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生活就是一部《红楼梦》

白先勇:生活就是一部《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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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生走入暮年,白先勇为《红楼梦》跑过的活动,一场一场又一场。


201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废弃工厂改造的6000平米场地里,82岁的白先勇西装革履,给台下乌泱泱上千人讲《红楼梦》的版本问题。


兴到浓处,他摆摆手示意不许工作人员打断,于是原本不足一个小时的演讲硬生生被拉长一倍。


在做了300多场《牡丹亭》的演出后,白先勇深感自己“昆曲义工队长”的生涯可以圆满收官,于是他掉头转向,把推广传统文化的重心移到程乙本《红楼梦》上来。


一生与《红楼梦》的羁绊,也因此被他不断拉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中国文学教授白先勇开授《红楼梦》课程,用英文给外国学生讲书里的故事,用中文给华人学生讲考据。


这一讲就是整整二十九年,久到明媚的加州阳光足以把俊朗的青年学者沐浴成初老的教授。1994年,57岁提前退休那天,白先勇终于把办公室钥匙返还给学校,那一刻他兴奋得不得了,“像鸟一样飞出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相当决绝,那时他把《红楼梦》的讲义通通丢掉,并信誓旦旦地说:“我再也不要教书了。”


没料想二十年后终究还是食了言。因为他的好朋友,张淑香告诉他:“你应该来教《红楼梦》的课,现在的学生没耐心坐下来好好看那么厚的书了。”


白先勇听了一惊,这还了得?《红楼梦》都不读,“那他们长大了怎么办?


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也不顾先前的讲义早已灰飞烟灭,重新在母校开设《红楼梦》导读课程,领着学生一回一回地读下来。


▲ 白先勇主编《正本清源说红楼》,理想国出品


上课是在400多人的大教室里,连台阶上都坐满了人,白先勇看着这些比他小了半个多世纪的学弟学妹们,心里暗想,这里面只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能跟着自己从头看一遍《红楼梦》,就很不错了。


全书共120回,白先勇就足足讲了三个学期,共计100个小时。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物次第出现,书本的方寸之间,他带着学生感悟这其中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恍惚间天旋地转,时光仿佛回到七十年前——愁云惨淡的“陪都”重庆,大将军白崇禧府上花园山坡的一栋小房子里,罹患肺病而被隔离的男孩第一次翻开《红楼梦》的那个下午。


都是因为孤独。患病前,他是白家聪明伶俐的第五个儿子。


然风云突变,7岁的白先勇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


在那个无法医治的年代里,白家只好把他隔离在半山腰上,避免更多人被传染。


“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


▲ 1946年7月9日,南京大方巷,白崇禧一家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白先勇。


无忧无虑的童年在离群中结束了,孤独与敏感,成为了白先勇化解不开的人生底色。一日父母在家中设宴,他透过半山小屋的窗户向下张望,只见宾客云集,笑声四溢,父母与兄弟姐妹穿梭其间,个个喜气洋洋。


窥见大千人世间这般热气腾腾,白先勇顿感被世界遗弃,一时间悲伤涌上心头,终于忍不住放声恸哭。


这般少年初识愁滋味的光景里,白先勇推开大观园繁花世界的大门,就再也没有关上过。就像他说的,“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贾宝玉”。


他读到林黛玉进贾府,迎面而来大宅石狮、古董摆设,佣人的打扮气度不凡,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种压迫”;


读到元妃省亲,向贾母抱怨“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不禁感慨“蛮凄凉、蛮动人的这一幕!”。


还有尤三姐的刚烈、贾瑞的猥琐,“随便一个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气就活了”。


更不消说贾宝玉。红楼一梦,宝玉为重中之重,而如果将命运参差对照,白先勇身上总也逃不脱贾宝玉的影子。


▲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白家祖上是广西桂林的书香门第,1911年,时年18岁的父亲白崇禧投笔从戎,偷逃出家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自此投身中国近代史的滚滚洪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白先勇出生,是家中第八个孩子。


出生之时,父亲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桂林白家府上比起贾府毫不逊色,家中有上百口人进进出出。


在白先勇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在前线打仗,偶尔回来总是“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


虽是将领之家,却行传统士大夫家族的教育规范。车子不能随便坐,佣人不准打骂,“生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


好好读书更是每个后辈的本分,即使身在抗战前线,白崇禧还会时不时与家里通电话,一开头往往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既非长子也非幼子,两边都不受宠,敏感而聪颖的白先勇学会了用拼命念书来讨得家中的地位。


▲ 白先勇父亲白崇禧


动荡年代时局更迭,大后方安稳的童年不久便草草结束。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7岁的白先勇跟随母亲率领的八十余口家族成员匆忙逃难。离开时,家乡桂林烧成一片火海。


逃亡列车一路走走停停,后有日军穷追不舍,气氛紧张。一次火车暂时停靠,白先勇的姨婆带孙子下车吃东西,突然有人大喊“日本人追来了”,火车慌忙中开动,一老一幼来不及上车,自此白先勇再也没见过他们。


战乱贯穿白先勇的少年时代,从家乡离开后,他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香港短暂居留。1952年,白先勇随家人移居宝岛。


家族的命运亦随战乱由盛而衰。父亲白崇禧年少起兵广西,三十多年南征北战见证国运,经台儿庄一战声誉达到顶峰;随后却一败再败,打到最后不剩一兵一卒。


曾经令日本军队忌惮的“战神”,晚年被发配闲职,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


家道中落,人丁离散,白府之衰正如贾府。此番境遇中成长起来的白先勇,早早便感同身受贾宝玉所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禅机。


▲ 白先勇年轻时


这种感同身受,可以在白先勇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中窥见一二。


历代学者多认为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写,张爱玲更直称其“狗尾续貂”、“天昏地暗”,但白先勇却说后四十回“大放光明”,一定是曹雪芹写的。因为后四十回贾府衰落,没有经历过家世衰落的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悲悯和哀悼。


换言之,他经历过,所以他懂得。


他还将后四十回中“宝玉出家”一段,誉为中国文学的“喜马拉雅高峰”:


《红楼梦》全书最后,宝玉赤足披猩红斗篷,携一僧一道拜过贾政,转身消失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贾政追赶不及,返回船中方才了悟:宝玉衔玉而生,原来是来人世走一遭劫难。


1962年,母亲马佩璋病故,一生苦苦支撑大家族,享年仅59岁。母亲离去四十一天后,白先勇赴美留学,年迈的父亲在寒风中破例送到飞机梯下,将军一生戎马,此时竟老泪纵横。


▲ 1963年1月,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于松山机场留影,这是父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聚。


仅四年后,白崇禧撒手人间,正在异国他乡深造的白先勇未能赶上最后一面。谈及此事,他遗憾至今。


父子最后一别时,白先勇年近而立,当是时方觉“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一部《红楼》,半世人生,翻来覆去,好似一部对照记。


▲ 在美国写《台北人》时的白先勇


早在二十几岁时,他便搭出了自己的“大观园”,那是身为作家的白先勇。


切换到文学的语境中,他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但或许是作传统文化的“愚公”太过出色,这一部分近年来鲜为人所提及。


1968年小说集《台北人》问世,名列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七名。


全书受《红楼梦》的影响颇深,氛围如后《红楼梦》四十回般倾颓,写的都是天涯沦落人。有《永远的尹雪艳》里“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一把青》里偏爱“童子鸡”的遗孀朱青,还有《花桥荣记》里与洗衣妇偷情的落魄书生卢先生。


▲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白先勇把他们统称为“台北人”,同情他们不肯放弃过去,却又无可奈何。他像曹雪芹那样,冷眼审视这些被历史戏弄的大小人物,藉着尹雪艳之口说出:“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当时二十几岁的小年轻,写出来的却是七八十岁老人的心事。不管是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风华绝代的名媛,抑或是下层社会的娼妓,都写得恰到好处。在白先勇笔下,他们到头来都任由时间将青春腐蚀,化为一堆骨灰。


文学史大家夏志清先生提到《台北人》,忍不住交口称赞它“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


写完上一辈的人生虚无,随后又有《孽子》和《纽约客》,与《台北人》主题遥相呼应,写“后民国时代”里,自己这一辈的迷茫与彷徨。《台北人》卷首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纽约客》卷首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对照明显。


作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既写石破天惊的性少数议题,也写传统权威的父亲与离经叛道的儿子之间的微妙关系;而《纽约客》系列6篇,从六十年代写到二十一世纪初,跨度四十余年,探讨不同时空中,海外年轻华人永恒的文化失落与找寻。


▲ 白先勇与其一生挚友王国祥


《台北人》是体察,《纽约客》是经历。白先勇犹记得刚到美国时,“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那年圣诞节天降大雪,他一人住在密歇根湖边,从湖堤处放眼望去,天地悠悠,上下苍茫,作家心中突然泛起某种异动,“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


回到学校,他提笔写成《芝加哥之死》,讲述一位叫“吴汉魂”的留学生之死,文化寻根之旅自此开始。


如此看来,后来推广《牡丹亭》与《红楼梦》,也不过是25岁时的延续。



关于白先勇的文学造诣,世人常引用夏志清的评语“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却常常忽略其后半句“白先勇才三十二岁,还没写过长篇,凭他的才华和努力,将来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


只可惜出乎夏志清意料,在后来的年岁里,“巨人”的文学创作几乎陷入停滞,以至于除《孽子》之外,竟再无长篇小说问世。


白先勇把可能成为“文学伟人”的时间和精力,都交付给了昆曲复兴。


1945年抗战胜利,8岁的白先勇跟随家人在上海听戏,第一次听的就是梅兰芳的复出演出《游园惊梦》。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听得少年神魂颠倒,与《牡丹亭》的缘分就此结下。


六十年后,不甘于心中所爱衰落,他“振臂一呼”,出钱出力改编出一部青春版《牡丹亭》,后来连演了十几年、300多场,把原本门可罗雀的昆曲市场提升到“90%场演出都能满座”、年轻人都抢着看的位置。


只是,一个原本可以创造新文化的人,甘愿转变成文化的传承者,这样的选择会后悔吗?


“也许有些遗憾,还没有写出更多东西来,但我不后悔。昆曲也很要紧,这是老天要我做的事。”白先勇回答道。


他想起了2000年的夏天,在家中为一株佛茶培土时,顿觉心闷胸痛,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心脏已经堵塞了99%,命悬一线,当天立即做了心脏手术才“捡回一条命”。


发病前一个月,白先勇去了日本京都为800尊观音上香,忍不住掉下眼泪。


遇佛落泪,搬“佛”救命。经此一劫,他唯心地觉得,这应该是佛的旨意:“菩萨留我在世上,可能还要我做点有用的事。”


这有用的事情,大概就是昆曲与《红楼梦》。正如他一本书的书名: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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