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4 如何与非典型雄辩症患者相处（那种与你交流时，永远要正确的人）

【今日课程文字（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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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说到“圣人议而不辩”，关于辩论这件事情，真是值得正在迈向更开放世界的中国人学习的东西。有时，我们会在公共媒体里面一些国家的人为了一件事争论、辩论，显得很“民主”、很开放、很聪明的样子。

尽管我不是公知，但我认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我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公开辩论的。

梁启超先生在他四十岁那年去美国，他想看一下在那种权力制衡下的民主辩论之后，华人会产生什么变化。然而，他发现华人就算到了美国社会，在那样一个游戏规则很清楚的既定环境下，还过着过着就过成了一个类宗族社会（类似于宗族的社会）。

那时他有点儿沮丧。于是回国以后，就不再那么执著地想在当时去推动一个所谓的偏向美国式的政治结构。

梁先生曾经认为，他不对这件事情进行评价，只是跟大家分享。在谢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里面是这样记录的：“梁启超到四十岁以后就发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老大社会，或许更应该向英国或者像日本那样借鉴他们的政治框架，在那个时候，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或许走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方式更合适。”

当然，历史不是照梁启超先生的那种设想走的，但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他有他的观察，也有他的无力感。后来，他就不再参与太多关于应该怎么设计顶层架构上的辩论了，反而觉得与其做无用功不如回去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梁启超先生的八个孩子都非常优秀。他们无论是在学术、事业，乃至婚姻上，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巨子的孩子当中较为优秀的。

最近，微信朋友圈里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说我们欠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一个道歉。当年，梁思成先生就已经预言，北京如果按照那种工业化的大都市方式去设计，把城墙给拆了的话，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历史用了短短不到六十年的时间，证明了如果当时的北京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去设计的话，地球上会保留一个像古董一样美好的城市。庸俗点儿说，你到北京来别说买房子了，过来住一天都应该是买门票的，因为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公园。

庄子说“圣人议而不辩”，辩论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呢？大家在一个好像很合理的框架下吵来吵去。纵观地球上各个国家，有一些国家议会辩论得沸沸扬扬，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引入了所谓的议会民主辩论制度，最后却变成相互指责、相互推诿、竞相作秀的结果。

在公司治理层面也是这样，以我小梁亲身了解的一些公司，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公司，本质上是强人管制的结果。如果一个公司的老大自己没有想清楚，没能变成一个贤明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的话，放手让大家自我制衡、自我平衡，结果往往带来的不是群策群力，而是相互的、过度政治化的公司管理。

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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