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为什么历史上“坏人”往往能赢？

最近有两个马老师很火，一个是马云老师，另一个是会使松果弹抖五连鞭的马保国老师。但如果你看过西方思想文化史，500多年前马基雅维利老师 “不讲武德”的名声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对政治生活的思考是真有点东西。有个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指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要不顾一切成为强者掠夺别人的资源，还有一个词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指的是一个人所做的一切操作都是为了自己。这些词其实有个更笼统和经典的称呼，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君主论》，作者正是马基雅维利老师。这本书被后世诟病为“授恶之书”，但把它看作一本权力游戏的诡计之书实在是不够体谅。按照马老师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其实非常实际，它的核心标志是在思考政治生活时，对道德伦理做了切割后，进行一种中立的技术分析。

（一）

首先，马老师在《君主论》的前11章讨论了建立君主国的三个方式：

第一种，凭借自己的武力或者能力得到；第二种，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天降幸运得到；第三种，运用邪恶手段而得。

第一种类型的君主，指的是每一朝的开国之君，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武力或是能力来开邦立业。这些君主其实没有太多的运气，但他们具备对时机超强的把握能力。比如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种君主控制下的政权往往是最为稳固的。

第二种类型的君主，是类似于东汉末年的汉献帝这样的傀儡皇帝，他要依靠其他军阀的武力才能坐稳江山。东汉末年，中央权力式微，军阀割据混战。汉献帝之所以可以延续汉家王朝，单纯依靠的是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运气。刚开始被董卓挟持，辗转后又落到曹操的手里，最后通过禅让的方式体面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但这种运气不会持续太久，因为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傀儡对于诸侯的利用价值也会随之变化。诸侯的意图，对君主的忠诚也会随之变化。这种君主名义控制下的政权往往是根基不稳的。

第三种类型的君主大致相当于隋炀帝类型的君主。六亲不认、心狠手辣，毫无恻隐之心。隋炀帝们虽然用邪恶的手段获得了统治权，却换不来荣誉。比如说，中国有一种臧否帝王的规则，就是在帝王驾崩之后，史官会用谥号来盖棺论定。“炀”这个称号就是用来骂人的，有德行不好、贪淫好色、众叛亲离的意思。但是，这种君主并非没有能力。只是，他的暴虐和不人道行为不允许他跻身在最伟大的队列。

马老师在第十二至十四章讨论了军队的建设，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不能依靠雇佣军和援军，也不能诉求于其他国家。在他看来，雇用军都是混饭吃的零时工。他总结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位20世纪领导民族解放的伟人也讲过类似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

（二）

《君主论》从第十五章起，马老师以一个著名的准则教导君主，就是“如何作恶”。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就是出自这里：“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地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地手段。”这当然会被庸俗地理解为西方版的“厚黑学”。但马老师不仅仅是一个教人调整手段，切中目的的实用主义教师，他还像一位解剖师，对善恶的基本道德词汇做了一番价值重估。

君主拥有道德和存在恶行并不矛盾。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如果君主照办可能会自取灭亡；有些事情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国家带来福祉和安全。

每一个君主都是爱惜羽毛的，即使他内心并不道德，但是他也不得不装作道貌岸然。比方说慷慨和吝啬。就常人来说，慷慨是美德，而吝啬是恶行。但对于君主来说，慷慨未必就是美德，吝啬未必就是恶行。假如一个人如果享有慷慨的好名声，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出手阔绰的特质。君主的钱财基本来源于臣民百姓，假如君主对少数人过于慷慨，肯定会加重多数人的税收负担。这样的话，对于少数获得赠与的人来说，君主是慷慨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君主是吝啬的。那么如果君主不把“吝啬”当作不好的品德，君主的收入就会丰盈，而且不会打扰到臣民。对于没有获得赏赐的少数人来说，君主是吝啬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君主是慷慨的。

再比方说仁慈和残忍。所谓非常时期需用非常手段，有时候雷霆手段才能不给臣民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这样才能使君臣一体，秩序得到恢复。2009年希腊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就是因为政府过于仁慈，对于削减人民福利的计划一拖再拖，结果积重难返。

如何在合适的时候，巧妙地做一个恶人，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善恶，只不过是工具和手段，而是要根据目的，去调整善恶的状态。他在第十八章写了一段更意味深长的话：“君主应该显得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马老师还加了一句：“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意思很清楚：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君主，双手必然沾满鲜血。但成功之后，必须学会掩盖他们，做一个伪装者。虔敬信神表面上是好的，但真正实践起来对现实利益伤害很大。

马老师的重点在于，你要“做得好”，而非单纯“做个好人”，就必须抛弃诸如左脸被打，还要把右脸凑上去，宽恕敌人罪恶的基督教德性，你必须学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在基督徒的无辜和马老师的“新道德”之间不存在任何和解的可能性。无辜的人喜欢安全，喜欢过一种无可指摘的道德生活，但这种安全完全取决于君主对权力的无情运用。

马老师最想告诉我们，过一种道德良善生活取决于一种道德恶的背景。如果不能接受政治生活的责任，如果不能承受欺骗、残忍、甚至谋杀的必然性，那么请你退出这场权力的游戏，不要将高尚的无辜，比如所谓基督教的“正义”，强加在政治的技艺之上。

（三）

在《君主论》的第二十五章“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马老师对当时神权笼罩下的命运观做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思。

之前流行的思想是，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哪怕人类殚心竭力也不能改变分毫。塞涅卡有句名言是很好的概括。他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马老师思考了这个命题，然后表示不同意。虽然政治事务好多时候是意料之外、随机的偶然事件，但人的智力、谋划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他猜想“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也就是说命运假如决定了我们一半的生活，那么人类的能力就是塑造自己另一半的生活。他把命运比作具有毁灭性的滔滔大河，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创造出类似于堤坝这样的人工障碍，以此来控制难以驾驭的事物，那些过分依赖命运垂青的人都将走向毁灭，比如一直盼望自己彩票能中奖的人；相反，那些顺应时代的人更有机会取得成功。

这当然看起来有点像“命运偏爱有准备的人”的翻版，但是马老师走的更远，他所说的“能力”中包括某种暴力和侵略的维度。在他看来，命运更倾向于回应迅猛而非小心翼翼、回应英勇果决而非温和适度。

最后来总结一下腹黑马老师的生猛思考。第一，政治和道德无关，要在人性之恶的基础上思考政治。第二，君主要具备狐狸和狮子那样狡诈和凶猛兼备的政治权术。第三，政治家从来都是沾满鲜血的，要勇于运用自己的能力去面对命运。

《君主论》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智慧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给你了一个从利益角度看问题的思路。它最合适的读法其实是对照着这几年的国际形势，各国匪夷所思的操作背后其实是有着合理的利益解释的，整个世界局势其实是一出活脱脱的马基雅维利群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