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游侠列传》：生而灿烂，怎能消失于无形？

而学士多称于世，因为人们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啊

2024/03/27 司马迁在本文中为游侠正名和鸣不平的话，仔细想来也确实有道理。孔子死后，子贡在师兄弟们在为老师守孝三年都离开后，选择留下来继续在孔子墓旁陪伴了三年时间，也就是说他为老师服丧守孝长达六年！从他个人而言，出于对老师的深厚情感，似乎也可以理解他这般举作为。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好像就值得商榷了，毕竟当时天下纷乱，民不聊生，子贡身为当时的商业巨贾，在各诸侯国中声名显赫，社会地位非常尊贵，他如果利用自身实力、能力和影响力去为江山社稷、为黎民百姓做些事情是不是更为可取？父母、恩师过世，守孝三年就已经相当不可思议了，遑论六年！相比而言，游侠们倒是在扶危济困，不图个人名声彰显，更值得称道啊！

侠客以结果论，儒家教条注重过程。统治者一般以结果论，所以里子喜欢游侠，面子喜欢儒家

杜甫在其诗《奉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当中有这样一句：“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严公”指的是严武，杜甫在这里是歌颂严武的功绩，说他治蜀功效斐然，得万民讴歌，前后历仕三朝，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地方，俱有盛名。其实严武治政苛刻，说其治蜀有功尚可，但说其受到百姓拥戴则未必，所以杜甫在这里难免有溢美之词，缘何如此呢？是因为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举家去了四川居住，生活一度非常窘迫。后严武镇蜀，在生活上给了他很大帮助，杜甫自然是感激不尽，所以在他眼中之严武自然皆是优点和长处了。而这恰好应了本文中的“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可见，纵然是大诗人杜甫，也有些不能免俗啊！

太史公的神品，抒发心中不平之气，千载后犹令人心潮澎湃！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