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功能之二：文稿乃弘道之利器（上）

作者：余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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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万物之本、诸事之源，是牵头和管总的，也就是带有根本性、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在中国人的眼中，第一部编年史《春秋》并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大义之书——春秋大义，以史实载史义。先秦已将的兵学、法学、儒学、经学、理学等，其内核大多在于穷义理、致良知。《大学》有云：“物格而后知至。”所谓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探究事物求得真理，即追求天道、地道、人道。一般认为，天道是指天人关系的天人合一，地道是指人与社会关系的知行合一，人道是指人与人关系的和而不同。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哲学家金岳霖认为，“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哲学家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内圣强而外王弱，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有道德主体而无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中国未来的出路是以道统引领政统（民主）和学统（科学）。钱穆先生认为，历史大流、历史精神和历史传统是中华文明历经王朝更迭、兴衰治乱而未曾中断、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辜鸿铭先生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机械文明，没有精神、没有自由、没有德性，导致西方世界强权崇拜、群氓短视、自私怯懦。因此，西方的出路是中国的儒家文明。王沪宁认为，“文化中轴”是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关键，即指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密切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

       从认识世界的进路来看，西方大致以自然界为入口认识世界，而中国则以社会为入口认识世界，把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作为轴心，从个体出发感知宇宙、社会和自然界。两相比较，西方进路具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理性倾向，中国进路具有人本主义、伦理主义的实践倾向。因此，主体性、能动性和世俗性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从古代中国神话中可见一斑，比如，盘古开天地、女蜗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均体现着行动为先、实践至上、敢于抗争、刚健有为的民族气质。李泽厚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实用理性，其与从西方视角的政治化、蒙昧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基于求道与弘道传统，中国政治迥异于西方的技术治国、工具治国、制度治国，集中体现为道理治国——更加注重精神、思想、伦理、道德的无形力量，追求良政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