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册Lesson 9

 40年的激励
1956年，我和约翰·布雷尔第一次见面，那时我们都已过花甲之年，但是，他的确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约翰·布雷尔是通过嘉丽阿姨才进入了我的生活的。约翰·布雷尔也称她阿姨，而她把约翰·布雷尔干脆称作"我的另一个侄子小约翰"，并且经常提起他。

约翰·布雷尔和我同岁，嘉丽阿姨认为这是我的福气，可我认为这简直是倒霉透了。在我能理解那些对比之前，我们之间已经被进行了数百次对比。我记得第一次把我们进行比较是在我开始上学之后不久，我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叫嚷着要回家。不久之后，我母亲报告说，嘉丽阿姨的另一个侄子跟我同一天开始上学，如鱼得水般地高兴。




此后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对比。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九九乘法表他全会，而我那时还在吭哧吭哧地背4的倍数表；嘉丽阿姨以前来访是我最受欢迎的，可是我此后开始有些害怕了。她肯定还会从挎包里拿出巧克立或是六便士；但是她一走，妈妈一定会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

"嘉丽阿姨刚才对我说，约翰·布雷尔......"

对比的结果总是我不如他。那个讨厌的家伙，足球赛时，他只要一上场，准会得分。在这方面我知道我不如他，对于球赛，我是一窍不通。

妈妈意是把我每一点小小的成绩传递上去，我觉得这样做好像是不吉利。在上小学时，有一次一家杂志刊登了我写的一个故事，妈妈真是高兴得忘乎所以。

"我一定要再来一份，"她说，"这样，嘉丽阿姨就可以给约翰·布雷尔的母亲送去一份。"真是恰得其反！她收到的回信带来了约翰·布雷尔获得奖学金的消息。

我们两个男孩子从未见过面，为此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不过，那时从萨福克郡到格洛斯特郡旅行所需的时间，就象今天从萨福克郡到纽约一样多。嘉丽阿姨总是说："说真的，你们两个孩子应该认识一下，我敢肯定你们会成为要好的朋友。"有一两次，她试图安排约翰·布雷尔假期和她呆在一起。上天可怜我，总是有事使他不能在假期里到嘉丽阿姨家小住。

不过，有一次我是幸免于难。有一对老夫妇，是我父亲的远亲，要庆祝金婚。他们住在伦敦，邀请我们的信措辞确实情深意长，爸爸肯定会接受的。他一接受邀请，嘉丽阿姨就兴奋来到我家。这个世界真小，布雷尔一家曾经是爸爸远亲的近邻，他们一家三口也被邀请赴宴。嘉丽阿姨走了之后，妈妈对我说：

"你整天缩成一团坐着看书，就等你的背弯得象一张弓嘛。出去透透气吧，晒黑点你的脸色会好看得多。"这时我意识到，我们两人心中的约翰·布雷尔是一样的，身材魁梧挺拔，比同龄人高大，长得很英俊，脸晒得带点褐色。我服从地站起来。

我的背并没有因为散步有明显的改进，太阳也老是躲着不肯出来，所以妈妈就试了另外一个办法来改变我的形象。

"反正你复活节也得添一套新衣服，还是现在添了吧。"
在我们就要出发去伦敦的头一天晚上，妈妈来到我的房间，让我试那身新衣服。从娃哈哈表情我可以看出，新衣服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可是妈妈不轻易服输，长相不是一切，至少我的举止应该过得去。于是，她给我下了最后几道指示，我不断回答，"是妈妈"和"不，妈妈"，和"我会记着的，妈妈"。最后她说：
"好了，快点上床，睡个好觉。"
我没有睡好，那是我睡得最糟糕的一个晚上。我的下巴疼起来了，疼痛一直向上串到脑袋，然后又折回到两耳，再往下延伸到喉咙。肉体的痛苦不说，我还受精神压力的折磨；我祈求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把这次会面化为泡影。
那天早晨我眼睁睁地看着天色亮了起来，听到清晨第一只鸟叫。好象过去了几个世纪之后，我听到父母房间里的闹钟响了起来，庆幸自己熬到了头，赶紧起了床。我比以往更为认真地进行了洗漱，然后穿好衣服，为了对得起这次会晤，我特意对着镜子系领带。片刻间，我以为可能是太紧张了，所以眼神不好；看着镜子里我的那张脸，我勉强能认出是谁。下巴肿得看不见耳朵，我好象连脖子也没有了。
我害怕极了，摇摇晃晃地进了父母的房间。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今天早上看起来很好笑？"
他们都转过脸。我母亲尖叫起来。父亲说，"我不认为好笑，你看起来不太寻常了。"
我得了流行性腮腺炎。这使得我对祈祷不再抱有偏见。

岁月没有止步，对我们俩的比较也继续进行。关于约翰的聪敏和进步的最新情况总是及时通报给我，节日里是言传，平时通过书信。在这种激励之下，我终于开始寻找一件我能够做的事，一件我能够做得出众的事。找到了那样的事以后，我就拼命地干，其它什么也不顾；就让我在这一个方面胜过约翰·布雷尔吧，他可以在其它方面都比我强。

当约翰·布雷尔授命远赴印度担任某个前景光辉灿烂的职位时，我只不过是格拉布街的一个潦倒的文人，要是有一个星期能掐五英磅就算运气不错了。这证明他掌握九九表的能力可不只是一时的成功。他已经成了一位财经高手。在日报上有一张关于此次任命的照片。

嘉丽阿姨拿了剪报给我母亲看，那是她的最后一次报告。她在她另一个侄子有所成就之前就去世了。

在接着的四十年间，有三、四次我看到报纸上提到约翰·布雷尔。报上登的这些报道记录了他稳步取得的成就，使他最终在1956年被授予勋爵爵位。那件事报纸用了半个专栏来宣传。在一次会见时，有人问他休闲时打算干什么，约翰勋爵回答说："希望打高尔夫球，我从来没有时间认真地打过。"我再次想像他是什么样子，削瘦、健康的肤色和满头保护得极好的银灰色头发。遗憾的是报上没登出他的照片；我几乎可以毫无惧色地看他的照片，因为那时我在自己的领域里也不是一事无成。
那年冬天11月份的一天，晚饭前，我正在我的俱乐部里品着一小杯雪莉酒。听到身体后有咳嗽一声，我转过身去。我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人，他的脑袋秃得闪闪发亮，他的塌鼻子看起来小得难以支撑那副沉重的镜框。怯怯地，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答应了。我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不时有陌生人与我说话，无论他们怎么奉承我，我却免不了尴尬几分。

"我叫约翰·布雷尔，"小个子男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曾有同一个阿姨。"

我迅速站起与他握了握手，表述我因终于见到了他的喜悦，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喝雪莉酒。很快他不再结巴了，我也不再胆怯了。

"过去听说那么多关于你的事，"他一边大笑，一边说。"后来听说你在这儿，我禁不住让人给我指出你来。不过你要是还有一点像我想像你的样子，我想我是不敢走近你的。你瞧......我一直认为你至少有八英尺的个子，长得很英俊，天分比达·芬奇还高，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想像长大的。"他笑得更开心了--我知道为什么！"真的，"他说，"按嘉丽阿姨信里对你的描述，还有我母亲给我念这些信时的神态。你让我害怕了一辈子。"
"按你母亲来信中说的你的那些事，那是小巫见大巫。"我说，"每当你取得了成就，他们都告诉我。我一直认为你有九英尺高，长得比罗伯特·泰勒还要帅，比丘吉尔还要多才多艺。这么说他们两头玩的是同样的把戏，是不是？"

我们笑了起来。
我们彼此望着。后来可能我们俩都意识到了，我们呆的地方不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常来光顾的场所；再者，对淘气的男孩子来说，有人时不时地从后面戳他们一下根本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共同举起了酒杯，尽管谁也没有说话，我明白我们是为嘉丽阿姨而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