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安徽发力点（作者：林斐）|2021年第二期

找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安徽发力点

作者：林斐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20日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对长三角顺应变局谋求更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开放作出了新定位，赋予长三角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先行探路、率先突破，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先锋的重大历史使命。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需要研判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和走向，找准安徽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双循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演变

双循环是针对国内国外市场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一体化发展则是针对区域内市场的要素流动，两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历了从内循环到外循环，再到双循环“三步走”。

第一阶段，从内循环开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设立开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标志着长三角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内循环。随着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安徽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地区涌向沪苏浙发达地区务工，安徽开始承接沿海向内陆地区制造业转移，长三角建立起基于要素流动一体化发展的初级形态内循环。

第二阶段，外循环导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0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内循环嫁接外循环的重要节点。以跨国企业为龙头，长三角嵌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开放程度，对外依存度大幅提升。长三角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核心地区、世界制造工厂。安徽从长三角的腹地成为泛长三角地区，建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进一步扩大承接范围，融入长三角产业分工大格局。2001—2008年突进式增长，是长三角人口集聚最多、经济转型升级最快，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发展的重要时期。

第三阶段，双循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是双循环转换的重要拐点。随着外循环的形势和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国际市场复苏缓慢，外需缩减，2020年则因为疫情，贸易下降幅度更大，出口拉动受抑制，导致国内经济发展转型加快。2019年长三角对外依存度为47.6%，比最高峰值下降了一半，占GDP的比重回落到2000年前的水平，但是进出口额扩大了许多。以内循环为主的格局加快形成，2008—2020年调整式增长，2014年安徽加入长三角，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信息流提速，进一步打破地理限制和市场分割,推进合理资源配置、高效产业分工的高级形态的内循环构建。

从长三角看，内外双循环与一体化发展演变是同步共频，不能将内循环与外循环对立起来，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升级加快,实际上也是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大格局趋势的必然选择。

双循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使内循环加快、双循环畅通，一市三省所遇到的挑战不尽相同，安徽作为后发地区压力更大。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压力加大。以GDP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看长三角，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而投资与出口下降，具体到一市三省又有不同。以外向依存度为例，2019年上海、浙江、江苏与安徽分别为89.2%、49.45%、43.54%、12.25%。安徽出口拉动小，主要靠投资，以制造业与传统基建拉动为主，传统经济占比70%，新经济比重仍然偏低。面临着沪苏浙的动力转换，安徽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加快。

第二，要素禀赋重构使转型区域扩大。长三角传统分工模式尚未远去，新经济分工已经到来。地方营商环境从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交通条件和配套能力等比较优势，扩大至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信息数据等优势作用，推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改变要素配置空间格局。安徽从承接长三角制造业转移转向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由于产业基础、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差别，合肥、芜湖等中心城市人口和新兴产业集聚加快，多数中小城市仍以传统产业为主，资源型城市转型难度大，导致需要转型升级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第三，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变大。长三角制造业发达、门类齐全，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集群优势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后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战升级到技术战，190多家国内高科技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暴露出国内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零部件受制于人，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短板”不少。长三角尽管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突破，但是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够、部分环节受阻，韧性不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外部市场“脱钩”，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变大。

第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融入难度加大。长三角人口超过2亿人，长三角城市群人口1亿人，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内需潜力发掘受阻。安徽在长三角一市三省中的人口最多，大量年轻人离开乡村更愿意进入大城市，并不愿意到中小城市，乡村人口锐减，中小城市人口也在流失，“二八”分化现象加剧。当跨省流动人口不能完全被大城市吸纳，就业不稳定会促使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再就业和养老。加之安徽仍有大量农业人口需要向外转移，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导致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不足。非均质化一体化发展导致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格局难度增大。

双循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安徽着力点

应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和风险挑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如何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环节上的“堵点”，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凝聚力更强大的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安徽需要探索新发展格局下的发力点。

一是加强产业创新协作构建内循环。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关键，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自主研发，减少对全球核心技术的依赖。长三角担当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先锋，率先形成持续领跑科技竞争的优势、科技创新的动能，加速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跃升，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核心。一市三省要各扬创新优势之长，相互赋能，在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上求突破，瞄准一些“断链”的产品和技术，在协同推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三个层面上加强合作，支持科技创新高地与产业研发高地建设。安徽要以创新驱动摆脱传统产业分工路径依赖，在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下发挥创新功能作用，合肥成为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要在基础创新与原始创新上打造自主创新高地，以技术领先、产量领先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环节进行深度介入，从而提升对产业与市场的掌控能力，共同提高抗冲击的韧性。

二是支撑双循环全方位开放。长三角的出口受抑制，但仍然占比较高，尽管有部分制造企业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长三角制造业细分领域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仍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利用高水平的开放助推双循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以强有力的内循环对双循环的支撑，坚定不移推进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产业流动。以高水平开放倒逼内循环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安徽要以建设自贸试验区为引领，从改善营商环境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入手，推进贸易便利化。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着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逐步向市场化国际营商环境跃升，建设高水平开放内陆新高地。

三是深化新经济领域一体化发展合作。长三角正在构建以新经济为引领的差异化分工格局，谋划大城市周边地区产业链的布局。安徽要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平台，从老基建向新基建延伸，同步推进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打通行业间数据壁垒。引入数字化平台型企业，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适应消费的新模式、新业态，推动线上流量与线下资源融合趋势。加强我省中心城市与沪苏浙中心城市产业链“结对子”合作，推动城市群与都市圈产业链对接的内循环。

四是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发展格局下全域一体化发展比省际一体化迫切性更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仅有助于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获得更大优势，而且有助于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区域从中获得发展动能，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安徽依托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从参与一体化发展获得生态补偿和相应的经济收益，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方案。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一市三省城市间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共建生态经济合作园区，构建一体化发展区域互补共赢、凝聚力更强的帮扶机制，增强一体化治理的能力。

五是牢牢把握内循环的重要支点。安徽的消费空间潜力很大，不仅是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有发掘结构化的空间。加强长三角内在调整，使全体民众享受一体化发展的红利。解决从安徽转移到长三角务工人员的市民化，通过建立长三角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进城务工群体就地入籍率，解决城市建设者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加入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安徽农业人口还需要进一步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地区的产业和企业，把人口红利兑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对留在农村的人员要实施收入倍增行动，推动消费市场繁荣兴旺，扩大消费需求，打造内循环的内需重要支点。

（作者为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制作团队】

值班统筹｜丁艳

主播：蔡翔

剪辑：秀丽 ｜审听： 江淮杂志 王卓

编辑：潘诚｜ 复核：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