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头戈女 2012回顾 _Bald Girls 2012 Retro.mp3

蒋：我是艺术家蒋贞蕾。自2012年以来，秃头戈女作为中国本土最先锋的女性主义先锋团体，从北京到德国威斯巴登/法兰克福，举办了一系列在媒体和艺术圈具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展览项目，出版项目和研讨项目。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予以报道。英国泰特艺术博物馆和图塞尔多夫美术馆分别就秃头戈女现象进行研究。

蒋：我特别好奇"秃头戈女"798展览的剃头行为是突发奇想呢还是经过周密地策划的? 您能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情况吗？

庸：对，这是秃头戈女的特点，就是要别具一格。肖鲁这方面很有经验。她89年就因为打枪出名，她也希望"秃头戈女"的出场能够与众不同，她提议做一个剃头的行为。蓝镜和李心沫也觉得特别符合我们的主题“秃头”戈女。所以一拍而和。

蒋：剃头的行为其实是一个挑畔的行为，是违背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想象的。在798的艺术现场，肖鲁也展示了一个她的雕塑作品《恶之花》。这个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庸：《恶之花》这个作品后来在肖鲁作品研究中很少提到。这个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是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的启发，材料取自“现成品”千年老树，它的外形和女性生殖器相似。而女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一方面被看成“花瓶”，花朵，圣母加以赞颂，另一方面又以邪恶的“荡妇”，“婊子”加以贬低。女性一直被认为是感性动物，是没有被雕琢的“大自然”，如植物，花朵，但自然同时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欧洲中世纪烧死的“巫婆”都是非理性的“妖怪”，是邪恶的化身。女性是恶与花，唯一不是的是独立的个体。

蒋：《恶之花》这个作品是对当下女性在文化和社会意义生存现实的隐喻。如果对《恶之花》这首诗有一定了解的话，就更能引起对这个作品的共鸣。与之对照的是，《什么是女权》这个作品就是直接发问的作品，同时更增加了社会调查，社会参与的环节。那么，这个作品在呈现方式上有什么特点呢？

庸：没错。这个作品不是所谓的“现成品“，而是需要和观众互动的作品。肖鲁这个作品开幕之前就开始了，展览结束后仍然继续做了很长的时间。展览期间，很多观众都留言写了自己对女权的理解。这个作品比较”肖鲁“，她后来还把这个留言扩展到用影像的形式采访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性别的人。有趣的是，农村在北京打工的回答最精彩。有个打工妹说她觉得哥哥打工其实也辛苦，挣钱是最重要的。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也和欧美类似，它更多的受众是受过高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劳工阶级的焦虑和关注点非常不一样。事实上，不少农村女性在娘家没有继承权，在婆家也没有财产权。现在不是下层女性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权力。

蒋：对女权的理解，每个人有自己的切入点。我发现在2012年的798秃头戈女艺术现场，有好几个是针对伤痕，苦痛，月经等属于女性私有经验的作品。比如说李心沫的《伤痕的陈述》《阴道的记忆》和好几幅由经血绘出的女性身体图片，那么你作为策展人，对这些作品是怎么看待呢？

庸：你的观察非常准确。的确，2012年北京展的作品其实内容个不一样，肖鲁是战斗的，蓝镜是快乐而调侃的，李心沫作品更多的是表现伤痛的。这和心沫的个人经历有关，也和她对女性痛苦的共情的体会有关，她从个人经验出发，将自己作为解剖的对象，进行个人即是性别政治的探索。自上世纪70年代来，女性艺术家在“私人的就是公共的”的口号下，开始勇敢地展示自己个人的痛苦，特别是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经验不少和身体有关。女性的生育与生理周期都和痛苦是相连的。在不少文化中，经血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应该回避的。而这些生理的“不正常”也导致了女性的地位和尊严的不正常。李心沫的《伤痕的陈述》来自个人记忆，同时是关于家庭暴力的，《阴道的记忆》来自于女性戏剧《阴道独白》，是将性暴力视觉化的表达，也是是对大众视觉审美的极大的挑战。首先呈现阴道本身就是所谓的“离经叛道“，它和手枪的共同出场，是一种对视觉的极度挑衅（特别在中国）。两个作品最后都用桃红色。这个色彩更加让作品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两个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的”私人的就是公共的“经典呈现。

蒋：还有一件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李心沫老师的一个文字研究作品。

庸：心沫的以上两个作品是全世界女性的共同经验。而《父权社会的女性史》则是一个特别与中国文化直接有关联的作品。在中国几千年的父权社会的话语和叙事中，汉字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品陈列了无数带女字旁的汉字，而这些汉字都带贬义，缺乏“正能量“。唯一正面的汉字是”好“，而其表述的是：女人有儿子才可称为好“。

蒋：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进入语言研究的女性视角了。性别不平等其实在我们的语言里有很深的历史积淀。798艺术展之后，秃头戈女其实也进行了研讨会。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秃头戈女2012年的798艺术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女性主义意识的或者说女性视角的艺术展览。那么您对女性视角是怎么看?

庸：从策展到艺术家全都是女性，但是是颠覆与反叛的不同的女性视角。在传统中国文化，大家即使想与众不同也不敢直接反叛。桃色，秃头，手枪，阴道等反差的运用也是我们特有的女性视角，即是女也非女也。此女非彼女。直接大胆是我们的女性视觉。

蒋: 对，你们颠覆了对桃色的理解，把颠覆，反叛，挑衅赋予桃色，给与女性主义一个新的社会意涵。在2012年打响第一枪后，秃头戈女迅速走红，得到各大媒体报道。那么你觉得秃头戈女和其它女性展有什么不一样呢？

庸：其实是有本质的不同之处：1.勇敢与旗帜鲜明。2012年798北京展后，“秃头戈女”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包括女性本身。我们勇敢地直面了这些挑战。记得当时有人说，如果女权实现了，你们就没事可做。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使自己“失业“。如果有一天女权实现了，我们就将改行。2.独特的理念：当代艺术从上世纪70年末，艺术的革新已经走得了所谓的“尽头”。杜尚的小便池和凯奇《4‘33’》后，后人很难超越。这以后，艺术的“强度”与“真诚度”(intensityandauthenticity)便成了衡量艺术高度的标准。“秃头戈女”一开始就对“强度”高度重视，借用尤里斯库荒诞剧《秃头歌女》，改“歌”成"戈"，名字本身就具有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叛精神。它的英文翻译叫“光头女孩”，它让人也联想到“游击队女孩”。这些都和过去充满暗示的《半边天》等中国式的含蓄表达完全不一样。记得作家阿城说只有王朔是中国先锋作家，是王改变了中文的语言习惯，连播音员都使用王朔语法。而其他先锋作家只是在主流都大桌开了一个先锋小桌，大桌没有被废除。我觉得“秃头戈女“可以说是摒弃了主流大桌，探索自己的艺术表达语言。2012年网上不少人模仿我们使用“秃头”的名字。“秃头戈女”光头行为反映了它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既想又不敢的“真实度”。3.不落窠臼的视觉表达：在艺术视觉的表达上，我们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独创性。比如“光头”反传统女性长发审美习惯，但同时仍然强调女性主题性而使用“传统女性颜色”的桃红配“非女性气质”黑色，现代而简洁，形成过目不忘的效果。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以嘲笑的口气说，你们不是搞女权吗？居然仍然用桃红这种“俗气”的女性颜色，不是贬低自己吗？我们当然知道自己在用什么颜色。“桃红”加黒是我们的符号性表达。泰特的研究员梅林（MonicaMerlin）在她写“秃头戈女8”的文章中曾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朋克”女性艺术团体，打破了以前所以女性艺术的表达的强度。

蒋：做了这几年，你们的收获和困惑是什么？

庸答：最大的收获只要勇敢和有想法就能做事情，也能获得国际和国内同仁的认可与支持。并且在做的时候，本来不够成熟的东西经过琢磨就会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在欧洲这几年也获得许多关注。研究者专门写关于秃头戈女的论文。象泰特美术馆MonicaMerlin以外，还有奥地利的JuliaHartmann也将秃头戈女的写成专著和论文。最近PamelaKember，前香港东南亚艺术研究所的伦敦批评家，准备把“秃头戈女”介绍给法国女性艺术档案馆。在德国文化广播电台采访我以后，很多听众都写信给我想了解“秃头戈女”艺术的现状。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巨大的鼓励。同时，我们也存在极大的困惑。时间过去10年，国际和国内的语境都在变化之中。十年来，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纽约时报》也进行了报道。但是，打响第一抢后，我们还需要更新理念和形式。艺术它不同于文化，不只是传承，更多的是创新。前几年我们在敢站出来时，把“私人的也是公共”的以艺术的方式在中国呈现出来，发出女性的沉默已久的声音。但是之后，我们必须随时跟上时代精神，打破窠臼而超越自己。

蒋：当下有些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艺术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艺术家。她们说艺术不是反叛，也不是挑衅，而是忙着建构她们自己，“成为自己比代言女性主义更重要”。你是如何看代这个观点的？

庸答：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不少有思想的女艺术家不想被标签化，是正常的。其实，"秃头戈女"也不愿意被标签化。除了最初的三位秃头戈女艺术家以外，后来我们用了不同类型的国内国际的艺术家，并且跨界。这也说明我们是开放的，不是封闭自恋的小团体。女性主义这个话题，在有长期封建传统的父系社会历史的中国，男权思想深入我们的血液，也包括不少女性自身而不知觉。同时，过去几十年的“半边天”叙事也误导不少人的思维。他们以为女性已经从上而下被解放了，再搞女权就是多事。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对女性主义妖魔化的倾向：女性主义者个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妖怪。在“女德班”和“女神“情结的社会氛围，独立有尊严的女性主义思想变得十分艰难。此外，在女性成长过程中，缺乏像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这样的新女性叙事。大多数女性打开电视看到的只是宫斗剧。关于有个性的女性，有想法的女性纷纷努力“成为自我“的问题。女性艺术家希望建构女性的主体性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些主体性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呢？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没错，”一个女性想写作，首先要去赚钱，然后想办法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问题是在一个宗法制度下的社会，如果根本就没有女性赚钱的地方和可能性的话，这种假设就是一个伪命题。伍尔夫幸运地继承了一笔财产，但如果她作为女人根本就没有继承权呢？那么伍尔夫无论多么有写作天才都没有办法得到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更没有可能关上们来搞写作。在中国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奶奶。她年轻守寡，被父亲接回娘家，寄人篱下。娘家的兄弟（姐妹）们都认为她没有继承权，因为她是女儿。在这样的权力话语权下，谈成为“自己”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成为“自己”是有公共文化先决条件的。除了少数上层特权精英女性，大部分女性都会因为“公共的“障碍很难实现”个人的“自我主体。在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下，经过几十年的抗争，女性获得了部分应该获得的权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权力仍然需要抗争，特别是乡村和底层女性的基本生存权。除了对基本权力的争取以外，整体社会一直存在性别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性侵事件。所以用艺术控诉，对抗和挑衅固有的思想和定式仍然非常必要。在一个没有经历过芝加哥，辛迪·舍曼，莎拉·卢卡斯，出口，翠西·艾敏的女性艺术洗礼的中国社会，说需要反抗与反叛就可以达到完全的女性主体建构而成为“自己”有点像琼瑶小说对爱情不切实际的向往。“秃头戈女”经历了几年“个人的是公共“的叙事阶段，结合中国现实和国际语境超越过去进入到”公共的也是个人的“阶段。女性艺术出现“身体疲劳”现象，有人认为拿身体做作品的人太多，太多的“个人的”呈现于“公共”。“秃头戈女”准备把公共的“现实”记录下来,让“纪录真实性成为艺术虚构“，这种真实的虚构是”秃头戈女“的艺术叙事的新力量。我们注意到性侵现象在中国非常严重，受害者贯穿各种社会阶层，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普遍现象。这些受害者也都想成为“自己”，但她们受到极大的心身摧残，没有办法顺利地成为自己。李心沫的“秃头戈女“新项目《我也是Metoo》就是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接下几集重点介绍的内容。

蒋：很高兴秃头戈女找到了一个新的发力点，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发展，会集中力量去对如果构建一个性别平等的公共空间进行提问和探讨。我也非常期待在未来把李心沫老师请来一起谈她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