型”和“小说的影响”三个部分为大家来解读这本书。

    小说主要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

    林道静出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打着教育的名号，赚了不少的声名和家财。林道静是庶出的女儿，她的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她父亲霸占来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后被逐出门而含怨死去。道静自幼失去母亲，她特殊的身世，使她憎恶道貌岸然却强占了佃农女儿的父亲，还有想把她当作摇钱树嫁给旧官僚的后母。封建家庭对她的冷漠和虐待使她形成了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中学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胡梦安，道静不肯从，于是连夜出走。林道静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从此踏上流亡之路。林道静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奔亲戚，却没有成功，只能去一间学校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暗地里盘算着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偶然的情形下，道静得知挽留自己的校长私心里别有所图，她又羞又怒，心灰意冷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余永泽出现在道静的生活中，他的关爱与抚慰，他的良好的文学素养，使道静心里产生了绝处逢生的欣幸和喜悦。余永泽也爱慕着这个纯洁的少女，他把道静安置在杨庄的小学做教员，随后两人依依不舍地暂别，余永泽回到北大继续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道静对国家危亡的大事忧心如焚。这时她遇上了有爱国激情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在他身上有余永泽所没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卢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学生运动中南下而去。道静也回到了北平，她在生活四处碰壁。迷惘中她应允了余永泽的恳求，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然而和余永泽住到了一起后，道静的生活渐渐地被琐细的家务缠绕起来，她没有时间读书，并且感到沉闷、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她发现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生活的人，道静又有些绝望了。这时，道静认识了住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在白莉萍的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而那时的卢嘉川已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了。与这些学生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在思想上受到触动，并且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由于党内叛徒戴愉的出卖，卢嘉川不幸被捕。在狱中，卢嘉川受尽折磨，然而，他没有倒下，而是用残废的身躯，垂危的生命在狱中建立“狱中支部”，组织领导了绝食斗争，后牺牲。

    林道静在卢嘉川牺牲的惨痛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而平庸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在此之后，道静在怀念卢嘉川的过程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道静家中强迫她嫁的那个胡局长，也就是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不久，道静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江华充满敬慕。这时党内叛徒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终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青春之歌》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着力叙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一个“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学习，逐步克服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带来的弱点，才有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小说以爱国青年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重点描写的事件，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他们的思想风貌。他们中间有忠于党的事业、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卢嘉川、江华；有追求个人名利的“老夫子”余永泽；也有走向时代反面的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如叛变投敌的戴愉、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自灭的白莉萍等。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丰富并深化了主题，给人以激励以警策。

    林道静这一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真实感人，主要是因为生活原型就是作者杨沫自身。《青春之歌》里投射了不少杨沫本人经历的影子，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自叙传”式的写作。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生于北京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这个家没有给她什么温暖。1931年，因反抗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正在读中学的杨沫被断绝了供给，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北大国文系念书的张中行，张中行介绍她去哥哥所在的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在张中行眼里，第一次见面的杨沫“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而在杨沫看来，张中行极有学问又文雅谦逊，两人联系不断，不久后便感情升温，开始热恋。母亲病故之后，回到北京的杨沫开始与张中行同居，与此同时，也坚持去北大旁听。张杨两个人在北京过了一段清贫、琐碎，间或点缀以高雅情趣的平淡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之间开始产生分歧。直到1933年的除夕之夜，杨沫来到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的公寓，见到十几位从东北流亡来的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深深被他们的热情和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和震撼。这是她后来所说的人生中的“急转弯”。反观张中行，则愈发显得是个一心钻研古书、不追求政治进步的“老夫子”，这让杨沫越来越难以忍受，也不再甘心在小家庭中当一个贤妻良母。终于在1936年，两人分道扬镳。不久杨沫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婚，并由丈夫介绍入党。

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卢嘉川、江华、余永泽、戴愉、白莉萍等显得个个活脱生动，性格鲜明。作者在创作这些小说人物的时候，也都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的。小说人物余永泽的生活原型就是作者杨沫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舆论认为其中丑化了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是“没有在意”，“那是小说不是传记”，又说：“只要是小说，即使书中的余永泽直接叫成张中行，也没关系。”据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当年于是之要演余永泽之前，还到张中行工作过的出版社找过张，要跟他谈谈感受，以便更好塑造余永泽的形象。这个一般人是不能忍受的。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张中行先生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他是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学者、国学大师，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小说中的人物江华，生活原型是作者杨沫第二任丈夫马建民。他15岁时即参加了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血色黄昏》《我的母亲杨沫》的作者、著名作家老鬼的生父，也是杨沫的入党介绍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杨沫晚年回忆时写道：“当年他年轻、英俊，有一颗忠于革命的心。”小说人物卢嘉川的生活原型，是作者根据多年对共产党员的观察塑造的最光辉的形象，其原型主要是陆万美、路扬及贾汇川。陆万美是北平政法大学的学生，领导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卢嘉川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他。陆万美，作家，北平大学肄业，1932年参加左联，并任出版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情感经历则取材于路扬，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历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贾汇川是杨沫在小学教书时的同事，也是张中行的盟兄弟，地下党员，曾与马建民一起搞过农民运动，杨沫通过他介绍才认识马建民。

    1951年，杨沫正式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创作，到1952年底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初稿。其间，杨沫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而这时的她又一直处在病痛的折磨中。杨沫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了六年漫长的时日，杨沫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被杨沫寄予厚望的《青春之歌》写完之后，出版却并不顺利。《青春之歌》这本小说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但因以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所以作品问世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版界的空气一度变得宽松和活跃，这让原本已灰心的杨沫看到了一线希望。她把稿子拿给老战友、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看，让她欣喜的是，秦兆阳给出了积极的意见，并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事情有了转机，杨沫一边催促出版，一边按照意见进行修改，并将作品最后定名为《青春之歌》，1958年正式出版。有人在“左”的观念支配下对作者、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作者并没有让林道静“得到彻底的改造”，说“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1959年第2期《中国青年》上便发表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文章，严厉批评《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这一论题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虽然茅盾、何其芳等名家都写了为《青春之歌》辩护的文章，但“左”的批评还是令杨沫对《青春之歌》作了较大修改。为了使林道静的转变更加合乎所谓的情理，更有说服力，特意加写了林道静去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七章。在这些章节中，林道静时不时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情”进行反省和检讨，以实现彻底的自我改造和政治进步。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杨沫的这种做法和修改后的《青春之歌》又引起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文化大革命”中《青春之歌》被定为毒草，作者被打成反革命作家。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和作品才得以平反，重见天日。上世纪80年代后，不少批评界意见认为这次修改是失败的、概念化的，减损了原稿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过杨沫本人并不认可，也坚持以修改后版本作为最后的定本。

    1959年，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当时的各大电影厂都接到了任务，要为国庆十周年拍摄献礼影片。由此，电影工作者们发挥出了极大的创作热情，用最诚挚的心意，呈现出了一大批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优秀影片。《青春之歌》就是其中的一部。作为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是在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在由新闻媒介倡导的全国性关注中完成的。作为新中国影坛上绝无仅有的一部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影片。这部影片让周恩来总理多次在家中放映，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也称它拍出了“国际水平”。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调集参与拍摄的志愿群众演员达数万之众；既然是重点献礼片，那主创团队自然由精兵强将所组成。导演由崔嵬和陈怀皑联合担任，而演员，则大多选择了当时在观众中具有颇高知名度的著名影星，如于洋、秦怡、于是之、康泰、赵联等。这样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完全称得上是群星荟萃了。而女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在导演崔嵬的坚持下，选择了形象秀美、气质娴静的影星谢芳。这部电影在1959年上映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影片中的许多人物也都成了当时年轻人们学习的榜样。

    《青春之歌》正是通过对林道静个人命运、遭遇和归宿的描写，通过对当时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描写，既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提炼出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