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们

过去读书人家里常能看到渔樵闲话或松荫清隐之类的中堂，大大方方地挂在客厅里，昭示着房主人的某种崇尚或志趣。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的儒家社会，隐逸却得到世俗如此尊崇，确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隐士们几千年来享有荣誉，溢美之词充斥在历代文集。说他们“轻天下、细万物”，“玉辉冰洁，川亭岳峙”，“轻生重道，世间稀出”。在传记作者或崇拜者的笔下，他们德行纯粹，一尘不染；他们禀赋奇异，眼光高远，洞察世事；他们特立独行，淡泊潇洒，睥睨权贵，粪土王侯；他们穴居野外，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由于远离世俗，有关记载就比较简略，他们的事迹就有些恍兮惚兮。

隐士们像传说中的翩翩白鹤优雅地盘旋在中国历史的上空。二十四史几乎都有《隐逸传》，除此之外，皇甫谧、虞般佑的《高士传》，袁淑的《真隐传》也都很流行。这情形和烈女们有点类似。把隐士和烈女扯在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但这两类群体确乎有某种相同之处。比方说烈女们也是历朝正史有传，此外还有几本崇拜者辑的烈女传广为流传。再比如隐士们的谥号也常用“贞节”二字，隐士们也需守“节”，这个“节”就是不做官。做了官隐士的节就破了，比如女人破了身，就不再值得推崇了。

隐与仕是相对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被作为官僚机器理所当然的人才来源之后。战国之前，世官世禄，平民没有途径入仕。及至后来读书才成为仕进之途，读书人一般来说大大小小都能谋个官位。

而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临下而不愿，可以吃俸禄而不吃，就有点不同寻常。所以隐士也就隐得有点自豪，有点骄傲，有时也难免就隐得有点不平有点艰难，隐得有点怕别人不知道。

然而事实上，更多人的隐，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中国，仕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挤的独木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入世观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也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承担不起这副重担的。读书人的本性其实不适于做官。四书五经教给了他们一套看起来美轮美奂的大道理，而实际上却空疏无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眼界极高，能力极低。让这样一批人去和社会上三教九流千机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让他们去揣摸上司心事摆平各方土地，他们实在力不从心。让他们做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幸好还有一条途径是隐。

唯有这仕和隐两种姿态是漂亮的，出仕者对社会、对家族、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都算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而隐逸，则是立足于对以上名位利禄的不屑一顾（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立足于对功名利禄的副作用的清醒认识并且做出了防范（不管是真清醒还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论上讲，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更为潇洒的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除了仕与隐，本也可以有其他现实的选择，比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比如潜心学术，比如潜心艺术，甚至可以去做师爷，做商贾。但是学术上或科学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往往换不来紫金鱼袋，换不来父母封诰，所以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读书人就往往放不下面皮。做这样的选择，需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障碍。那些跨过这道坎的，往往人格异常强健，他们是真正的杰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